第三章 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标引

一本本具体文献是书目的基本对象，也是目录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和编码单位。文献的本质决定了书目的标引方式，并进一步影响到文献单元之间关系的揭示方式。总体上，中国古代目录学以“1911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所谓“古籍”为对象，而古籍是渊源于“仁式”文明的价值论存在。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独特的内容旨趣与形式结构。近代以来，经过西方“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洗礼，“新书”也转化为一种知识论存在，它直接对应于因观察事物的角度与方法的改变（即以学科化和逻辑化为取向）而导致的文化本质的差异。相应地，西方逻辑分类和形式主义目录亦成为整序“新书”的主流类型。王云五（1888—1979）曰：“当此中外新旧学术尤须沟通，以资比较之时，我觉得我国旧日目录学之分类法，不仅有粗疏含混之嫌，且苦不能与新学术或世界共同之学术沟通，因于民国十四年间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之创作，以美国杜威氏之十进分类法为底本，而将我国旧学书籍按照性质，分别插于相当的地位。如此，则中外图书同性质者可同列一处，性质相近者，亦列于相近之处，中外学术即可借此沟通”。王云五认为“我国旧日目录学之分类法”不能容纳新书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仿拟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新式书目能够容纳“我国旧学书籍”则值得怀疑。事实上，用现代分类整理古籍，就像把一种语言平面地交换为另一种语言，可以做到表面上的文从字顺，但原文词语的背景和言外之意都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大陆《中国古籍总目》、两岸五地《中国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乃至一般图书馆的古籍部仍使用传统四部法（或增益丛部为五部）分类旧籍的主要原因。

显然，“文献是什么”是所有目录工作的前提，它涉及文献之所“是”以及何以“是”的本体论问题，诸如，文献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其存在的依据何在等等。对文献本体论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方不同目录学的逻辑起点，直接影响到对文献关系的结构性选择。而中西方文献本体论的不同，又根源于各自不同的哲学传统和认知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