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年轻人的幻想[9]
（1809-1892）所写诗篇《洛克斯利庄园》（1842）中的一句：“春天里年轻人的幻想轻易化作爱的遐想。”
在那群躁狂的疯子里，我认出了格蕾丝·马克斯那张特别的脸。那张脸已不再悲伤绝望了，而是燃烧着精神失常的火焰，焕发出可怕的魔鬼似的兴奋。一旦发现有生人在注视她，她就像鬼怪一样尖叫着跑进旁边一个房间去了。看来就是在她可怕的病症最糟糕的时候，她也一直在经受过去的记忆的折磨。不幸的女人！她那漫长的、令人恐怖的惩罚和反悔何时才能到头？她何时才能坐在基督的脚下，身着主之正义的、未受玷污的衣衫，洗净手上的鲜血，赎回自己的灵魂，得到宽容，神志清醒？……
我们希望她过去所有的罪过都可归咎于这一可怕的疯病的早期征兆。
——苏珊娜·穆迪，《森林开发地的生活》，1853
最大的遗憾是我们不具备可以治好这些不幸的病人的知识。外科医生可以把腹腔打开显示脾脏。肌肉可以割下来，让年轻的学生看。可人的心理却不能分割，大脑的活动也不能放在桌子上让人看。
孩提时，我曾做过用罩子把眼睛挡起来的游戏。现在我就像那个孩子。眼睛被蒙着，向前摸路，不知道往哪儿去，也不知道方向是否正确。总有一天有人会把那眼罩去掉的。
——约瑟夫·沃克曼医生，多伦多，省精神病院医疗监督，给“亨利”（一位年轻的、情绪不安的询问者）的信，1866
一个人不必是间房间——才会出鬼——
一个人不必是幢房子——
人的大脑有走廊——超越——
物质的寓所——
……
我们自己在自己身后，藏着——
应该是最吓人的——
躲在我们公寓里的刺客
是恐怖的最小的……
——艾米莉·迪金森，约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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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国马萨诸塞州路密斯维尔镇拉布尔纳姆住宅西蒙·乔丹医生；
发自加拿大西部多伦多市省精神病院，医疗监督约瑟夫·沃克曼医生。
1859年4月15日
亲爱的乔丹医生：
感谢你本月2日的来信和你转寄的我尊敬的同事瑞士的宾斯旺格医生的介绍信。我一直在满怀兴趣地关注他新创办的诊所的情况。请允许我说，你作为宾斯旺格医生的熟人，随时可来检查我所监管的医院。我本人将不胜荣幸地陪你参观这里的一切，并向你解释我们所用的方法。
因为你打算建立自己的医院，我应该特别告诉你卫生和良好的排水系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身体有了病，再去治生病的脑子是毫无用处的。可是，这个方面常常被忽略。我刚到这儿时，精神病院里霍乱病爆发，还有穿孔性痢疾、难以治疗的腹泻，以及致命的伤寒类病症都常在院内发生。在我寻找其根源时，发现地下室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极端令人作呕的污水坑。有几处不停地冒出大量的红茶似的液体，另外几处有些像黏性的软肥皂似的东西。这都是因为施工时没把下水道与排水系统连接好而导致污水、污物排不走。除此之外，饮用水和日常用水都是通过同一条管道从湖里的一个水不大流动的湖湾里打上来的。这个湖湾距离排出腐臭废水的主下水道很近。怪不得病人常常抱怨饮用水里有种很难闻的味道！
这里的病人基本男女参半。至于所患的病症，是多种多样的。我发现宗教的狂热与过激是引起精神失常的主要诱因，但我偏向于相信宗教和过激都不会使真正健康的头脑变得失常。我认为，总是有种先决性的原因使得个别人容易在遇到精神或身体上的骚扰时患病。
然而，关于你询问的主要问题，很不幸，你必须到别处去寻找答案。那名女病人，格蕾丝·马克斯，犯的是谋杀罪，在这里住了十五个月后，就于1853年8月被遣送回金斯顿教养所了。因为我本人是她走前三周才上任的，没有机会很好地研究她的案子。因此，我把你的信转给了塞缪尔·巴纳林医生，他曾在我的前任手下给她治过病。至于她精神失常的程度，我也无法说。我得到的印象是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她精神已恢复正常，所以才可以离开精神病院。我极力建议，对她这样的病例，应采取轻缓的措施，并且，我认为她目前应该每天在狱长家做一段时间的女仆。她在临离开这儿时行为尚属正常。同时，由于她的勤快和对其他病人一概友善的态度，她成了这里一个有益而又有用的病人。她不时还会神经兴奋，并伴有令人痛苦的感情过激的表现。
作为一个用公款筹建的精神病院的监督，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监狱当局喜欢把很多棘手的罪犯送来，我只是想把他们弄出监狱。这些人中包括凶恶的谋杀犯、夜盗和贼，他们根本不该和清白的、未受污染的精神病患者混在一起。要让一幢供精神病人恢复健康的大楼同时也变成关精神病罪犯的禁闭所是不可能的。要在这座楼里囚禁冒充精神病患者的罪犯（我本人认为此类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更是不可能的。且不说把精神病罪犯与单纯的精神病患者混关在一起对真正的病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不良后果，这样做对精神病院的看守和官员的脾性和习惯都有非常糟糕的影响，致使他们不适合对真正的病人给予人道的、合适的关照。
但是，因为你想创建一所私立医院，我相信你不会碰到很多这类的困难。同时，你也会较少地受到让人生气的政治上的干扰，而这些干扰常常妨碍上述问题的纠正。我祝你在这点上及在你的整个规划上一切顺利。不幸的是，因为现代生活不断增加的焦虑和随之给人的神经上施加的压力，你所要从事的工作目前在我国和你的国家都非常需要。精神病院的建设实在跟不上申请入院的病人数量的增加。我愿意为你提供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
约瑟夫·沃克曼医生谨上
***
寄自美国马萨诸塞州路密斯维尔镇拉布尔纳姆住宅威廉·P·乔丹夫人；
致加拿大西部金斯顿低联合街C·D·汉弗莱少校转西蒙·乔丹医生。
1859年4月29日
我最亲爱的儿子：
今天终于收到等待已久的写有你现住地址的字条以及使用风湿油的说明。我很高兴又看到你的可爱的手迹。尽管写得这么少，但你能关心你可怜的母亲的每况愈下的身体真让我高兴。
我借此机会给你写句话，同时附上一封你走后第一天就收到的寄给你的信。你最近到家里来住的时间太短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你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呢？老是到处跑是不会有利于健康的。无论是对你的头脑，还是对你的身体都没好处。我期望有一天你能和我们一起安顿下来，适当地，以一种适合你的方式成家立业。
我无意中发现内附的这封信是从多伦多的精神病院来的。我猜想你想到那儿去看看，不过到目前为止你一定已见过世界上每一处这样的设施了，再看一个不可能有更大的益处。你对法国和英国的精神病院的描述，即便是那个瑞士的，虽然干净得多，都使我充满恐怖。我们都要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精神健全。即便你的提案得到批准，我也非常怀疑你今后的发展前途。你一定要原谅我说一句，我亲爱的儿子，我从来就不能理解你对这类事的兴趣。我们家过去还没人跟疯子有过什么关系，尽管你的祖父是个贵格会牧师。解除人的痛苦是值得称赞的，但是疯子（就像是白痴和瘸子一样）的命运是万能的上帝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该试图改变原本正确的决定，虽然我们认为这些决定是不可理解的。
而且，我认为私营疯人院不可能收到钱。因为一旦疯子被送走，众所周知这些病人的亲戚是不负责的，他们不会再想听说或再见到他们。他们也会对付账不负责任；还有食品和燃料的费用，以及照顾方面的费用。有很多因素都要考虑进去，整天跟疯子打交道一定不会对平静的生活有好处的。你也必须为你今后的夫人和孩子着想；他们也不该与一群危险的疯子住得这么近。
我知道我不能决定你的人生之路，但我极力主张从事制造业。尽管纺织业由于政客们管理不当，已不像过去那样了。那些政客过分地滥用公众的信任，而且一年比一年糟。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并且有些人做得不错，所以你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发财。我肯定你和他们一样精明能干。有人谈到家庭使用的新型缝纫机，如果能廉价生产一定能卖得好。因为每个女人都会想拥有这样的产品，这将省去无数个小时的单调的、无休止的劳动，而且会对可怜的女裁缝大有帮助。你能不能把你可怜的父亲的产业卖了之后剩下的那笔钱投资到这样的让人钦佩而又可靠的产业中去？我肯定一台缝纫机不会比一百个精神病院解救的人类痛苦少，或许要多得多。
当然，你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充满乐观的幻想。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人必须正视现实；你现在已三十岁了。
我说这些不是想干涉你的事，而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她唯一的亲爱的儿子的焦虑和关心。我非常希望在我去世之前能看见你成功地立业——这也会是你亲爱的父亲的愿望——你知道我活着就是为了你的幸福。
