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得东风鼓征帆
——1990—1995年北海发展追忆
帅立国：时任北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1995年调任广西旅游局局长。退休后担任广西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北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
北海市政协邀我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30周年撰文，以志纪念。遵命提笔，把思绪拉回到那个难以忘怀的年代……
自到任北海市长一职，5年后挥别，再次回想当年，弹指一挥间，不觉过去了将近20载。对于北海的发展历程，1990—1995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段，可堪彪炳青史。作为一个时代发展大潮的亲历者，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北海建设发展的参与者，今仅撷取其中几个侧面，为这一史页补订。
谋划突破：造势、布阵、用将
1990年5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辉光找我谈话，传达了自治区党委的决定：调任我为北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第二天，带上调令和户口迁移证，我只身一人踏上了履新之路。经过南宁—北海三级公路漫长的6小时车程，踏入北海市地界之后，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即兴填下词一首《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驱车下北海
穿越乌家岭，飞驶上洋前，闪来合浦田野，稻浪绿无边。心境豁然开朗，身似离弦快箭，思绪舞翩跹。此次下北海，倍感任程艰！
跨江口，走赤壁，过榕帘，银湾半岛，城市秀丽赛珠仙。开放改革巨潮，席卷中华大地，日月换新天！南桂有佳土，何为不争先？
（注：乌家、上洋、江口（总江口）、赤壁均为合浦县与北海市区所属的地名。榕帘——北部湾中路一段，两旁榕树遮盖全路，如同遮阳帘。）
“此次下北海，倍感任程艰”，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情。
1984年，北海市从一个基础薄弱、产业弱小、交通不便的城市，迈入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行列。到1990年，虽经六年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1990年，城市人口20万人；建成区14平方公里，没有一条人行道硬底化的马路，没有一辆出租汽车，只有6条公共汽车线路、一盏红绿灯、一个交通指挥岗。全市工业总产值不到5亿元，主要为小型的化肥、农药、机电、纺织、造漆、蔗糖以及原轻工系统的烟花爆竹、日用陶瓷等。年产4万吨硫酸普钙厂当时在北海就成为最大的龙头企业，除了水产企业以外，没有其他拳头产品；市区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只有8042万元；全市发电量只有1391万度；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期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52万美元——这些数字充分反映了北海市当时的城市规模和经济水平。
然而，北海又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和突出的区位、资源、政策优势。北海的历史可上溯到商代，秦代属象郡，秦汉期间属南越国。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南越国置合浦县，辖北海，属交州。早在2000多年前，今北海所辖的合浦就是我国华南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来自中原、江浙的丝绸、瓷器、茶叶经此远航东南亚、印度、波斯、地中海，换回沉香、玛瑙等。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后，北海与温州、芜湖、宜昌被列为通商口岸。英、法、美、德、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在北海相继建立领事馆或领事级办事机构，同时开设海关、电报信馆（邮政局）、洋务局、医院、学校、教堂和工厂。它曾是我国南方的对外窗口和繁荣的商埠。北海地处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东邻广东，南与海南省隔海相望，西濒越南，是广西乃至西南地区连接香港、澳门的前沿，是大西南连接东盟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占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北海还拥有丰富的土地、淡水、港口、水产、海洋、矿产、旅游等资源，享有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
在这具有悠久开放传统、独特区位优势、丰富资源和政策优势的基点上，北海注定应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南桂有佳土，何为不争先？”我在问自己，也暗暗下定决心，在北海这块热土上干一番事业！
我曾在“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工作25年，并担任过集团公司和省一级工业管理部门领导工作，我深知发展工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也曾在美国留学时做过城市建设方面的考察，深知城市的建设、发展和管理并非易事。身担“一市之长”的职责，肩负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北海市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投资环境诸多因素制约的现实，北海要想实现突破并超常规发展，就必须选择、确立一个科学有效、不落窠臼的战略。
