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溧阳路687号。这个梦魂萦绕的街名与门牌号既是我中篇小说《后窗》的原始场景之所在，也是我的长篇小说《上海人》和《长夜半生》变形场景的想象依托。而这一次，它之所以又会重新落墨在我稿纸之端行的原因是：那里变了。变“未来”了，变得更现代更21世纪了；同时，那里也变“过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的种种风貌情状，拐了个大圈又饶了回来。当你再度行走于其间时，你的感觉恰如我在《后窗》里所描绘的那般：少年，少年你就在我身边吗？
唯这一回，我决心不再将它虚构化了。我要把它的本貌，原貌和实貌呈现于我的读者面前。即：讲的是同一只故事，写生的是同一片树叶，但却从不同的观察和作业角度。这无疑是对我的叙事能力构成了一次新的挑战，但它是有价值的：就像3D（今后可能还会有4D,5D乃至6D）影像那样，记录同一个时代，假如能从越多不同的角度，借助越多不同的记忆投影，采用越多变幻莫测的叙事手法的话，被写生之物必然会显示出越立体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效果，从而也越可能让我们的后代读者更易于进入到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中来。而这，不正是一切文学创作（广义而言，也是一切艺术创作）追求的本意之所在吗？
记得我在一篇小文中曾如此形容过我的旧居：门前一条河，沿河一条街。其实，说得再细致一点的话，那是一条用不规则的花岗岩方石块铺砌出来的街道。这种被上海人称做为“弹街石”的马路是件让童年时代的我窃以为耻，视作为恼的事儿。这种记忆源自于几乎所有上我家来造访的亲友进门说的第一句话都是：
“哎唷唷，吃勿消，黄包车只要一落哈尔滨路桥，就铿铿咣咣，一路颠到此地块。震得只屁股掰还酸煞脱了——吃勿消，吃勿消！”
后来，这种“弹街石”路面，我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弗罗伦萨两地都见到过，异国人族将它们保存得优雅，古朴，乌黑光亮。高大的双轮仿古马车，在上面蹄跶而过，时光仿佛倒回了十六世纪。当然，我家门前的那条“弹街石”是绝对无法与之相题并论的，一是石块的开面，二是石块的色泽。先说开面，高大俊朗的欧裔人种使用的石材就如他们的体魄，每块至少有我们的四倍强。如此石材铺成的道路自然更美观，更整齐，更易于打理。至于说石块的色泽，我家门前那街的街石呈黄褐色，而非黑色。这，可能是因为了时光的缘故。这一带当年是日租界，这条当年叫“荻思威路”，解放后才易名为“溧阳路”的马路，最远也就建筑于我出生前的五六十年光景。还没来得及能让时光将其打磨出佛罗伦萨式的乌亮色之前，它早已被彻底的掘起，铲平。换成煤渣屑路面了——那是在大跃进年代间的事。倒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它又改观了。它被浇灌上了柏油，一抹平整，成了一条与南京路，北京路和四川路也没什么两样的正规马路。现在别说是黄包车了，就连轿车驶过，也轻盈如燕，没什么大动静了。应该说，一切都尽美尽善了，缺憾就缺憾在了那点儿怀旧感。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现代化了后，旧观反倒成了人人都在怀念的一种稀缺物了。看来，曾让童年的我暗自羞恼的那条“弹街石”路面，也只有让它保存在记忆场景之中的份了。
说上溧阳路了，那就索性沿着它弯弯曲曲的流程再扯多一段。
溧阳路，这条在东上海，除了四川北路之外的另一条长街（父亲老喜欢把“四川北路”叫做“北四川路”，他们那辈上海人都这么叫——非将两个字调换过来读不可，也不知是何故？纠正他好多次了，他点点头，但还照旧。比方说到四川北路天潼路口有家卖广式烤鸭店叫“广茂香”的，味道如何如何好时，他又搭上“北四川路”了。我说，爸，叫“四川北路”……他说，“北四川路”与“四川北路”又有啥两样？我想，倒也是的。只是于我，每次听他这么一叫，我的心理年龄就会自动减缩了四五十年），之所以不太引人注意，是因为它“退居二线”，比前者更低调，更不显山露水罢了。溧阳路南起东大名路，北接“司考特路”（今山阴路），一路逶延十数里地。走笔至此，必须先插入一段旁介，否则的话，非但“此路不通”，连此文也都欠通了。今日的溧阳路，待五十年后的我再自南往北走多一遍时，发现，好端端的一条路怎么就被“腰斩”了呢？这应该是在吴淞路四平路拓宽工程中定下的方案。