你走了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糟了——你在这儿总是使我的精神有所改善。昨天我咳嗽得非常厉害，忠实的莫林差点没能把我扶上楼——她已跟我差不多了，又老又弱。我们看上去一定像两个老巫婆一瘸一拐地爬山。尽管我每天吃几次药（那药是我的好萨曼莎在厨房里帮我煎的，那味道像所有的药一样令人作呕，但她发誓它治好了自己母亲的病），但我基本上还是老样子。不过，今天我感觉不错，可像通常一样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我接待了好几个客人，她们都是听说我的身体不好来看我的。其中包括亨利·卡特赖特夫人，她的心肠很好，尽管风度不总是很高雅。刚发财的人总是像她这样的，但时间长了风度就好了。陪她来的是她女儿菲斯。在你的记忆中她可能是一个笨拙的十三岁的女孩子。可是她现在长大了，刚从波士顿回来，她在那儿和她的姨妈住，丰富自己的教育。她已出落成一位人见人爱的、迷人的年轻女郎。她彬彬有礼，性情温柔，讨人喜爱。这些优点比只是长相艳美要重要得多。她们带来一篮子精美的食品——我真被卡特赖特夫人给惯坏了——我向她们表达了我的感谢。可惜我几乎什么也不能吃，因为我现在根本没胃口。
生病是件很痛苦的事。我每天晚上祈祷，希望你不要像我这样。注意不要学习过多，精神压力太大，把自己弄得太累。也不要在灯光下熬夜过多，把眼睛弄坏，把脑子累成碎片。在天气没完全转暖之前，一定要贴身穿羊毛的衣服。我们的第一批生菜已露头了，苹果树也已发芽。我猜想你在的地方还是白雪皑皑。我想那个金斯顿在那么远的北方，又在湖边，不会对人的肺有益处。那里一定又冷又湿。你的房间是不是有很好的烤火设备？我希望你在吃强身的食品，并且希望那儿有个好的肉铺老板。
寄上我所有的爱，亲爱的儿子。莫林和萨曼莎请求我向你问好。我们都在等你下次回来的消息，希望这消息不久就能到来。在你回来之前，我永远是，
非常爱你的，
母亲。
***
寄自加拿大西部金斯顿市低联合街C·D·汉弗莱少校转西蒙·乔丹医生；
致美国马萨诸塞州多尔切斯特爱德华·默基医生。
1859年5月1日
我亲爱的爱德华：
很抱歉，我没能到多尔切斯特去看你近况如何。你的诊所已挂牌开业，整天忙着为当地人治病救灾，可我却像吉卜赛人一样在欧洲到处转，看看怎样才能把魔鬼给赶走[10]。悄悄跟你说一句，我还没找到这其中的奥秘。但是，正像你所能猜到的，我从到达路密斯维尔到离开，所有时间都用在做准备工作上。下午总是无例外地与我母亲在一起。但是等我下次回来，我们一定要安排见面，并为“旧时的友谊”喝一两杯。我们要谈谈过去的冒险和眼下的前景。
我过湖时一路上尚算顺利，现已到达目的地。我还没见到与我通信的人，或按实情说，我的雇主，维林格牧师，因为他去多伦多了。所以，我还处于期望的愉快之中。不过，他的信件已足以向我表明，他像很多牧师一样，缺少机智，却很急切地把我们都看作迷途的羔羊，而他则是我们的牧羊人。然而，多亏他，也多亏好心的宾斯旺格医生（是他把我推荐给这位牧师的，并说我是大西洋西岸最能帮他忙的人——我才能获得这样一个好机会）。只是给的报酬不很高（卫理公会的教徒的节俭是有名的）。可是，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我希望能增长知识，进一步了解人脑及其功能。尽管对人脑及其活动的了解已大有进展，但这仍是个未知的领域。
谈到我的现状，金斯顿不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城市。因为大约二十年前它被火灾夷为平地，新城是匆忙重建的，毫无魅力。新的建筑都是用石头或砖头造的，希望不再着火了。教养院本身的建筑风格就像座希腊的庙，可这里的人对这座建筑非常自豪。不过，这里崇拜哪个异教的上帝且待发现。
我已在C·D·汉弗莱少校的住宅里租了几间房间住下来。这个住宅虽然不豪华，对我来说已很宽敞了。然而，我担心我的房东是个嗜酒狂——我两次碰见他，他都戴不上或脱不下手套，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要干什么。他用他的红眼睛盯住我看，好像是在问我到底在他的房子里干什么。我预见，他会成为我仍打算创建的私营精神病院的病人，不过我必须制止自己把每个新认识的人都看作今后可能付钱住我的医院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常有军人在退休拿半薪之后变坏。好像是因为他们已习惯非常令人激动的事件和激烈的情感，所以非得在文职生活中再现当年的情景。但是，我已做好住宿方面的安排，不是与少校本人（即便是和他做了安排，他一定会记不起来的），而是与他长期受苦的夫人。
除了早饭之外，我在附近的一个小客栈里用餐。到目前为止，早饭比我们当年在伦敦上医学院时吃的早饭还差。小客栈的饭每餐都烧焦，什么饭菜加上些灰尘、油烟和昆虫做的调料也比那里的好。尽管这里烹调技术糟糕至极，我还是待在这儿，我相信你会意识到我对科学事业的真心投入。
谈到社交方面，我得说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也有漂亮的姑娘，不过她们都穿着巴黎三年前或是纽约两年前的时装。虽然这个国家的现政府具有改革倾向，这个小城充满了心怀不满的保守党人士和小地方的势利眼。我猜想你那个笨拙的，穿戴随便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你那北方佬民主派的朋友会引起这里派性颇强的居民的嫌疑。
不过，我想是在维林格牧师的催促下，狱长对我特别照顾。他已安排让格蕾丝·马克斯每天下午由我支配几个小时。她好像在狱长家是个不取报酬的女仆，不过不知在她看来这是优待还是苦行，这我还要弄清。但要弄清是不容易的，因为温柔的格蕾丝在火中烤了十五年之后现在已经是个硬壳果，很难敲开。但是，除非被问的对象信任我，我所进行的询问就是无效的。但从我对惩罚机构的了解来看，我猜想格蕾丝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相信任何人。
我只有过一次机会观察我所调查的对象，所以要谈个人印象还为时过早。我只能说我充满希望。并且，因为你很好心地表示出想了解我的进展的愿望，我一定设法与你保持联系。在接到我下封信前，我亲爱的爱德华，我将是，
你的老朋友和旧时的同伴，
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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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坐在写字台前，用嘴咬着钢笔头，看着窗外安大略湖里灰色的、波涛汹涌的水。湖湾尽头便是沃尔夫岛，他猜想那岛是用著名的将军诗人的名字命名的。他不大喜欢这个景观，因为它单调地呈水平形。但是，视觉上的单调有时有助于思考。
一阵雨吹来打在窗玻璃上；低低的、被撕碎的云在湖的上空一掠而过。那湖里波浪起伏。浪头被拉过来撞击着湖岸，退下去，又被拉过来。下面的柳树摇来摇去，像是许多长着绿头发的头，时而低头，时而猛摇。一个白色的东西被吹跑了，像是女人的白围巾或面纱，但后来他看清那不过是只海鸥，在狂风中搏击。这就是大自然的不用头脑的混乱，他想；也就是丁尼生所称的牙齿和爪子[11]。
他不再感到自己信中所表述的得意和乐观。相反，他感到不安，而且很有些沮丧。他待在这儿的原因似乎很不可靠；但这是他眼下最好的机会了。当他开始学医时，是出于一个年轻人的任性。他的父亲当时是个富有的纺织厂主，一心指望西蒙最终能继承家业。西蒙自己也有同样的期望。然而，他要先反叛一下。他要打破常规，旅行，学习，在世上检验自己，也要在科学和医学的世界里检验自己，他一直对这些科目感兴趣。有了个业余爱好的课题之后，他就可以回家，同时他也有了给人以安慰的保险，即他不必为生计而做研究。据他所知，大多数最好的科学家都有私人的经济来源，这使得他们能够从事与生计无关的研究。
可他没料到父亲的去世和他的纺织厂的失败——这两件事哪件先发生他已记不清楚。所以，不是乘船顺着平静的小溪愉快地顺流而下，而是海上的突发性灾难把他的船弄沉。他现在只能紧紧抓住一根断桅杆。换句话说，他到头来一切只得靠自己——这正是他十几岁时和父亲吵架说他想要做的。
纺织厂卖了。他童年时的大房子，包括一大批用人（侍女，厨房帮工，客厅女仆），还有一批不停更换的名叫艾丽丝或埃菲的总是微笑的女人（她们在他童年和少年时期既娇惯又控制他）也好像与房子一道卖了。那些照顾他的女人身上的味道像草莓和盐；她们的头发放下来时很长，还有波纹，好像埃菲就把头发放下过。至于他继承的遗产，比他母亲想的要少，而且从中抽出的收入多半给了她。她认为自己的生活境况变差了。如果考虑到他们过去的生活标准，事实确实如此。她认为她在为西蒙做牺牲，可他也不想向她挑明。他父亲是白手起家的，但他母亲是靠别人建造起来的，这样的大楼向来是不牢靠的。
因此，私营的精神病院是他目前可望不可及的。要为之筹款，他必须能够在一个已经很拥挤而且很有争议的领域里有所创新，做出新发明或新疗法。或许，一旦他出了名，就能卖出医院的股份。但是，在不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他一定要自由。一旦他决定了自己的方法，就要绝对自由地使用它们。他将写个医院创建书：宽敞而又欢快的病房，很好的通风与排水设备，开阔的医院大院，院内有条河从中流过，因为水的声音能够镇定神经。但是，他要限制机器和时髦的器械的使用：不能有电器或带磁的医疗器械。虽然美国人都过分地相信只要拉一下操纵杆或按一下按钮就能治病，但是西蒙不信那些玩意儿的效力。尽管这些器械有诱惑力，但他不能因此危害自己的正直。