到任北海后，除正常工作之外，我用一年的时间，深入北海城区、街道、工厂和合浦县所属的18个乡镇进行调查研究，不计其数地找干部、群众座谈讨论。1990年10月，市委书记和我带队，组织了四套班子领导及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大型赴广东考察团，先后到湛江、阳江、江门、广州、汕头、珠海、东莞、恩平、吴川、开平等市县对广东的经济社会开发建设进行全面的考察学习。经过调研和考察，北海发展的战略思路在我脑海里基本形成。1991年5月19日，我在北海市全体中层干部“生产力再教育”辅导大会上，作了题为《造势·布阵·用将——北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报告，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实现北海改革开放新突破、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想。
“造势，布阵，用将。”简而言之：造势，在北海造就一种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的高屋建瓴般的大势态；布阵，采取“墨迹布阵”法和多种策略，布局北海的对外宣传、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文化建设，形成大开发大建设的大格局；用将，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引进人才，敢于和善于使用、培养干部，配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支持并放权让各路人才、广大干部人尽其才，施展才干，建功立业。
这一战略思路经市委讨论后很快就付诸实践。
——加强对外宣传，健全新闻报道体系。邀请国内外主流媒体记者到北海采访，在国内外大力宣传北海的地缘经济优势；建立市四套班子统一对外的公关接待机构；创办“北海国际珍珠节”；开发以北海银滩为重点的滨海旅游资源等等。这些宣传大大提高了北海的知名度和城市形象，并不断强化了外界对北海“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口”“东南亚进入中国大陆的桥头堡”“中国下一轮大开发的重点城市”的认知度，成功地营造了北海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的大态势。
——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讲动员。组织学习邓小平的理论，特别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广东考察学习取经，重点解决领导班子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问题；组织全市各级政府、部门查问题、找差距，出点子、定措施；由市委政策研究室牵头，发动大家讨论研究，制定符合北海实际、合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北海改革开放的系列政策；聘请综合开发研究院参与编制《建立北海经济技术协作开发区》研究报告；认真做好“八五”计划和十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编制重点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建立项目储备库等等。精心地为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做好各项准备。
——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实施超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采取“墨迹布阵”的城市发展模式；制定前瞻性的产业布局；实施“低门槛”、“筑巢引凤”与“引凤筑巢”相结合的策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积极开展外引内联，组织了无数次大小规模的经济、技术、商贸、引资活动，引入海外投资和内地企业嫁接合作等等。推动了土地二次开发、城市和产业发展。
——大胆起用人才、提拔本市一批素质高、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委以重任，或直接进入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同时，我们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手段，从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空降一批；从全国各地调进一批；在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地商调一批；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通过各开发区及开发项目引入一大批。这些人才，多是教授、博士、硕士、企业高管、高级工程师、律师、记者、作家和艺术家，不仅具有广阔的视野、专业的造诣、精明的才干、成功管理企业的经验，还拥有广阔深厚的人脉和社会资源。他们或供职于政府及政府部门，或主持开发区、企业的高层管理，或活跃在经济、文化各界，成为北海改革开放的骨干，为拓宽北海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思路是符合北海实际的，是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发展要求的，是可行的。
后起争秀：天时、地利、人和
1990年11月22—23日，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陪同下到北海视察。这对于正在苦苦探寻改革开放思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北海，无疑是盼来了“及时雨”。
