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溧阳路走到尽头，都去到“靶子场”了。复绕回来，再回到南溧阳路，溧阳路687号。67年前，我便出生在这栋日式小洋楼里。每次一提及这个熟悉不过地址的同时，记忆的细节覆叠细节，就像是从波斯魔瓶里突然被释放出来的一团巨大的阴影，迅速地将我整个儿笼罩住了。但慢着，我的创作习惯是：越是想要说的，就越要先压住它。遂让一种持续的焦虑感缓缓地折磨你，让所有这一切都保持在一段可望却不可及的距离之外。这叫什么？叫痛苦，也叫幸福，这是作家在创作时，一旦进入到了某种状态里去后的“病态”心理。

前节说了：门前一条河。那就先说河吧。这条“河浜”（上海人叫河不叫河，而非要在其之后缀上一个“浜”字）的正式名称，我也是67年后的今天才明确得知的。这是从当地政府竖立在河堤边上的一块木牌上读到的：虹口港。清光绪年间命名。河流长约三十华里，流经宝山﹑罗店﹑大场﹑蕴藻浜和横浜桥，再经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流入黄埔江中。它是当年上海的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可能是因为早已被纳入了上海市政府河流改造总体规划蓝图中去的缘故，今日的河里早已不见了一切过来去往船只的踪影。河水缓缓地流动着，波光粼粼，泛混浊的赭绿色。两岸花岗石铺砌而成的休憩闲步长廊上绿荫婆娑，点缀着石凳﹑板条长椅和仿古式的路灯。倒有点儿巴黎萨纳河畔的风情了。这与我记忆最远端的它的模样不尽相同，但怎么说，都有点儿“场景再现”的味道。

五十年代之初，至少在我童年的眼光中，它是条够阔绰的大河。在看《上甘岭》电影，听到那首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时，我就想到自家门前的那条河。当然，这是童年时代的我的联想，歌者唱的不是长江便是黄河，绝不可能与虹口港扯上任何关系。那时的河水是泥黄色的，河里堵满了乌篷船。六十年代之后，又多了一种叫“水泥船”的家伙，据说是当年“科研最新成果”：居然水泥（即：水门汀）也能做船？还能浮在水面上行走！这不仅令乡下人，就连城市人也大开了眼界。该种船的船身两头成锲行，硬度又超强，故不怕在河中横冲直撞，把老实巴交的乌篷船都挤到了水道的两边去。

这些来自于市郊乃至于外省的船只们运来的通常都是些农副产品，手工艺编织物和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后来才多了些运黄沙和砖石之类的船。农民们将自家砖窑中烧制出来方砖运到上海来，卖给上海的建筑部门。顺便，掏空了的船舱也能将上海的粪便稍回乡下去当肥料。上海的工商产品农夫们买不起，这些免费的排泄物当然是不成问题的。而这，又正好是上海密密匝匝民居中每天清晨的盛产物。为了促使这项城乡交流，将“缩短三大差别”的工程办好，办妥，办得更有实效，五十年代末期，溧阳路对岸的九龙路上竟然建起了正规的粪码头。每天早上，就有人工吊臂将一车车装得满满的粪车吊得老高，然后倒转，开盖，“哗”的一声巨响，金黄色的瀑布就都泻入了船舱里去。我还记得，吊臂是用定滑轮和动滑轮的原理制造出来的，是工人叔叔们的“科革”成果。当年初中上物理课时，还有老师专程带领着我们去“粪码头”参观过，由当值的老师傅替我们讲解其操作原理。

扯扯就扯到六十年代去了，再扯回来。在五六岁的我的眼中，“虹口港”当然不是那样的。褐黄色的“弹街石”路面一直铺过去，至于河浜的边上。将路面与河面隔开来的是一根根粗糙的水泥石柱，两米来宽的间隔。石柱端底各有两圆孔，之间，一上一下两股粗麻绳，荡迁荡迁在河的边上，就算是拦河坝了。只是那麻绳粗糙，石柱也粗糙，弄不好，就可能在我们小孩细嫩的手肘，脚踝和膝盖的皮肤上磨出几条血痕来。好在我常年生活在街的另一边，河边是不常去的。几成原因还有母亲老会正色于我道：

“小囡河浜边上是去勿得的，当心被落水居（鬼）拖下去！”