这一切现在还都是幻想。但是他要拿出一定的方案来显示给他的母亲。不管她对他所做的事有多不赞成，他需要使她相信他在朝某个目标努力。当然咯，他总是可以像他母亲一样选择个有钱的配偶。她曾用自己家族的姓名和社会关系换来一大堆造币厂新造的钱币。她也非常乐意为他安排这样的婚事。破落的欧洲贵族和美国的新暴发户百万富翁之间在姻缘上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常见了，这在马萨诸塞州的路密斯维尔也不是毫无所闻，只是规模小得多。他想到菲斯·卡特赖特小姐那突出的前齿和鸭子般的脖子，不寒而栗。
他看看表：早饭又迟了。每天早饭是由多拉，他房东太太的杂务女仆，用一个木制的端盘送到房间，他就在房间里吃。她把端盘咚的一声放在起居室尽头的小桌上。她走后，他就在那小桌上把早饭或早饭可吃的部分吞下。他已形成习惯：早饭前在那张更大的桌子上写东西，这样有人进来时就可看见他伏案工作，他也就不必看到多拉了。
多拉很壮。长着一张布丁似的脸，一张小嘴向下撇，像是一个感到失望的婴儿的嘴。一对又黑又大的眉毛在鼻子上面相交，使人感到她总是皱着眉，表示出不满的愤怒。很显然，她非常讨厌做杂务女仆；可他想不出她可能喜欢做什么。他曾把她想象成一个妓女——他时常悄悄地把他所遇见的女人设想为妓女——但他实在想不出哪个男人会花钱找她。那就像是花钱让马车把自己压倒，给自己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多拉是个很壮实的人，她可用大腿把男人的脊椎骨一折两段。西蒙可以想见她的大腿发灰，颜色像煮熟的香肠，短短的像是烧焦的火鸡，每个大腿巨大得像头小猪。
多拉对他的不敬以牙还牙。她似乎感到他租下这些房间就是为了跟她作对。她把他的手绢叠成肉丁的形状，把他的衬衣浆得过硬，并且弄掉衬衫上的扣子（毫无疑问她是把扣子拽下来的）。他甚至还怀疑她有意把他的面包片烤焦，鸡蛋做得过老。她把端盘嘭的一声放下后，大声吼道，“你的饭在这儿，”好像是在呼唤猪。然后便脚步很重地走出去，把门咚的一声甩上。
西蒙被欧洲的仆人惯坏了。那些仆人生来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可他还没能习惯大洋这边所流行的仆人为平等所表示出的不满。当然南部除外，但他不去那儿。
金斯顿有比这儿好的住处，但他不愿意付那么多钱。这里对他短期的停留是很合适的。并且，没有其他房客，他很珍视安静的、有隐私权的环境。这有益于他思考。这房子是石头的，阴凉潮湿。可是，从性情上来说（这一定是他内在的老派新英格兰人的意识在起作用），西蒙蔑视沉溺于物质生活的自我陶醉。况且，作为医学院的学生，他已适应了僧侣似的简朴生活以及在困难条件下的长时间工作。
他回到书桌前。“最亲爱的母亲，”他开始写道，“谢谢您的内容丰富的长信。我很好。我在这里的罪犯中所做的神经及大脑疾病的研究进展顺利。如果能找到治愈这类疾病的方法，就可向前迈进一大步，会对减轻……”
他写不下去了；他感到说谎说得太多了。可是，他必须写些什么，要不她就会认为他被淹死了，或突然死于肺病，或遭贼抢劫了。天气总是个好话题；但是他没法饿着肚子谈天气。
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谋杀发生前后发表的小册子，这是维林格牧师寄给他的。那里有格蕾丝·马克斯和詹姆斯·麦克德莫特的供词和审判报告的简写本。封皮上是格蕾丝的雕版像，很易冒充作感伤小说的女主人公。她当时刚十六岁，但是肖像里的女人至少大五岁。她的肩膀用披肩裹着；带檐女帽的边像黑箍一样把她的头圈起来。鼻子很直，嘴巴小巧，面部表情具有传统的深情——一种玛格德林[12]式的无生气的沉思状，大眼睛呆望着。
在这张肖像旁边，还有一幅与之相配的詹姆斯·麦克德莫特的雕版像。他穿着当时那种领子夸张的衬衫，头发向前吹，使人想起拿破仑，但这是为了表现他性情暴躁。他皱着眉，显出一种深沉的、拜伦式的神态；创作这幅肖像的艺术家一定很崇拜他。
在这两幅画下的铜牌上雕刻着：格蕾丝·马克斯，又名玛丽·惠特尼；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因被指控谋杀托马斯·金尼尔先生和南希·蒙哥马利，出庭受审。整个小册子使人不安地想到婚礼请柬；其实要是没照片就很像婚礼请柬。
在为与格蕾丝第一次会面做准备时，西蒙完全不去注意这幅画像。她现在一定大不一样了，他想。一定更少自制力，更像是个哀求者，很可能精神失常了。一个看守把他带到她的临时牢房，警告他说，她实际上比看上去要有力气，会像恶魔似的咬男人一口，并告诉他假如她变得狂暴，就大叫求援。然后，这看守就把他锁在她的牢房里了。
他一见到她，就知道不会有什么事。晨光斜着从墙上高处的小窗户照射进来，照到她站着的墙角。这是一幅近似于中世纪的素描，棱角明快：一个修道院的修女，锁在城堡地牢里的少女，等待着明天的火刑，或是期望着最后一分钟会有斗士来解救她。站在角落里的女人；赎罪性的长裙直拖到地，盖上了显然是光着的双脚；地上的草床垫；畏怯的双肩；双臂紧紧地搂着瘦小的身体；一束束金棕色的长发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从白花做成的花环里逃脱出来——特别是那双眼睛，在苍白的脸上显得很大，因恐惧或因无声的恳求而显得瞳孔放大——这一切都是情有可原的。他在巴黎的萨勒拜特利艾何医院见过很多癔病患者，都很像这个样子。
他用平静微笑的脸去接近她，作出友好的形象——这是个真的形象，因为友好毕竟是他真正的感情。要让这样的病人相信，至少你不认为他们是疯子，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自己从来就不相信自己疯了。
但是，这时格蕾丝走上前来，不再是在晨光里，他刚才看到的那个女人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不同的女人——身板更直，更高，更镇静，身穿教养院的囚犯服，下面穿条蓝白条的裙子，两只脚不是光着的，而是穿着普通的鞋子。露在外面的头发要比他想象的少得多：大部分头发塞在白帽子里。
她的眼睛异常地大，这是真的，但不是发疯的眼睛。相反，这对眼睛在坦率地评估他。好像她在思考某个未经解释的实验题目；好像是他，而不是她，在受审查。
想起这个情景，西蒙畏缩了。我过于放纵自己了，他想，都是想象和幻想。我必须注重观察，必须谨慎从事。有效的实验必须有可考证的结果。我必须抵制情节剧的诱惑和头脑过热。
门外一阵脚步声，接着是一阵敲门声。这一定是他的早饭来了。他转过身去，用背对着门。他可以感到自己的脖子直向衣领里缩，就像海龟的脖子往壳里缩一样。“进来，”他大声叫道。门被撞开了。
“你的饭在这儿，”多拉吆喝道。端盘嘭的一声放下；她大步迈出房间，门砰的一声在她身后关上。有个情景不禁一下从西蒙的头脑里掠过：多拉的踝关节被绑起来吊在肉铺的橱窗里，身上插着丁香，一层外壳弄得她像个涂了糖的火腿。如果你开始注意意念是如何在人脑中活动的，他想，就会发现意念的联想的确惊人。比如，多拉—猪—火腿。要从第一个意念到第三个，第二个是关键。不过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以及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没什么飞跃。
他必须记录下来：中间一环是关键。可能发疯的人就是在大脑联想时不能把握实际的与纯属幻想的意念之间的区别，就像在发烧、梦幻状态下，或是服了某种药物时人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什么机制在控制这一切呢？一定是有的。线索是在神经里呢，还是在大脑本身？人哪一部分受到损害才会变得精神不正常呢？怎么才会受到损害呢？
早饭一定凉了，即便多拉没有事先把食物弄凉的话。他手撑着从椅子里站起来，伸直两条长腿，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然后走到另一个桌子旁，上面放着端盘。昨天他的鸡蛋就像橡胶；他已向房东太太、那位脸色苍白的汉弗莱夫人反映过。房东太太一定训斥过多拉，因为今天的鸡蛋根本没烧熟，几乎没凝固，有些发蓝，像个眼球。
该死的女人，他想。闷闷不乐，粗野，报复心理强；她的头脑处于非理性水平，但是很狡猾，诡计多端，难以捉摸。简直无法抓住她；她是头涂了油的猪。
面包片像石板一样在他上下牙之间断裂。最亲爱的母亲，他在头脑中写道。这里的天气很好；雪几乎全化了。已可闻到春天的气息，太阳在照暖安大略湖，生机勃勃的绿芽已——
什么样的绿芽呢？他对花儿向来就不甚了解。
8
我坐在缝纫室里，那缝纫室就在狱长太太的房子的二楼楼梯口。一切照旧：我常坐的椅子，桌子，篮子里的针线什么的，只是没了剪刀。他们坚持要把剪刀从我手边拿走，所以，如果我要剪根线或修条边都必须向乔丹医生要。他从背心口袋里把剪刀拿出，我用完了，他再放回背心口袋里。他说，他认为这样繁琐的程序没有必要，因为他认为我完全无害，能自我控制。他好像是个能信任人的人。
不过，我有时就用牙把线咬断。
乔丹医生告诉他们，他希望能有松弛平静的气氛，这样更有益于他的目的（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建议尽可能让我保持原来的日常生活。我继续在我原来的牢房里睡觉，穿着同样的衣服，默默地吃同样的早饭（如果你认为可能默默地吃的话）。这里的四十个女人，多数大不了犯了偷窃罪被关在这儿。即便不说话，她们都张着嘴嚼面包，喝茶时发出响声，同时有人在大声朗读《圣经》里有教导意义的段落。