两天时间里，江泽民同志视察了北海港万吨级码头、太平洋水产冷冻加工厂、北海光学透镜有限公司、北海水警区和银滩海滨浴场（后称北海银滩公园）。我和市委书记全程陪同。视察银滩时，江泽民同志看到美丽的银滩，兴奋不已！走到云南省建的接待站“观海阁”（当时银滩唯一的砖混建筑）时，他被室内墙上张挂的琳琅满目的银滩一期工程的设计图纸吸引住了，停下脚步，询问银滩旅游开发的有关问题。我们借着讲解的机会，顺势谈起北海的改革开放思路。江泽民同志拉过一把椅子，拿起一瓶矿泉水，坐下来，说：“你们坐下来，谈谈！”就这样，原本短暂的小憩变成了专题汇报。在市委书记作了简要汇报后，我向江泽民同志重点谈了北海的历史、资源、地理优势，特别是北海在国家外交战略和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缘优势和作用，并简要汇报了北海发展的基本思路。此时已超过预定时间，江泽民同志打断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的提醒，继续饶有兴趣地听我们的汇报，并从美国的国家管理谈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问题。最后，他说：“概括起来，你们是‘后起之秀，前途无量’。我还有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还要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你们的前景很不错，但中期规划很重要，一定要把规划搞好，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北海的优势，促进广西以至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后起之秀，前途无量”是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北海的充分肯定和殷切期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代表了党和国家对北海发展和工作的要求。
后起而成为新秀，这是此后我们全部工作的奋斗目标。
江泽民同志给予北海“后起之秀，前途无量”的高度评价，大大提高了北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特别是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掀起的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为北海的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创造了极好的“天时”。
1990年至1995年4月，短短几年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乔石，副委员长倪志福、布赫，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朱镕基、邹家华、吴学谦、姜春云、李岚清，国务委员宋健、王丙乾，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谷牧、马文瑞、卢嘉锡、王光英、司马义·艾买提、程思远、洪学智、杨汝岱、钱伟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常委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领导相继到北海视察，他们对北海的发展表示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并寄予厚望。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各相关部门领导轮番多次到北海视察指导工作，亲自领导了北海的改革开放。
凭借这股强劲东风，在经过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北海市经历一百多年的沉寂、改革开放之初十来年的艰苦创业，继深圳、海南之后，跃上了百年不遇的发展潮头。
1992年4月19—22日，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北海主持召开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区域规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海南等省以及成都、重庆等市和国家11个部委的负责人。邹家华指出：北海的位置对西南、华南部分省市的经济发展很重要，北海要充分发挥出海口的作用。他在接见北海市党政领导时强调，中央是绝对忘不了北海重要的战略地位的。这次会议和邹家华的讲话，再次从国家专业的层面上肯定了北海的地缘经济优势，为北海的改革开放造势添加了一把火。
1992年8月5日，由北海市人民政府主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关于建立北海经济技术协作开发区》研究报告论证会。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西南华南七省（区）负责人，著名经济学家马洪、杜润生、于光远，北京、香港等地新闻媒体和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代表160余人参加论证会。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提出借鉴自由港模式，由西南五省（区）及重庆、成都、广东、海南共同开发，加速北海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口的建设。自治区副主席雷宇代表自治区政府表示，广西赞同研究报告提出的三项建议：1．加速营造国际化经济环境，发展一批产业群；2．