一句话，害得我晚上还老做噩梦。

说到“落水居”，真还勾起了我童年的一次亲历事件的记忆。不知怎地，那情那景，记忆竟会如此深刻，深刻到了我中老年的今天，只要一有联想的触及，其中的细节，便又会历历在目多一回。约莫是在55,56年间，一个深秋的午后。我正一个人站在三楼露台的栏杆前发呆，想心事。家门前的那条窄窄的人行道上，栽种着一排细叶白杨，而家家户户小庭院里的树枝又从围墙后探出头来，将路面交错成了一条小小的林荫径。在这深秋的弱阳里，树叶都已凋零得差不多了，留下几片枯叶还吊在枝头，在寒风里摇摇欲坠。

突然，一声尖厉的叫喊声划破秋空：

“有人掉下河去了——救人哪！救人哪！”

我探头望去，只见乌篷船围成的河水中央，有一圈涟漪，正把沉重混浊的黄泥水向外推展开去。几个船家打扮的人，站立在船头，神色慌张，不知所措。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结住了，一如人的心情。就在这时，一支苍白年轻的小臂连手掌“腾！”地伸出了水面，五指张开着，小臂则拼命地在水面上挥动。

“在那里，就在那里——! ”有人叫喊着，一个猛扎，便从船头跃入了水中。还有几个也跟着跳下了水去。仅半袋烟的功夫，拯救者们便一个个自下河去的石梯上垂头丧气的爬了上来，水从他们的灰布袄和发梢上一个劲儿地往下滴。在凛冽的寒风里，他们瑟瑟发抖。尽管如此，他们还都把自己脱了个精光，将衣裤鞋袜用力拧干了，再摊到弹街石路的阳光里去——而溺水者就始终没能寻到。

尸体是在隔了一日之后，自行浮上水面来的。让人给捞了，摆放在了河浜石梯的踏级上。用半截草席将之遮了遮，但又遮不全，尸体的头手脚都还暴露在外。那一日，我记得我的那些弄堂小玩伴们一个个兴奋莫名，但又神情惊怖。奔走相告说：

“快，快看死人去——河浜边上有死人！”

大人们则聚拢在弄堂口，谈论着这一事件。他们又是摇头又是叹息，说：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啊，不死在乡下，偏要死到上海来——乡下又不是没河浜……”

七八岁的我，经不起好奇心的撩拨，虽然怕咝咝的，但还是跑到石梯边去望了一眼：酱红色的皮肤，浸泡肿胀得像半截煮熟了的莲藕。面孔则呈灰白色，两眼仍没闭上，睁得老大，仰视着自秋空中漂浮而过的朵朵白云……看上去，这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大男孩。但在农村，到了这个年纪上的男性，便已当个劳动力使用了。他跟运砖船来了上海，冷不丁就发生了这么个惨剧——当然，那些后续故事，我也是从弄口大人们的谈话中捡拾到的一二。

后来，他乡下的母亲闻讯赶了上来。这是个包着青白花布头巾的，高大粗壮的中年农妇。（后来，当我在中学堂里念到鲁迅的小说《祝福》时，我才记起，原来那个形象像谁？像找到刚被野狼掏空了内脏的阿毛时的祥林嫂啊！）她一来到，便当着围众者们的面，猛地扑到在了那具湿淋淋的尸体上，哭得呼天抢地。她又捶胸又顿足又扯发，口中呼喊着一些含含糊糊的语句，是否莫辨。她就一直这样地哭了下去，跪在草席的边上，头巾也掉了，披头散发。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众人开始散去。她还呆在那儿，哭喊。夜深了，哭声渐渐地低沉了下去。那哭声断断续续地，随着晚风飘散了开去，并从那扇虚掩着的百页长窗中渗透进屋里来，让那个始终处于半寐半醒状态中的我，苦捱了整整一个阴森而又悸怖的夜晚。从此，那凄凉的哭声，那枝在水面上晃动着的苍白的手臂便埋在了我童年记忆隐秘的深处，且总还会不期而遇地跑出来作祟我一下。就像现在，当已步入老年的我沿着恍若萨纳河畔的虹口港行走而过时，那些记忆深处的细节似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记起了那位可怜的母亲，还有那颗悲惨的年轻的灵魂，它还留在了那缓缓流淌而过的赭绿色的河水之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