你可以自己想自己的，但是如果要笑，就一定要假装咳嗽或被呛着了。呛着了更好些，因为那样他们就拍拍你的背。但如果是咳嗽，他们就要叫医生了。晚餐是一大块面包，一杯淡茶，加一点肉，因为吃过多的荤食会刺激大脑里的犯罪器官，至少医生是这么说的，卫兵和看守告诉我们的。这么说，他们自己吃荤菜，吃肉、鸡、咸肉和奶酪时，为什么犯罪器官不会受刺激呢？而且，他们是随便吃，难怪他们这么胖。我想他们有时偷吃我们份上的东西，但这一点也不让我吃惊，因为这里是狗吃狗，他们是大狗。
吃过早饭，我照例被两个看守带到狱长家。这两个看守是男人，他们在上司听不见时喜欢说笑话。格蕾丝，其中一个说，我看你有了个新的相好，是个医生吧。他在你面前下跪没有？还是你在他面前抬起了你的膝盖？他还是小心点好，要不你非让他四脚朝天躺在地上。是的，另一个说，躺在地窖里，靴子也不穿，一颗子弹打穿胸膛。然后他们都笑起来；感到这很好笑。
我使劲想玛丽·惠特尼会说什么，有时我也能说出她的话。如果你们真认为我是这样，就应该管好你们的脏舌头，我对他们说，要不，哪天黑夜我会把你们的舌头连根从嘴里拔出。我根本不需要用刀，只需用我的牙齿咬住向外拽。而且，如果你们的手也能老实点，我真要好好感谢你们。
好了，你连玩笑都开不起。我要是你的话，就会很欢迎这个机会，其中一个说，你这辈子只有我们这些男人才能与你打交道。你就像修女一样被关在这儿。好了，向我们坦白，你是很想和我们好好玩一通的。在他们没把詹姆斯那个杀人的杂种的歪脖子拉长之前，你就是想跟那个发育不全的小子来一通的。就是这样的，格蕾丝，另一个说，骑着你的高头大马，就像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好像没有长腿似的，像天使一样纯。别瞎扯了，好像你从来没在刘易斯顿客栈见过男人的卧室似的。我们都听说了，你被逮着时正在穿紧身胸衣和袜子。可我很高兴，你还剩些过去的地狱火在燃烧，他们还没把它完全弄灭。我喜欢女人有些气魄，一个说。另一个说，或者一整瓶，酒会让人犯罪。上帝保佑，什么也比不上浇点酒让火燃烧。喝得越醉越好，一个说，醉得不省人事最好[13]，这样你就不要听她们叫了，再糟不过大叫大嚷的婊子了。你声音很大吗？格蕾丝，一个说，你在那个小黑皮老鼠身下时尖叫、哼哼、乱扭吗？他看着我，想听我说什么。有时我说，我不要听那样的话，这让他们开心地笑；但多半情况下我一声不吭。
我们一路上就是这样打发时间的，一会儿便来到监狱大门口。谁进去啊，就你一个人。再见，格蕾丝。你是不是把你的两个年轻男人系在围裙带上了？然后眼睛一挤、头一点就在街上一人拉一只胳膊。他们不必这样做，但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俩靠我越来越近，把我紧紧给挤在中间。我们走过泥泞，跳过水坑，绕过一堆堆马粪，从篱笆院墙内开花的树旁经过。那些树上穗状的花像淡黄绿色的毛毛虫似的吊在树上。狗在叫，各种马车开过，溅起路上的水。行人睁大眼睛看着，因为我们从哪儿来是很清楚的，他们可从我穿的衣服上看出。最后我们走上种有草本植物的花坛的那条道，绕到仆人的入口。现在她安全无恙了。她想要逃跑，是不是，格蕾丝？尽管她眼睛又大又蓝，她很狡猾。好了，下次运气好些，我的姑娘。你应该把你的衬裙再往上弄点，这样跑起来就会露出一双干净的脚后跟和一点踝关节，一个说。不，不，还要再高些，另一个说，把裙子一直提到你脖子那儿，这样你跑起来就像是张满帆的船，屁股迎风。我们就会被你耀眼的魅力所迷住。就像是羊羔在屠宰场上迎头挨上一棒，我们就会像被雷击着似的，你就可以逃得远远的了。他们互相咧嘴笑笑，大笑起来。他们在自我显示。他们一直在互相对话，没跟我说话。
他们这些人等级太低。
我不像过去那样在这房子里自由了。狱长太太还怕我；她怕我再发病，不想让我把她最好的茶杯打破。你会认为她过去从来没听别人尖叫过。所以，我现在不掸扫灰尘，不端茶盘，不倒痰盂，也不整理床铺。我现在要么在后面厨房，刷洗锅碗瓢盆；要么就在洗衣房干活。我并不介意在洗衣房干活，因为我一向喜欢洗衣。尽管是苦活，会把手弄粗糙，但我喜欢衣物洗完后的干净味儿。
我给专门的洗衣工老克拉利打帮手。她一半血统是黑人，在这儿没取消奴隶制前，曾是奴隶。她不怕我，也不在乎我过去干了什么。即便我杀了个绅士，她也只是点点头，好像在说，他们也就少了一个。她说我干活有耐力，不偷懒，不浪费肥皂，并说我知道如何伺候上等亚麻，我很清楚洗涤的方法，而且知道怎样才能把污迹洗去，即便是很珍贵的原色丝花边上的污迹也能洗掉。我用无色淀粉上浆上得也很好，而且在熨衣服时也让人信得过，不会把衣服熨焦。我能这样让她感到很满意。
中午我们走进厨房，厨师从储藏室里给我们拿些剩菜吃。最少有面包、奶酪和肉汤，但通常还有些其他东西，因为她很喜欢克拉利。大家都知道克拉利生气了会发脾气的。狱长太太非常信任她，特别在洗花边之类的东西时，狱长太太说她是个宝，没人能比得上。狱长太太还说如果克拉利走了，她会很生气的。所以，她吃饭不受限制；因为我和她一起，我也能吃个痛快。
这里吃的比我在围墙里吃的好得多。昨天我们吃鸡骨架，上面有那么多肉。我们俩坐在饭桌上，就像两只狐狸到了鸡窝里一样啃骨头。他们在楼上对剪刀如此大惊小怪，但是厨房里像豪猪一样到处插着刀叉，我可以偷偷往围裙口袋里藏一把，那简单得就像从圆木上滚下来。当然，他们是从来没这么想过的。他们信奉的是，眼不见心不烦，而且在他们看来楼下就像是地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仆人从后门用饭勺拿走的比主人从前门用铁锹送进的多。奥秘在于一次拿一点，积少成多。没人会发现少了把小刀，最好是藏在我的头发里，塞在帽子下面，用发夹夹好。要不，没到时候就掉下来，一定会让人大受惊吓。
我们用刀把一个鸡架割开。克拉利吃鸡架底下的那两小块鸡背肉，你可能会说是靠胃那儿的。只要这两块肉在，她就喜欢吃到嘴，她年纪大由她先挑。我们互相之间没说什么，但彼此咧嘴笑了，因为鸡太好吃了。我把背上的肥肉和皮吃了，用嘴吸肋骨，然后我像猫似的舔自己的手。我们吃完后，克拉利在台阶上很快地抽了一袋烟，我们就又开始干活了。莉迪亚小姐和玛丽安小姐两人的脏衣服很多。不过我看大部分根本不脏；我想她们是早上试着穿，然后改变主意了，就再脱下，胡乱地扔在地上，踩在上面，这样就一定要洗了。
过了几小时之后，楼上客厅钟里的太阳已经改变位置，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乔丹医生从前门来了。我听见敲门，门铃响，女仆的脚步声。然后我被从后楼梯带上楼。洗衣房的肥皂把我的手洗得雪白，手指被热水烫得全是皱褶，就像是刚被淹死的人，但手指还是一样又红又粗。现在是缝纫的时间了。
乔丹医生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他的笔记本放在桌上。他总是带件东西来。第一天是一朵叫不出名的干花，蓝色的。第二天是个冬天的梨，第三天是一个洋葱头。你从来不知道他会带什么，不过他偏爱水果和蔬菜。每次谈话之前他都问我对他带来的东西是怎么想的，我就说些让他高兴的话，他用笔记下。门一定要始终开着，因为不能让人怀疑门关起来在做什么不名誉的事；要是他们知道我每天在来的路上的经历一定很好笑。莉迪亚小姐和玛丽安小姐从楼梯上路过，偷偷朝里看。她们想看看这医生，她们就像小鸟一样好奇。“我想我是把顶针忘在这儿了，你好，格蕾丝，我希望你已恢复正常了。请您原谅我俩，乔丹医生，我们不想打搅您。”她们向他投去迷人的微笑。消息已传开，他未婚，自有家产。不过，我认为如能找到更好的丈夫，她俩谁也不会考虑找一个美国北方佬医生的。但是，她们喜欢在他身上试用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可是，向她们回送他那一边高一边低的微笑之后，他便皱起眉头。他不再注意她们了；她们只是傻乎乎的少女，他不是为她们而来的。
他是为我而来的，所以他不希望我们的谈话被打断。
刚开始的两天没什么可打断的。我低着头，不看他，一个劲地缝我手中的被子拼布。我在给狱长太太做被子，再有五块就做完了。我看着针进针出，其实我知道睡着了我也能缝。我从四岁开始就会缝了，小针脚就像是老鼠缝的。你必须从小做才能做得这么好，要不永远不能掌握要领。主要的颜色是深浅两层的粉红印花，枝条和花是淡粉色的，外加靛蓝色的底色上有白鸽子和葡萄。
要不，我就朝乔丹医生的头顶上方看去，望着他后面的墙。那是一幅装在镜框里的画，花在花瓶里，水果在碗里，是狱长太太用十字花形针脚刺绣的。做得很粗糙，因为苹果和桃子看上去又方又硬，好像是用木头刻的。这不是她最好的作品，所以她把这画挂在这儿，而不是挂在那间多余的卧室里。我闭着眼也可以做得比她好。
开始谈话很困难。过去十五年我很少这样谈话，而且这完全不是像我和玛丽·惠特尼、小贩杰里迈亚和杰米·沃尔什（在他没变得对我那么坏之前）那样地谈话。这种谈话方式我已经忘了。我告诉乔丹医生我不知道他让我说什么。他说不是他想叫我说什么，而是我自己想说什么使他感兴趣。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因为我没资格想说任何话。
好了，格蕾丝，他说，你不应该这样，我们是说好了的。
是的，先生，我说。可我想不起说什么。
那么，让我们谈天气，他说；你一定对天气能作些评论的，因为大家谈话都是以谈天气开头的。
我听了后微笑起来，但我还是很害羞。即便是关于天气，我也不习惯别人问我的意见，特别是个手拿笔记本的男人。这类男人我遇见过的有肯尼思·麦肯齐先生，就是那个律师，我怕他。还有审判时法院里的那些人，还有到监狱里来的，他们是从报社来的，尽编造关于我的谎话。
因为开始时我谈不出，乔丹医生就自己谈了。他告诉我现在到处在建造铁路，告诉我他们怎样铺铁轨，火车头是怎么开的，有锅炉和蒸汽。这些谈话使我越来越放松。我说我想坐坐那样的火车；他说可能哪天我能坐上。我说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在服无期徒刑，但是你不知道时间会给你带来什么。