将北海建设成多功能开发区；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到会并讲话，强调大西南要联合起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会后，经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于1993年3月12日批复同意北海组建“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同时指出：为了推动西南和华南部分地区的联合协作，可由各方根据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自行组建“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北海经济技术协作开发区”的创意，为北海与大西南地区的合作与对外开放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们因势利导，提出了“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的区域发展合作战略口号，重点抓住全国内陆省份，特别是大西南各省的一种思想和心态：发展外向型经济必然要建立自己的出海口。由于过去行动慢了，没有抓住深圳、海南改革开放高潮的机会。面对北海这一东南亚的桥头堡和国家建设西南出海大通道的这次机会，绝不能丧失。因此，大西南与内陆省市的主要领导纷纷带队前来北海考察。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带队考察北海时说，四川省的改革开放是“苦海无边”，就是苦于没有出海口，没有边境口岸。因此，要“借船出海”，要“大西南联合北海走向东南亚”。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带队考察北海时对我们提出的“一城系四南”表示“异议”。他说：“北海提出‘一城系四南’不全面，应该加上湖南，叫‘一城系五南’”。一时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远在西域的西藏自治区、西北的新疆自治区、北疆的黑龙江省，各地的政府代表团以及企业商家纷纷下北海，来势之猛，前所未有，北海成了当时中国大开发的热点城市。
在“人和”方面，我们在营造良好投资、营商环境的同时，着力政策设计，调动各方面的开发建设积极性。
1992年10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安置市郊被征地农民的政策，规定凡是成片开发区大面积征用农村土地时，必须按照10∶1的比例留足农民就业用地，并规定此土地必须作经营性开发，不得出让和私分，开发收益作为全体村民的分红，保障村民在失去土地生产资料之后，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并成立市、区、乡、村四级共管的北海农民转业就业培训中心，负责培训失去土地的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并规定开发区必须优先招用他们到开发区工作等。这些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收入和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推进开发建设的土地征收、拆迁进度。
推出“筑巢引凤”政策，即由政府出资征地并进行“三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再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开发。推出“引凤筑巢”（又称“成片开发区”）政策，将土地大面积、低价出售给开发商，由他们出资进行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后，进行二次招商。征地所需费用和大配套（通往开发区的三通一平）费用就是成片开发商所需缴纳的土地费。对完成成片开发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后，开发商再招商引资所取得的效益，全部留给开发商。并大胆放权，赋予开发区相应的规划、经济管理权限。在乡镇企业城、现代产业城、新世纪高科技产业城、四川国际经济开发区、贵州开发区、中国侨城（华侨投资开发区）、港澳开发区、湖南省北海经济开发区、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以及北海市“工业开发区”等10个成片开发区里，将市政府拥有的项目批准权限下放给开发区，市政府只控制开发区的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三项。每个开发区的规划必须严格服从北海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符合北海市产业发展的要求，呈报市规划委员会审批后方能动工。各开发区获得市政府授予的相应权力后，感到有了自主权，在丰厚的土地期望值的推动下，他们到全国各地四处招商，有的还招到国外去。这个政策，在城市布局上，如同市区泼下十块重墨，当墨迹扩散开时，城市规模迅速扩张，这种“墨迹布阵”大大提高城市的生长速度；在招商引资项目开发上如同把一个北海市政府变成了十个政府，大大推进了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的规模和进程。
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强和完善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简化审批手续，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改进政府作风。为开发商创造一种宽松、和谐、高效的投资软环境。
在北海实行的“低门槛”、“筑巢引凤”与“引凤筑巢”等一系列政策，反响空前，应者云集。有人戏称“各路大军入北海”，所谓川军、粤军、湘军、中央军（北京）、东北军、滇军、黔军等都入驻北海，全国35个省市自治区（含计划单列市），包括西藏、新疆都在北海设有办事处……
18个国家和地区、全国各地的企业和投资者到北海投资兴业。仅据1990至1993年3月的不完全统计，北海内联企业1830家，内联资金92.15亿元；外引项目500多家，资金38.41亿美元，占全广西实际利用外资的一半以上……
一个城区人口仅20万人的城市，竟然从全国各地来注册的公司达1300多家（大多数为房地产公司）、全国近百家设计院在北海建院或设立分院、240多家建筑公司进驻，外来的建设工人超过10万人……