南端的溧阳路沿河走到新嘉路时，便渐渐失去了踪迹。宛如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导入了密林深处。路，越走越窄，行路人之心也越迷茫。终于，前途被丛丛荆棘挡住了去路。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大城市中心哪来什么密林和荆棘？挡住去程的是一座高架桥，穿过桥洞，发现，这里已不再是溧阳路了，而是四平路。但你不必灰心——不必！你要继续你的行程，在这车水马龙的四平路上至少再坚持多二十分钟的行程。在一个岔道口上，凭着记忆，我转左。就发现眼前豁然开朗，梧桐树与法国老洋房的街景又出现了，它还叫溧阳路，非但叫溧阳路，而且还是我记忆中的溧阳路。我感觉释然的同时，不由得也生起了一缕怨忿之情。对于我，这么个有着浓重“溧阳路”情节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腰斩”，这种古代极刑，怎么也摊上溧阳路了？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此“截肢”方案，肯定是一位对溧阳路毫无情感基础可言的设计人员之所为，但无可奈何，这便是今日溧阳路的存在现状。
南溧阳路，宅所稍显简陋，地段也略见偏僻。只是因为有水为邻，故沾了点灵气。北段则梧桐高大，树荫浓密，街面宽阔。两旁的红砖洋房，藏身在树叶丛中，乍隐乍现。那一带曾聚居过不少文化名人，诸如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叶圣陶，冯雪峰，沈尹墨等。因而，也成了当地政府的一大文化历史的宣传亮点，所有这些情景，在我的中篇小说《叙事曲》里都有过忽隐忽现的落墨与着笔，这是这部小说的基调背景。
其实，当年的溧阳路之延伸段应当是终结于东上海那座著名的公园——虹口公园，才算合乎情理（现改名为：鲁迅公园。整片公众场所以人名来命名，合适与否？值得商榷。或者哪天又会改回来也说不定。中国的事情不经常如此？地名路名场所名，盛了改过去衰了又改回来，此乃家常便饭）。因为那里才是当年市区的边缘，再过去，便是田原﹑小河﹑木桥的一派郊野情调了。
说是说郊区，但那还是近郊，故仍是有路可以通行的。且路还有路名，叫：靶子场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里是“当当当”的一路和三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我对这条路名记忆特别深刻的原因，除了父亲任教的那所学校就在附近外，那儿还是我们过剩之童趣能得以渲泄的一好去处。我们跑到那里去粘知了，网蝌蚪，抓蟋蟀，钓鱼捞虾摸田螺，名堂多得一箩筐。对于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来说，正如毛主席所号召过的，那里是一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里除了田野河浜外，还有几家占地相当广阔的厂房和堆栈——《后窗》小说里的那段木栈堆上偷情的场景和情节，就是凭着这些童年的记忆碎片拼凑而虚构出来的——还有，还有就是那里有一幅半塌了的土堆。说是说土堆，那只不过是在我们成人眼中的某种判断。对于那时只有八九岁的顽童们来说，那已是一座小山，一座像模像样的山丘啦。我们攀枝扣泥地爬上去，再俯瞰下来，一下子，什么都躺到了脚底下去，让人恍然生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成就感来。
作者摄于15岁，时念虹口中学初中二年级
土堆夯得很结实，黄泥的土壁面上布满弹孔。土堆的附近，有时还能见到半截破布衫或一只脱了底的胶鞋之类。听大人说，那里分别是上海解放前夕，枪毙革命志士和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刑场。土堆无言，只是前排的站立者和后边的持械人互换了个位置。这叫什么？这就叫历史！
当然，当年的我们这批顽童是不可能去想象这些事情的。我们爱去那里的另一大原因是那里藏着我们的“淘金梦”。我们翻砖扒土，蹲身在那片荒芜人迹之地作业老半天，运气好时还能“出土”几颗黄铜或紫铜的弹壳来（现代上海俚语中，所谓“扒分”一词，会不会就出于此？——题外话）哪，不发财了？解放之初，物资匮乏，凡铜类制品送去“废品回收站”，准能卖个好价钱。换两支棒冰，决不在话下。搞不好买它块小号的“紫雪糕”，也不是件没可能的事。
“靶子场”的今生变成了虹口公园的一部分。公园的扩建工程于1960年完工。完工后的公园面积增加了一倍。“靶子场”的荒地合并了进来，从前的黄泥堆索性扩基加高，遂变身成了一座含有人工瀑布的假山。假山之上林木葱郁，假山之前一片宽阔的湖面和草坪，如今被公园当局命名为了“花果山飞瀑”的公园十大景观之一。而草地则成为了“广场大妈”们舞肢放喉的集聚地。日子如此幸福而陶醉，有谁还会，还愿，去想象身后那座假山阴森而又令人心碎的前世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