然后他告诉我，他的家乡叫路密斯维尔，在美国。他说那是个纺织城，但已不像印度的廉价布运进来以前那样繁荣了。他说他的父亲曾经拥有一个纺织厂，在那儿工作的女孩子都是农村来的。她们都穿戴整齐，寄宿在提供膳食的房子里。房东太太为人正派，头脑清醒。不让喝酒，有时客厅里还有架钢琴。每天只工作十二个小时，星期天上午去教堂。从他那湿润而又怀旧的眼光里，我要是听说他曾在这些女工中有过一个情人，绝不会感到奇怪。
他还说有人教这些女孩子读书，她们有自己出版的杂志，上面登有文学作品。我问他“文学作品”是什么意思。他说她们写故事和诗，向杂志投稿。我问，用她们自己的名字？他说，是的。我说她们真大胆，没把年轻的男人吓走，因为谁想找这样的老婆啊？写出东西来让大家都看，还编造故事，我永远不会这么不知羞耻的。他笑了，说她们那样做好像并没吓跑男青年，因为女工把工资省下做嫁妆，有嫁妆总是受人欢迎的。我说，至少她们结婚后就会因为孩子太多而忙得没空再编故事了。
然后，我就感到很伤心，因为我想起我永远不可能结婚，生自己的孩子了。不过有人会说这样才好呢，我不会像很多女人那样生九个十个孩子把自己生死。不能有孩子总是遗憾。
伤心时最好换个话题。我问他母亲是否还活着。他说活着，不过她的身体不好。我说他很幸运，母亲还活着，而我母亲已不在了。然后，我又换了个话题，说我很喜欢马。他跟我谈起他小时候的马，名叫贝斯。过了一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渐渐发现我与他交谈更轻松了，并且自己想着话题说。
我们就这样继续谈着。他问个问题，我回答，他记下。在法庭上，我说的每个字好像都被用烙印印在他们用来记录的纸上。我一旦把话说出口，就知道是怎么也收不回来的。况且，记下的都是错话，因为我无论说什么，即便说大实话，都会被人歪曲。在精神病院时，巴纳林医生也是如此。但我现在感到好像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只要我说，无论说什么，乔丹医生就会微笑着记下，并告诉我谈得很好。
他记录时，我感到他在为我作画；或者不是在画我，而是在我身上画——在我的皮肤上画——他不用铅笔写，而是用老式的鹅毛笔写，不是用羽毛管那头，而是用羽毛那头。好像上千只蝴蝶落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扇动着自己的翅膀。
但是，我心里却是另一种感觉，感到睁大眼睛醒着，非常警觉。就像是半夜里突然被惊醒，有只手在摸你的脸。然后你坐起来，心跳剧烈，可是谁也没有。在这种感情之下，又有一种感觉。一种被人撕开的感觉。不是肉体被撕开的感觉，因为并不疼。而是桃子被撕开的感觉。根本不是被撕开的，而是桃子太熟了，自己裂开了。
桃子里面有个桃核。
9
寄自加拿大西部多伦多市湖滨街枫叶住宅塞缪尔·巴纳林医生；
致美国马萨诸塞州路密斯维尔镇拉布尔纳姆住宅威廉·P·乔丹夫人转西蒙·乔丹医生；改寄加拿大西部金斯顿市低联合街C·D·汉弗莱少校转西蒙·乔丹医生。
1859年4月20日
亲爱的乔丹医生：
我已收到您4月2日向沃克曼医生询问犯人格蕾丝·马克斯情况的信，也收到他要我向您提供我手中所有的详细情况的便笺。
我首先必须告诉您，我与沃克曼医生两人意见不尽一致。据我看（我在精神病院的年头比他长），他的宽容政策已使他在做无效劳动。他想把朽木雕成材，可大多数患有严重神经及大脑疾病的人是不能痊愈的，只能加以控制。为了控制的目的，体力上的限制和纠正，饮食定量，并用拔火罐及放血的方法减少过多的动物习性，这些在过去都是行之有效的。尽管沃克曼医生声称他的方法已在几例过去认为没希望的病人身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是这些所谓的疗法无疑最终会证明是表面的、暂时的。神经失常是在血液里，是不能用一块小小的软肥皂和法兰绒布擦掉的。
沃克曼医生只对格蕾丝·马克斯作了几周的检查，而我负责她的治疗长达一年多。因此，他对格蕾丝人品的评论不是很有价值。然而，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相关的事实——即格蕾丝是个假疯子——我过去也得出这个结论，不过当时的监督拒绝采取措施。对她和对她表现出的奇怪行为的连续观察使我得出结论：她实际不疯，而是装疯，企图用计谋公然蒙蔽我。明白地说，她装疯是为了放纵自己，同时也让别人放纵她。她不喜欢因犯重罪而服刑的教养院严格的作息制度。
她是个出色的演员，说谎成性的骗子。在我们在场时，她自我欣赏地假装发了几次病，比如，产生幻觉、蹦跳、柔声唱歌等，表演得十分真切，只是没像奥菲莉亚那样把野花缠在头发里[14]。但她没有野花也装得像。她不仅骗了尊敬的穆迪夫人，因为她那样思想高尚的女士易于相信任何戏剧性的表演，只要演得可怜。您一定读过了穆迪夫人写的对于整个不幸事件的不准确的而且颇为歇斯底里的描述。格蕾丝还把我的几个同事也骗了。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突出例子，即一旦有个漂亮女人走进门来，好的判断力就飞出了窗口。
不过，如果您决定在她现在的住所检查她，请万万提高警惕。很多老年智者都上了她的圈套。您蛮可以把耳朵用蜡堵上（像尤利西斯教他的海员们做的那样），以便从塞壬手中逃生[15]。她这人既无道德，又没廉耻，会使用任何手段。
我还想事先告诫您这样的可能性：一旦您参与她的案子，就会被一大群好意的但是缺乏判断力的男人女人和牧师包围起来，他们都是忙于帮她忙的。他们缠着政府，替她请愿，要将其早释。他们也会以慈善的名义半路拦住您，要您加入他们的队伍。我曾不得不多次把他们从门前赶走，同时告诉他们格蕾丝·马克斯罪有应得，因其堕落的人格和病态的想象力，完全应该受监禁。把她释放到毫无准备的大众中间去是极端不负责的，这只能给她机会去满足自己的嗜血性。
我坚信，如果您想进一步调查这一案子，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您忠实的仆人，
塞缪尔·巴纳林（医生）
10
今天上午西蒙将与维林格牧师会面。他并不期待这次会面：这人在英国留过学，一定很有架子。什么样的傻瓜也比不上受过教育的傻瓜。西蒙必须搬出自己的欧洲学历，显示自己的博学，使自己势均力敌。这次会面将会是一次考验。西蒙很想装着说话拖音，不停地说“我寻思”，并装着像英国殖民者印象中的美国北方佬那样去说话，好让对方不高兴。然而，他又必须节制自己的言行，因为他在这次会面中表现如何举足轻重。他总是忘记自己已不再富有了，所以已经不能完全我行我素了。
他站在镜子前面，试图系上领带。他讨厌领带和硬领巾，希望它们能见鬼去。他也讨厌裤子和整个一套僵硬体面的装束。为什么文明的人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塞在拘束衣般的绅士套装中去折磨自己？也许这就像毛发衬衣一样让肉体受苦[16]？人应该生下来就身着随着身体变大的羊毛套装，这样就免去了裁缝的一整套啰唆，以及他们那些无休止的大惊小怪和势利行为。
至少他不是女人，因而无需穿紧身胸衣，并用带子把自己绑得变形。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生来脊椎弱，像果冻，如果不用绳子绑好，她们会像化了的奶酪一样瘫在地上。他对这些说法嗤之以鼻。他在医学院时，解剖过很多女人——自然是劳动阶层的女人——她们的脊椎和肌肉普遍来说并不比男人弱，尽管很多人患有软骨病。
他好不容易把硬领巾打成像领结的形状。一边高一边低，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他已雇不起男仆了。他把不服帖的头发用发刷刷平，但刚刷平又翘起来。然后他拿起外衣，一转念又拿起雨伞。透过窗户射进来一些微弱的阳光，但不能肯定不会下雨。春天的金斯顿是个多雨之城。
他悄悄地走下前楼梯，但声音还是太响了：房东太太拦路截住他，要谈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从客厅里悄然滑出，身上穿着褪色的、领上有花边的黑色丝绸睡衣。一只消瘦的手里习惯性地紧握着一条手绢，好像眼泪随时会落下来。她不久以前显然很漂亮，如果她愿意下点功夫的话，如果她的金发中间的那条杠不弄得那么死板的话，现在还会漂亮起来。她的脸是心形的，皮肤白皙，眼睛大而有魅力。尽管她的腰很苗条，使人感到腰里有些金属的成分，好像她用的不是紧身胸衣，而是一小段炉子上的铁筒。今天她仍是一脸常见的极度忧虑；身上的味儿像是紫罗兰，也像是樟脑——她一定常头痛——她身上还有种味儿他想不出是什么。一种又热又干的味儿，是熨平白亚麻床单时发出的味儿？
西蒙通常避开她这类日渐消瘦、悄悄变得神经错乱的女人，可是医生就像磁铁一样吸引这样的女人。无论如何，她身上有种严峻的、不加修饰的高雅——就像贵格会的祈祷会堂——很有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只是审美性的。一个人是不会与一座小型宗教建筑造爱的。
“乔丹医生，”她说。“我想问你……”她止语不言了。西蒙笑着要她说下去。“今天早上您的鸡蛋还让人满意吧？这次是我亲自做的。”
西蒙说谎了。要说真话会太没礼貌，让人不能原谅。“很好吃，谢谢你，”他说。实际上那鸡蛋既有些硬，又有些海绵质，就像是有次医学院他的一个同学开玩笑放在他口袋里的被切除的肿瘤。要有反常的技术才能把鸡蛋虐待成这副样子。
“我真高兴，”她说。“要找到好帮手太难了。您出去？”
这是明知故问，所以西蒙只是歪了下头。
“又有你一封信，”她说。“仆人放错地方了，但被我又找到了。我把它放在走道的桌子上了。”她说这话时声音有些颤抖，好像西蒙的每封信的内容都是悲剧性的。她的嘴唇丰满，但很虚弱，像朵即将败落的玫瑰。
西蒙谢了她，说声再见，拿起信——是他母亲来的——便走出门去。他不想与汉弗莱夫人长谈。她很寂寞——跟那个醉醺醺的、头脑糊涂的少校结婚一定感到寂寞——可女人之寂寞就像是狗之饥饿。他不想在客厅拉起来的帘子后面倾听令人悲伤的午后诉苦。