那时的北海，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工地。塔吊林立，挖土机、推土机、搅拌机声昼夜不停；500万吨炼油厂、2万吨粘胶纤维厂、120万千瓦发电厂、集装箱厂、特种钢管厂、大豆加工厂、特种面粉厂、墙地砖厂等一大批项目奠基动工；铁山港区建设工程、机场扩建及3200米跑道新建工程、新港二期2.5万吨泊位工程、北（海）铁（山港）公路和钦州至北海铁路建设工程相继动工；新建的宽阔的柏油马路纵横交错，绵延伸向远方，构筑了近200平方公里的新城区框架，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正像北海本地老百姓所说的：一个月不到街上走走，就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天时”里，我们充分运用“地利”的优势，积极营造“人和”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北海市人民和外来投资者的聪明智慧和积极性，使北海在短短几年间，无论是城市规模、产业规模、对外影响、经济总量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1990年到199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是：市区总面积从257平方公里扩大到957平方公里。建成区从14平方公里扩大到28平方公里。市区人口从20万人增加到48万人。国内生产总值（按1990年可比价）全市从17.6亿元增加到89.9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2.9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436元提高到6728元。全市财政收入从1.58亿元增加到5.87亿元，其中市区从8042万元增加到4.4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591元增加到5653元。“八五”时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1.75亿美元，比“七五”时期增长64.3倍。“八五”时期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共完成111亿元，比“七五”时期增加了100亿元，平均年增长58.78%。1991年到1995年基础设施投资完成28.6亿元。
眼光向外：引资、突围、解困
1994年，不少北京的朋友给我说，中央要抽紧银根了，北海要提前采取措施。我与市委书记商量了这个问题。我们统一的意见是：要想保持北海的开发势头，只有加强引进外资。
我把北海市政府的智囊们召集在一起商量引进外资的对策，并达成了加强引进欧美资金的共识。在干部会上，我分析了北海当前的经济形势，谈到以下的观点：“宏观调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机遇。因为宏观调控时期，各种投资成本都会降低，更便于开发建设。只要我们资金跟得上，北海就不会垮下来。中央现行政策对引进外资并没有控制，我们要在引进外资上，下大下足力气。”“我们引进外资的对策是：第一，把引进资金的方向从港澳、东南亚转向欧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引进港澳和东南亚华人华商的资金。一是因为他们有爱国情结，二是他们多为家族经济，决策快。但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小，而欧美的资金是社会资金，总量大。第二，欧美引进资金的难度大。一是政治、文化的差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他们主要持观望态度。二是，他们资金运作很规范，决策慢，时间长。他们不相信中国可行性报告的分析和数据。第三，突破口在于要找到一家西方权威的咨询公司，如同著名的兰德公司那样，由这样的公司来引资，十有八九能成功。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
大家听了我的讲话后，纷纷建言献策。1994年秋冬的一天，市体改委主任陈向群对我说，他有一个在冶金部工作、担任中国冶金建设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的朋友，叫王礼华，多年来一直负责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与众多欧洲公司尤其是德国公司关系甚好，可以引进欧洲的资金进入北海。问我见不见？我立即说：“见！”
不久，陈向群向我引见了王礼华先生。王礼华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好朋友——德国著名咨询公司V.康绍尔特（V.Consult）公司董事长奥斯特瓦尔德（Osterwald）先生。他是德国贵族的后裔，祖父是德国著名的雪茄烟制造商，到父辈时衰落了，他决心要重振他的家族。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在德国很有影响力，曾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交情深厚。我说：“很好，我们求之不得。”
过了一段时间，王礼华就陪同奥斯特瓦尔德先生一行访问北海。我接待了他们，并陪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参观了北海的整个市容和涠洲岛。奥斯特瓦尔德对北海很感兴趣，特别是看了涠洲岛后，兴奋不已，高度赞扬涠洲岛的风光，尤其是至今仍保持着岛上的原始风貌，极具旅游价值。在回来的船上他向我滔滔不绝地谈了对开发涠洲岛的想法。回到宾馆后，他彻夜不眠，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谈了他对整个北海开发的构想。王礼华对我说，德国人与日本人不一样，他们有日耳曼民族的血统和自豪感，办事认真，不讲客套话，说不做就不做，一旦决定要做，就会认认真真地做到底。王礼华希望我们抓紧跟进。我也希望他与德国人保持联系，并做好工作。
在王礼华做了大量工作后，奥斯特瓦尔德先生率他的公司团队再次到北海考察。我们谈得非常好，达成了如下共识：1．目标是把北海建设成为中国一流的港口、工业、商贸、旅游的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型城市；2．北海的底子薄，港口、交通、物流、工业、旅游的配套条件差，各种要素互相制约。如发展国际旅游，没有国际航线航班，旅游投资商不敢投资；而机场的投资商，则会由于客流量不足而不敢投资建设国际机场和开通航线。工业、港口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些问题互相制约，必须设法突破。3．基于以上原因，北海必须采用整体策划、整体包装、整体招商的方法。在北海地缘经济优势的推动下整体招商，组织众多的大公司，同时进入北海协同开发，才有可能获得成功。4．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建议，可以利用他在德国的影响力，由V.康绍尔德公司出面，组织德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公司以及引进国际财团整体开发北海。我们对以上各点达成了共识之后，我立即向陈向群同志进行了通报。经市委研究同意，我们决定：委托奥斯特瓦尔德的公司先做一个方案，待我们下次见面时再研究。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回国后，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王礼华给我们联系说，已联系到德国的许多排名前列的大公司，要求我们尽快组织政府考察团到德国访问。
随后，市委决定以我为代表团团长、副市长蒋天辰为副团长，成员有市政府秘书长蓝以舟、体改委主任陈向群、计委主任钟延波、规划局长雷翔、外办翻译王慧才，王礼华为领队，还有一位电视台记者童亚男随行摄像。1995年4月5日，我们怀着志在必得的豪情，离开北海前往德国。
抵达法兰克福机场时，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带着他公司的团队到机场迎接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们全体人员都没有经过海关边检，在奥的带领下，就直接下到机场大厅底层行李自动分拣线，参观法兰克福机场先进的行李检测分拣系统。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对我说，我们在北海机场就是要建这样先进的行李自动分拣中心。参观完分拣中心后，直接进入机场经理办公室。法兰克福机场公司的总经理在那里等候我们。大家交谈了北海机场的建设问题。机场总经理先生表示有意向投资开发北海机场。下机伊始，德国人就给我们留下了的敬业精神和办事效率的第一印象。
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在机场给了我一份合作的合同草案，他还邀请了柏林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教授担任他的法律顾问。我当时有措手不及之感，因为原来双方说好不签合同，只是考察。但是，既然德方已经提交了合同草案，我们也不能拒绝。回到房间后，我立即给北海市外办主任和司法局长打电话，并把合同草案传真到市政府，要求市外办立即组织翻译，司法局组织北海法律权威人士认真讨论，两天后，将审查意见电传给我。
离开法兰克福，我们直接乘车前往斯图加特。斯图加特是个工业发达的城市，奔驰集团公司总部就在此地，也是V.康绍尔特公司的本部所在地。当天下午，我们来到V.康绍尔特的总部。这是一个德国古老的庄园，据说原来是法国拿破仑的行宫，奥斯特瓦尔德将它买了下来作为公司的总部。晚上，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在他的庄园里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我们。
第二天，我们考察了奔驰集团公司总部。戴姆勒·奔驰集团公司是欧洲十大公司之一，大家只知道它生产汽车，实际上它还制造航天、航空、电子、交通、医疗等设备，是一个综合大型工业集团公司。当时正值公司总部迁入新建大楼。新楼豪华至极，用奢华也不过分，一座座大型现代雕塑安装在室内外，每座都要花费数千万马克。公司非常重视我们的到来，由集团公司执行董事接待并与我们会谈。蒋天辰副市长作北海市的全面介绍。奔驰公司还派来中国部经理、一名留学德国的华人工程师作陪，并向我们介绍了几款公司正在开发的新车型以及开发的城市交通高效管理系统。我们的会谈非常成功，奔驰公司领导对北海留下了很好印象。执行董事先生向我表示，董事会已经研究，决定在北海投资建设奔驰中国家用汽车厂，计划每辆售价在一万美元左右。他们还破例让我们参观了公司正在开发的中国家用小汽车的多款车型和奔驰汽车生产线的全过程。
离开斯图加特后，我们便开始了紧张的考察和谈判。9天时间里，先后访问了10个城市，考察了汉堡港务公司、克虏伯公司、ABB、AEG、HOCHTIEF、宝马公司、汉诺威展览公司（经营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博览城）、德意志商业银行、德意志信贷银行以及法兰克福机场公司等10家公司。所到之处，都受到高规格的礼遇。两大银行和汉诺威展览公司都是董事长亲自接待我们，其余的公司，不是总经理，就是海外部经理接待、会谈。
4月10日，我们考察汉堡港务公司，乘直升机观看汉堡港全貌，在汉堡国际俱乐部进行会谈。这个俱乐部非常漂亮。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对我说，我们在北海也要建一个豪华的俱乐部，专门接待来北海投资的德国巨商。他建议在北海银滩的恒利国际旅游度假区买一栋别墅作为俱乐部。