无论怎么说，她是很有趣的，值得研究。比如说，她对自己目前的状况视而不见，因而自我认识很不切实际。她童年时一定有过家庭教师：她那副肩膀表明了这点。与她谈房间的安排时，她是那么挑剔、不宽容，使得他难于开口问洗衣是否包括在内。她的神态暗示着她不习惯与男人谈他们个人的事，那类让人头疼的事最好让仆人去处理。
不过她已间接地表明她是不情愿出租房间的。这是她第一次出租房间；是由临时的经济上的窘困所造成的。此外，她的广告写得很清楚：性情安静的绅士，愿在他处就餐者。在看了一圈之后，西蒙说他想租下这房间，她踌躇了一会儿，接着向他提前要两个月的房租。
西蒙也看了其他几处房子，不是太贵，就是太脏，所以他同意付钱。他正好身上有这个数目的现金。他发现她表现出的不情愿和急切想成交，感到很有趣，同时注意到这样的矛盾心理给她脸上带来的红晕。这件事对她来说很不雅观，几乎是不恰当的。她本不想赤裸裸地拿他的钱，希望把钱装在信封里；可是她又要控制自己，不要一下把钱抢过来。
高级的法国妓女这时也大都表现出这种态度——对金钱交易做出的忸怩样，对已做的交易佯装不知，以及内心的贪婪。不过，妓女做得并不如此笨拙。西蒙不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但如果他拒绝利用欧洲所提供的机会——那样的机会在新英格兰绝不会如此便当，如此多样化，便会是职业上的不尽职。要治愈人性，必须了解人性。要了解人性，不能从远距离观察，而是要身临其境，可以这么说吧。他认为探索人生最深处是干他这一行的职责。尽管他还探索得不够，至少已经开始了。当然，他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免染上疾病。
在房子外面他碰上少校，他看西蒙就像是透过浓雾看似的。他的眼睛粉红，领带偏斜，手套少了一只。西蒙试图想象出他是怎样地大喝了一阵，狂欢了多久。人到了不顾名誉的地步一定很自由。他点点头，举起帽子表示致意。可少校像是受了侮辱。
西蒙要步行到维林格的住宅，那是在西德纳姆街上。他没叫马车，连马也没叫，因为不值得，金斯顿本来就不是个大地方。街上尽是泥，到处是马粪，可是他的靴子能对付这些。
维林格牧师的住宅很有气派。一位老妇给他打开大门，她的脸像块松木板。牧师未婚，需要一个无可指责的管家。西蒙被引进图书室。这图书室如此做作地让人无可指摘，使他很想一把火烧了它。
维林格牧师从皮面高背椅上站起来，伸出只手来跟他握手。尽管他的头发又稀又白，陪衬着瘦而苍白的皮肤，他握起手来却非常有力。尽管很不幸的是他的嘴又小又朝前噘——西蒙心想，像蝌蚪的嘴——，但是罗马式的鼻子却表明他个性很强。他前庭饱满，说明智慧超人；眼睛有点突出，但非常明亮敏锐。他还不到三十五岁。他一定有重要的关系，西蒙想，才能在卫理公会晋升得这么快，而且掌管这样一个富裕的教区。从这么多藏书来判断，他一定有自己的钱。西蒙的父亲过去也有这么多书。
“我很高兴你能光临，乔丹医生，”他说。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像西蒙想象的那样装腔作势。“感谢你到我们这儿来。你的时间一定非常宝贵。”他们坐下，那个长着平板脸的管家用端盘送进咖啡来。那端盘的图案素雅，但是银质的。典型的卫理公会的端盘：不华丽，但不声不响地表明自己的价值。
“这对我的专业很重要，”西蒙说，“这么一个饶有趣味的病例并不常见。”他这样说好像他已亲自处理过几百件病例似的。关键是要看上去有兴趣，但不能急不可耐，似乎他在施舍恩惠。他希望自己脸没红。
“你写出的报告会对我们的委员会很有帮助，”维林格牧师说，“如果你的报告赞成无罪的理论，我们将把它跟我们的请愿书附在一起；政府官员现在更愿意考虑专家的意见了。当然，”他精明地看了西蒙一眼，补充说，“不管你的结论如何，我们都按谈好的数目付你报酬。”
“我完全理解，”西蒙带着他希望是温文有礼的微笑说。“我想您在英国读过书？”
“我开始从事天职时信英国国教，”维林格牧师说，“可是后来良心上发生了一次危机。上帝的教诲和恩慈当然应该通过比做礼拜仪式更直接的方式普照英国国教外的教民。”
“我希望如此，”西蒙有礼貌地说。
“著名的埃杰顿·赖尔森牧师（他是多伦多人）大体走的就是这条路。他率先提倡免费教育和禁酒。你一定听说过他。”
西蒙没听说过；他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他希望这样对方能认为是肯定的回答。
“你本人信……？”
西蒙开始搪塞。“家父家里长期是贵格会的，”他说。“家母是唯一神教派的教徒。”“啊，是这样的，”维林格牧师说。“当然，美国和这里大不一样。”他俩沉默了片刻，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是相信灵魂永存的？”
这是一个狡猾的问题；这里设的圈套可能会把他的前景断送。“啊，那当然，”西蒙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维林格好像松了口气。“很多科学界的人对此质疑。我说，让医生管身体，上帝管灵魂。让神者治神，俗者治俗[17]，你也许会这样说。”
“当然，当然。”
“宾斯旺格医生对你评价很高。我在欧洲旅行时很荣幸地见到他，——因为历史的缘故，我对瑞士很感兴趣——我同他谈到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要在大西洋这边寻找一位权威时，就自然地请他推荐。我们要找一位权威，”——他有些踌躇——“这要在我们的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他说你对大脑疾病和神经上的问题很精通。并且，你在健忘症的研究上即将成为一大权威。他说你很快会成名。”
“真感谢他这样说，”西蒙低声说。“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领域，但我已发表了两三篇小论文。”
“我们希望你这次调查之后，还将多发表些论文，从而对难解的谜有新的了解。我坚信社会也会因此给予你适当的承认，特别是关于这样一个著名的案子。”
西蒙自语道，尽管维林格牧师嘴像蝌蚪，但并不是傻瓜。他确实对别人的雄心了如指掌。会不会他从英国国教到卫理公会的转变恰好正值这个国家的国教政治明星陨落，而卫理公会的福星高照之时？
“你读过我寄给你的那些材料了？”
西蒙点点头。“我明白你的困境，”他说。“很难决定信什么。格蕾丝好像审问时说一套，审判时又说一套。到了免除死刑之后，又搬出第三套。不过，在三套故事中她都矢口否认曾经碰过南希·蒙哥马利一根毫毛。但是，几年之后我们又在穆迪夫人的书中读到，格蕾丝自供这事实际是她干的。这样的说法是和詹姆斯被绞死前说的情况一致的。但是，你说自她从疯人院回来之后，她又在否定这事。”
维林格牧师呷了口咖啡说：“她否认对这事的记忆。”
“啊，对了。对这事的记忆，”西蒙说，“这是个恰当的区别。”
“她完全可能被别人说服，承认做了件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维林格牧师说。“这样的情况曾经发生过。穆迪夫人描绘得有声有色的所谓教养所里的自供发生在她被监禁多年之后，并且当时正是史密斯狱长任职期间。史密斯那人的腐败是臭名昭著的，完全不称职。有人指控他做过一些最为惊人、最残酷的事：比如，他竟允许儿子把犯人当作靶子练射击，有一次真的打瞎了一只眼睛，并且有人说他还侮辱女犯人，你可以想见用何种方式，我认为这都是实情。他的问题已有过全面的调查。我认为格蕾丝那段发疯是受他虐待的结果。”
“有些人否认她真的疯了，”西蒙说。
维林格牧师笑着说：“我想你是从巴纳林医生那儿听来的。他打一开始就对她反感。我们委员会的人都争取他，——他若能写份有利的报告，会对我们的事业很有价值——但他不让步。他当然是最强硬的保守党员。如果听他的，会把所有的疯子用铁链拴起来，让他们躺在草上，谁向两边看就把谁绞死。很抱歉，我认为他也是那个应该对任命史密斯狱长那样的下流渎神的人负责的腐败制度的一部分。据我所知，疯人院里也有些不正当行为，以致格蕾丝刚从那儿回来时，居然有人怀疑她怀孕了。可幸的是，这些谣言毫无根据；可是企图去占那些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的便宜是多么的怯懦，多么的没人性！我已花过很多时间与格蕾丝一起祈祷，试图治愈由那些不忠诚的、该受谴责的、背叛公众信任的人所造成的伤痕。”
“可悲，”西蒙说。这话可理解为他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突然他恍然大悟——维林格牧师爱上格蕾丝·马克斯了！怨不得他如此气愤，如此热情，如此百折不挠，如此辛苦地一次次组织委员会请愿；特别是他如此相信她是无罪的。他是不是想把她救出监狱，作为清白的无辜者平反，然后自己与她结婚？她仍旧很好看，而且肯定会对救命恩人倍加感激，她会卑躬屈膝地感激。自己的夫人这样深深的感激毫无疑问会成为维林格的精神交易所里的上等商品。
“幸亏政府换了班，”维林格牧师说。“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一定要确定绝对坚实的基础才能继续目前的请愿。所以，我们就叫你来了。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并不是我们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赞同这事。但是，我成功地说服他们我们需要一个内行的、客观的观点。比如，对当事人在谋杀案发时作出潜伏性精神失常的诊断。但是，我们一定要极度小心，高度正直。仍有相当多的人对格蕾丝·马克斯非常反感；这是一个最有派系意识的国家。保守党人似乎把格蕾丝与爱尔兰问题混淆起来，尽管她是新教徒。他们还把谋杀一个保守党绅士的单个事件（尽管这位绅士人很高尚，这一谋杀事件非常让人遗憾）与整个种族的暴乱混为一谈。”
“每个国家都有这些讨厌的派性，”西蒙圆滑地说。
“此外，”维林格牧师说，“我们面临着两种说法：一种是这个女人可能无罪，但很多人认为她有罪；另一种是她可能有罪，但有人认为她无罪。我们不想让改革的反对派有机会看我们的笑话。但是，正如主所说，‘真情将使你自由’。”
“真情可能比我们想的要奇怪，”西蒙说。“也许我们习惯性称作邪恶的，即自由选择的邪恶，不过是神经系统受损而引起的疾病。而魔鬼则只是大脑的畸形存在。”
维林格牧师微笑着说：“噢，我不认为该走那么远，”他说。“不管今后科学发展到哪一步，魔鬼总是逍遥自在。我想你已收到星期日下午去狱长家的邀请？”
“我很荣幸。”西蒙礼貌地说。他一直在想找借口。
“我期待在那儿见到你，”维林格牧师说。“是我安排他们邀请你的。为人极好的狱长夫人是我们委员会无比重要的委员。”
11
到了狱长住宅，西蒙被带进客厅。这客厅很大，几乎可做休息厅了。所有家具的表面都装上了沙发套面；颜色都是人体内的颜色——肾脏的酱紫色，心脏的红紫色，静脉的暗蓝色，牙齿和骨头的象牙色。他可以想象，如果他把自己的直观感觉大声宣布，会有怎样的轰动。
狱长夫人前来迎他。她是个漂亮的四十五岁上下的女人。一眼便能看出是个体面人，可是打扮很有小地方的俗气。这里的女士认为如果一排花边很好，三排就更好。她有种受惊似的、眼球略微凸出的眼神。这说明她要么性情过于紧张，要么患有甲状腺肿大。
“我非常高兴你能光临，”她说。她告诉他，很遗憾狱长因公务不在，但她本人对他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她对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非常尊敬。现代医学已有如此多项的发明，特别是乙醚的发明减少了人们很大的痛苦。她用一种深沉而颇有意味的眼光盯着西蒙，西蒙暗自叹息。他对那眼神很熟悉：她马上就要主动向他倾诉自己的病症了。
他刚拿到医学学位时，没想到这学位会在女人，特别是社会阶层较高的、名声无可非议的已婚女人身上起如此大的作用。她们似乎都被他所吸引，好像他有什么无价的、恶魔似的财宝。她们的兴趣是很清白的——她们并不想为他而失身——但她们想把他拉到光线暗的角落，低声跟他交谈，胆怯地，用发颤的声音向他吐露隐私。同时，他也让她们害怕。可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吸引力？他在镜子里看到的脸不丑也不漂亮；他实在找不出答案。
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自己找到答案了。她们寻求的是知识；但她们又不能承认她们想寻求知识，因为那是禁果——她们想得到那带有令人恐怖的亮光的知识；那掉下泥坑才能获得的知识。他去过她们永远不能去的地方，见过她们永远见不到的东西。他打开过女人的身体，朝里看过。他手中，就是那只刚把她们的手举起放在唇边吻的手，可能曾经拿过一颗女人的跳动的心。
因此，他是三人黑帮（医生，法官，刽子手）之一，与其他两种职业的人一道共操生死大权。被他弄得不省人事，毫不羞耻地裸体躺着任其摆布；任其抚摸、切割、掠夺、再造——女人睁大眼睛，嘴唇微张看着他时想的就是这些。
“我身上非常不舒服，”狱长夫人开腔了。她忸忸怩怩地（就像是要让他看踝骨似的）谈到一个病症——呼吸急促，肋骨处有压抑感——并暗示发病更频繁，病情加重了。她感到疼——可是她不想说到底在哪儿。这种感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西蒙笑着说，他已不再从事普通医学治疗了。
有一会儿，狱长夫人欲皱眉头，却又止住自己。然后，她也微笑起来，并说她想让他与昆内尔夫人见面。她是个著名的招魂术信徒，并倡导给女人更大的活动天地。她是我们周二讨论会和周四招魂日活动的领路灯。她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见多识广，到过波士顿和其他一些地方。昆内尔夫人穿着她那有巨大的裙架支撑的裙子，就像是淡紫色的巴伐利亚奶油；她头上好像顶着一只灰色小卷毛狗。然后她又把西蒙介绍给纽约来的杰罗姆·杜邦医生，他正在这儿访问，答应要显示一下他惊人的威力。他很有名，昆内尔夫人说，见过英国的皇室人士。也许那些人不完全是皇室人士，而是贵族，反正都是一回事。
“惊人的威力？”西蒙有礼貌地问。他想知道这指的是什么。可能那伙计说他能叫一个死去的印第安人升天，或是做其化身，或是能像著名的福克斯姐妹那样产生一些魂灵敲击声。招魂术是中产阶级风行一时的兴趣，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女人。她们聚集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用她们祖母当年玩惠斯特牌的方式做让桌子倾斜的游戏。她们还会成篇累牍地创造出莫扎特或莎士比亚向她们口述的自动篇章。西蒙想，人死了一定会使文体大大减弱。如果这些人不是这么富有，她们的行为就会让人认为她们头脑不正常。更糟的是，她们的客厅里坐满了冒牌专家和江湖骗子。这些人都会身着污秽的外衣，自诩正超凡入圣。可是社交上的礼节要求人们对他们一定要以礼相待。
杰罗姆·杜邦医生的眼睛深而明亮，喜欢像专业江湖医生那样紧紧盯住人。他苦笑着，肩膀不以为然地耸了一下。“恐怕也没那么惊人，”他说话时略带点外国口音。“这不过是另一种语言；如果你能说，就不会当回事。但不会说的人会感到惊人。”
“你能与死人交谈？”西蒙问，他的嘴有点抽搐。
杜邦医生笑了。“我可不会，”他说。“我是个你可能称作医师的学者，或者，像你一样，是个调研性科学家。我专修神经催眠术，是詹姆斯·布雷德学派[18]的。”
“我听说过他，”西蒙说。“他是不是苏格兰人？我以为他是畸形脚和斜视方面的著名权威。但是，专业医学人士不承认他的其他理论。神经催眠术是不是梅斯美尔[19]的无人相信的动物磁性说的重新翻版？”
“梅斯美尔断定人体周围有层磁性液体，这肯定是荒谬的，”杜邦医生说。“布雷德的理论只涉及神经系统。我应该补充一句，那些对他的方法有疑义的人根本没有试过他的方法。在法国接受他的方法的人要多些，因为那儿的医生不这么固守怯懦的传统方法。那些方法当然对癔病比对其他病更有用；它们对断腿是什么作用也不起的。但是对健忘症，”——他有点似笑非笑——“它们常常能产生惊人的，或者可以说非常迅速的效果。”
西蒙感到处势不利，便换了个话题。“杜邦？——是个法国名字？”
“我们家是法国清教徒，”杜邦医生说。“不过这只是父系。他是业余的化学家。我本人是美国人。当然我因专业需要去过法国。”
“也许乔丹医生愿意参加我们的讨论会，”昆内尔夫人插言道。“我们星期四的招魂讨论会上亲爱的狱长夫人得知她在大洋彼岸的孩子一切平安愉快时，感到无限欣慰。我肯定乔丹医生是个怀疑论者，但是我们总是欢迎怀疑论者！”她那双又小又亮的眼睛在那狗形的头饰下调皮地闪烁着。
“我不是怀疑论者，”西蒙说，“我只是个医生。”他不愿被诱入有害而又无比荒谬的争论中去。他不知维林格怎么会让这样一个女人加入他的委员会。不过，显然她很有钱。
“医生，医治好自己吧，”杜邦医生说。他似乎是在开玩笑。
“你对废奴问题是什么态度，乔丹医生？”昆内尔夫人问。这女人现在变得想动脑筋了，而且要坚持讨论一个引起争论的政治问题。她无疑会命令他立即在南部废除黑奴制。西蒙觉得不停地有人就他的国家的罪恶来谴责他个人，很令人厌倦，特别是受这些英国人的谴责。他们似乎认为最近良心发现了，别人就会原谅他们过去根本没有良心。他们现在的财富不是靠贩卖黑奴，是靠什么积累的？如果不是南部的棉花，他们怎么会有大纺织城？
“我的祖父是贵格会的信徒，”他说。“我小时候就知道不要打开橱柜门，以防哪个逃犯躲在里面。我祖父总认为危及自己的安全比从篱笆后面对别人狂吠付的代价高。”
“四面石墙并非监狱[20]，”昆内尔夫人快活地说。
“但是，科学家都应该思想开放，”杜邦医生说。他好像又回到刚才谈的话题上去了。
“我肯定乔丹医生的思想就像是本书一样打开着，”昆内尔夫人说。“我们听说你在从精神的角度调查分析我们的格蕾丝。”
西蒙可以预料，如果试图解释他概念中的“精神”和“无意识思维”之间的区别，他会把问题搅得不可收拾。所以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你使用哪种方法，”杜邦医生问。“恢复她失去的记忆？”
“开始时，”西蒙说，“我使用基于暗示和意念联想的方法。我在试图缓和地、一步一步地重建她的思维链。这根链条或许因为她所参与的暴力性事件的震惊而中断。”
“噢，”杜邦医生面带一种得意的微笑说。“缓慢但锲而不舍，赛跑第一！”西蒙真想踢他一脚。
“我们肯定她是无罪的，”昆内尔夫人说。“我们整个委员会都对此确信无疑！我们都确信这点！维林格牧师正在起草请愿书。这不是第一次请愿，但我们希望这次会成功。‘再发起一次进攻’[21]是我们的座右铭。”她像女孩子一样咯咯地笑起来。“快说你站在我们这一边！”
“如果开始时你不成功，”杜邦医生严肃地说。
“我还没得出任何结论，”西蒙说。“不管怎么说，我的兴趣不在于她有罪还是无罪，而在于……”
“在于那些起作用的机制，”杜邦医生说。
“我倒不想这么说，”西蒙说。
“你感兴趣的不是八音盒奏出的曲子，而是盒内那些小齿轮。”
“你呢？”西蒙说，他开始发现杜邦医生有些趣味了。
“噢，”杜邦说。“对我来说有趣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外面有漂亮图画的盒子，而是那音乐。音乐是由具体的物体演奏的；而音乐本身又不是那个物体。如《圣经》中说，‘风想往哪儿吹就往哪儿吹’。”