在德国与投资商的会谈都非常顺利，代表团全体成员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所考察的公司都表示愿意参加北海的整体开发。实际上，奥斯特瓦尔德先生事先已经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我们与V.康绍尔特公司的合同谈判却十分艰苦，因为我们事先没有谈合同的准备，没有带法律顾问来，怕有所疏漏，因此格外谨慎。因为双方都怀有诚意，经过多个回合的认真讨论协商，终于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回到柏林后，我们计划在V.康绍尔特公司柏林分公司再次敲定合同的细节。到达公司后，使我们眼前一亮的是正门两面巨大的旗帜，一面是他们公司的旗，另一面是北海珍珠节的节旗——在奥斯特瓦尔德访问北海时，他曾问我要北海市的市旗，我说没有，就把珍珠节的节旗图案给了他，没想到他用在这里。两面旗从大楼楼顶一直铺到底楼。进门的前厅摆放着巨大的北海市沙盘模型，上面标注了德国的各大公司在北海建设的分区规划。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告诉我，这栋大楼原是一个国家的旧使馆，他用了1300万马克买下了这座大楼，为了便于开展招商工作，他决定将他公司的总部由斯图加特迁到柏林来，北海项目的德国总部就设在这里。他还说在北海也建一个总部，每地各派15人合起来办公，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经过艰苦的谈判，我们最后达成了合作的合同条款。大意是：1．由德国V.康绍尔特公司负责对北海进行整体策划、整体规划设计，规划设计方案经北海市政府审核同意后，由该公司整体包装、整体在德国招商。2．双方成立合作办事机构，分别在北海和柏林合署办公。3．北海市政府按照进度分期付给V.康绍尔特公司前期费，总共1000万美元。V.康绍尔特公司的后期利益，从招商来参加北海开发建设的德国公司提取。为了慎重，我们将合同草案传回北海审查。又为防有疏忽之处，在合同中，我要求加上一条：“合同经北海市的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后生效”的条款，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同意了这一条款。这样，合同的谈判顺利完成，艰苦的考察和会谈终于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
1995年4月13日，我们在德国首都柏林市市政大厅举行了合同的签约仪式。柏林市市长当时因为正在北京访问商定缔结友好城市事宜未能出席，一位副市长参加了签约仪式。我与奥斯特瓦尔德在合同上签字，柏林市副市长与大家碰杯表示祝贺。参加签约仪式的德国媒体记者对奥斯特瓦尔德先生进行了专题采访。签约仪式一小时后柏林电视台播放了签约仪式的盛况。第二天，德国乃至欧洲的许多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消息。根据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向媒体的披露，签订的这份合同所涉及的整体开发北海市的项目总投资额大约为435亿德国马克。
在德国从参观、会谈到签字仪式，我们受到高规格接待，都是大公司的重要负责人与我们会谈，签字仪式在首都柏林市市政大厅举行也是少有的。
在德国的9天行程，我们一天一个城市，常常是白天考察会谈，晚上乘坐高铁来往于城市之间，经常在高铁上开会到凌晨2点，研究会谈情况、合同条款。全体代表团成员，没有一人逛过一个商店，花过一马克，没有任何特定的游览安排。
当我们离开奥斯特瓦尔德在柏林的公司总部时，大家都依依不舍，告别时，无论男士女士都长时间紧紧拥抱在一起。奥斯特瓦尔德先生带着他公司的高管一直送我们到法兰克福机场。奔驰汽车公司还派专人将公司的有关资料、光盘送到机场交给我们，以示他们合作的诚意。
回到北海，蓝以舟秘书长就将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发来的传真送到我的办公室，要求派团前来北海考察洽谈建奔驰中国家用汽车厂之事。德国人工作效率真高，我们还没有回到北海，他们就发来传真。因为我们刚刚返回，各方面尚需准备，因此推迟了对他们的邀请。
回来后，我立即将德国考察会谈的情况向市委常委会进行汇报，常委会通过了我的汇报和我们与德国合作的合同。可惜的是，我们还来不及将合同书上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5月2日，北海市全体领导班子被叫到南宁，传达自治区党委的决定，我和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都调离北海。这是一次闪电式的换班，5月4日，全部程序走完。我向北海市人大常委会辞去北海市长职务——从1990年5月20日到北海，整整五年的市长任职画上了句号。
调离北海后，王礼华曾给我来过电话，说奥斯特瓦尔德在我们离开德国以后，继续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大财团、大公司决定参与整体开发北海。江泽民总书记正式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德国时，首站就是斯图加特市。江主席在斯图加特期间举行的一次工作晚宴，邀请德国著名企业家见面，奥斯特瓦尔德也在受邀之列。当奥斯特瓦尔德到场时，当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梅大使向江主席介绍说：“江主席，这是奥斯特瓦尔德先生。他组织了德国排名前十名的大企业准备整体开发广西北海市。”江主席握住奥斯特瓦尔德的手，连声称道：“谢谢您！谢谢您！”奥斯特瓦尔德为此非常激动，马上打电话到香港把王礼华吵醒（当时是香港时间凌晨2点），兴奋无比地说：“王，你们的江主席接见我了，我们的项目肯定能成功！”
后来，奥斯特瓦尔德先生知道我调离北海后，对王礼华大发脾气，说：“王，你不讲信用！你曾经说过帅先生不会调离北海，如今怎么调离了？”其实，这怎么能够责怪王礼华呢？
我的职场去留不足惜，令人扼腕的是因为我的调离，以致与德国的合作项目半途夭折。这也成为我的终身憾事。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在北海大改革大开发的重要关头，失掉了这样的好机会，考察团所有成员至今说起来都无不深感惋惜。但是我相信：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北海市人民和广大干部在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年华、智慧和汗水，以及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加速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
（2014年2月28日写于清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