“《圣约翰》，”昆内尔夫人说。“圣灵里生出的是灵魂。”
“肉体里生出的是肉体，”[22]杜邦说。他俩做出一种缓和的、但却无以对答的胜利姿态盯着他，西蒙感到他好像在床垫下窒息。
“乔丹医生，”他胳臂肘旁有个声音轻轻地说。是莉迪亚小姐，狱长夫人的两个女儿之一。“妈妈要我来问你是否看过她的剪贴本。”
西蒙暗自感激女主人，说他还没能有那个荣幸。四周饰有纸做的蕨类叶子的朦胧的欧洲风景版画通常对他并没吸引力，但在这一刻却像救星似的向他招手。他微笑着点点头，就被带走了。
莉迪亚小姐让他在一张舌头颜色的椅子上就座，然后从旁边的桌子上拿来一本很重的书，在他身旁坐下。“她想因为你正在对格蕾丝所做的研究，可能会对这些感兴趣。”
“是吗？”西蒙说。
“这里收集了所有著名的谋杀案，”莉迪亚小姐解释道。“我妈妈把它们剪下贴进来，这里还有绞刑呢。”
“都是你妈妈弄的？”西蒙问。那女人不仅是疑病症患者，也一定是个食尸鬼。
“这个本子有助于她决定犯人中哪个值得她施善，”莉迪亚小姐说。“格蕾丝在这儿。”她把剪贴本在他们的膝盖上打开，身子向他这边靠，很认真地向他解释。“我对她很感兴趣；她具有惊人的能力。”
“像杜邦医生一样？”西蒙说。
莉迪亚睁大眼睛说，“不，不。我不会做那样的事的。我永远不会让人给我催眠的，那多不正派！我是说格蕾丝做裙子有惊人的能力。”
她神态里显出一种受压抑的不顾一切，西蒙想。她微笑时，上下两排牙齿都露出来。但她与她母亲不同，至少头脑健康。一个健康的年轻动物。西蒙感觉到她那雪白的脖子，镶嵌在饰有玫瑰花苞的素净的花边里，这对一个未嫁的少女来说很得体。透过多层柔软的衣料，她的胳膊与他的紧挨着。他是血肉之躯。尽管莉迪亚小姐的性格像其他同龄少女一样还没成形，而且很幼稚，她的腰非常苗条。她身上散发出铃兰的芳香，像一层嗅觉的纱布把他裹起来。
但是莉迪亚小姐一定没意识到她对他产生的影响，因而必然对这类影响的性质一无所知。他把两腿交叉起来。
“这是詹姆斯·麦克德莫特的绞刑，”莉迪亚小姐说。“这登在好几家报纸上。这是登在《观察报》上的。”
西蒙读道：
“这么大群人不顾道路泥泞聚集到此，想亲眼目睹一个不幸的但却是罪恶的人死前的痛苦。可见社会上一定存在对此类场景的病态欲望！能否通过大家观看绞刑的做法改善公共道德，抑制公然犯罪的倾向？”
“我倾向于同意这个说法，”西蒙说。
“我要是在那儿，也会看的，”莉迪亚小姐说。“你呢？”
西蒙对这样直截了当的问话感到吃惊。他不赞成公开施绞刑，因为它会引起不健康的激动，并在那些头脑不够健全的人心里引起嗜血的幻想。但他了解自己；如果有机会，他的好奇心会战胜他的顾忌。“我可能会以专业的身份去，”他谨慎地说。“但如果我有个妹妹的话，我是不会让她去的。”
莉迪亚睁大了眼睛。“可是，为什么不让她去呢？”她问。
“女人不应该看这样吓人的场景，”他说。“这样的场景对她们的高雅性格会构成危险。”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夸大其词。
他在旅行的途中碰到很多女人，很难指控她们性格高雅。他见过疯女人把衣服扒去，展示自己赤裸裸的身体；他也见过最低级的妓女这样做。他见过女人喝醉酒骂人，像摔跤一样打成一团，互相扯头发。巴黎和伦敦的街头到处是这样的女人。他知道她们把自己的婴儿弄死，并把年幼的女儿卖给有钱的男人，这些男人认为强奸幼女可使他们自己不生病。所以他对女人生来具有的高雅并不抱有幻想；但这更有理由要保护那些仍旧纯洁的女人的纯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伪善一定是必要的；人这时必须把理想中的现实说成现实。
“你认为我性格高雅吗？”莉迪亚小姐问。
“这点我能肯定，”西蒙说。他不知道他大腿紧挨着的是她的大腿，还只是她裙子的一部分。
“我有时不能肯定，”莉迪亚说。“有人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23]的性格不高雅。要不，她就不会目睹那些让人堕落的场景而不影响自己的健康。但她是个女英雄。”
“那是毫无疑问的，”西蒙说。
他怀疑她在与他调情，但这没有让人不愉快。可是，很奇怪的是，这使他想到他母亲。她已谨慎地在他面前排了不少合适的年轻女士，一个个像是彩色羽毛做的鱼饵。她总是把她们摆在一瓶白花旁。她们的道德无可指责，她们的风度像泉水一样坦白无邪；她们的头脑像块没烤过的面团，他有权将它们塑造成型。一茬成熟的少女订婚并成婚之后，年轻的又像五月的郁金香一样破土而出。现在她们与西蒙相比已过于年轻，以致于他已无法与她们交谈；就像是与一篮子小猫交谈。
但是他母亲总是把年轻和可塑性混淆起来。她真正想要的是个能被她而不是西蒙塑造的儿媳妇。所以，少女们陆续从他身边漂浮而过，可他仍然毫不在意地撇过脸去。他母亲继续温和地责怪他懒，忘恩负义。他也因此责备自己：他是条悲伤的狗，一条冷血的鱼。但他注意感谢母亲为他操心，并安慰她：他最终会结婚，但现在还没到时候。首先，他必须要从事自己的研究；必须取得有价值的成就，作出重要的发现；他要成名。
他已经有个名字了，她带着责备的口吻叹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可是他好像下定决心不让它继续繁衍，就此断根。讲到这点时，她总是要咳嗽几声，表明生他时是难产，虽然她幸免一死，但却致命地损害了她的肺——这一说法在医学上是不成立的。可小时候他常因负疚感而抬不起头。如果他能有个儿子，她接着说——当然，先要成家——她死也无憾了。他便跟她开玩笑说，如果是这样，他结婚就是罪过，因为这无异于杀母。但他又说——为了缓解尖刻的语气——没有夫人的日子比没有母亲的日子对他来说要好过得多，特别是像她这样的十全十美的母亲。听了这话，她会瞪他一眼，让他知道她很了解他的把戏，没有受他的骗。他是自作聪明，她说；他不应该认为说些奉承话就可以说服她。但是，她心情平静了。
有时他想屈从。他可从她物色的少女中选个最富的。他的日常生活就会井然有序，早饭会变得可口，他的孩子会很体面。繁衍后代的行为会在白棉布谨慎的掩盖之下进行——她十分恭敬但有几分不情愿，他行使应有的权力——不会有人看见，也不必向人提起。他的家会具备所有令人舒适的现代化用品，他自己会在天鹅绒里得到庇护。很多人的命运远不及此。
“你是否认为格蕾丝有高雅的性格呢？”莉迪亚小姐问。“我肯定她没谋杀那两个人；不过她因事后没报告而感到遗憾。詹姆斯·麦克德莫特一定说了不少关于她的假话。但他们说她是他的情人，这是真的吗？”
西蒙感到自己脸红了。如果她在调情，她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她太纯洁了，无法理解这样说话已使她丧失了纯洁。“我说不准，”他低声地说。
“可能她是被绑架了，”莉迪亚小姐神情恍惚地说。“在书里女人总是被绑架的。可我本人还不认识一个被绑架过的人。你认识吗？”
西蒙说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们把他的头割下来了，”莉迪亚压低了声音说。“麦克德莫特的头。他们把它放在瓶子里，现在多伦多大学。”
“肯定不对，”西蒙说，又感到困窘了。“头骨可能保存着，但肯定不是整个头！”
“就像是大泡菜，”莉迪亚小姐满意地说。“你瞧，妈妈要我去和维林格牧师谈谈。我宁愿和你谈——他太喜欢教训人。妈妈认为他对我的道德进步有好处。”
真的，维林格牧师刚刚走进来，他面带让人烦恼的慈善对他微笑，好像西蒙是他的被保护人。要么，他是在对莉迪亚微笑。
西蒙看着莉迪亚滑步穿过这房间；她已会走他们培养的“油步”了。只剩他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时，西蒙不禁想起格蕾丝，此时就像他每天见她时一样，在缝纫室坐在他对面。她在肖像里看上去比她当时年龄大，但现在她看上去更年轻了。她的脸苍白，皮肤平滑，无皱纹，而且皮肤结构非常细，大概因为她始终关在室内的缘故；或许是因为监狱里伙食太有节制。她现在更瘦了，脸没那么圆了。肖像画的是个漂亮的女人，可她现在更漂亮了。或者说，她的脸并不仅限于漂亮。她脸颊的轮廓有种大理石般的、古典的简洁。看着她便可相信受苦确实能让人变得纯洁。
在缝纫室的小空间里，西蒙不仅可以看着她，而且还能闻到她。他试图不去注意这些，可是她的气味是种让人分心的潜在力量。她闻起来像烟；烟，和洗衣肥皂，还有她皮肤里发出的盐味。她闻起来就是那皮肤本身的味儿，伴有暗自散发出的湿度，丰满，成熟——是什么？蕨类植物和蘑菇；碾碎并正在发酵的水果。他想知道女犯人多久允许洗次澡。尽管她的头发辫起来盘在帽子里，仍发出一种臭味儿，一股很重的头皮发出的麝香味儿。他面对的是头雌性动物；像狐狸似的，非常警觉的动物。他感到自己的皮肤也相应地变得警觉起来，一种让人毛发竖立的刺激。有时他感到好像自己履步于流沙之上。
每天他都在她面前放个小东西，要她告诉他这东西让她想起了什么。这个星期他试用了不同的块根蔬菜，希望能引起向下的联想：比如，甜菜——储藏块根蔬菜的地窖——尸体；或者萝卜——地下——坟墓。根据他的理论，适当的物体会在她脑子里引起一连串令人不安的联想。不过眼下她只是就物谈物地评论他摆出的物体，他所听到的也只是一连串烹调方法。
星期五他使用了更直接的方法。“你可以跟我非常坦率，格蕾丝，”他说。“你不该有所隐瞒。”
“我没理由不对您坦率，先生，”她说。“一位有教养的女士可能会有所隐瞒，因为她可能会丢名誉，但我是没这个顾忌的。”
“这是什么意思，格蕾丝？”他问。
“我只是说我从来不是位有教养的女士，先生，我已丢掉了我曾有过的名誉。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如果我不想说，我什么也不必说。”
“你是否对我对你的好印象不在乎，格蕾丝？”
她很快地瞪着眼看了他一下，然后继续缝起来。“我已被定了案，先生。无论您对我印象如何，都是一回事。”
“你的案定得正确吗，格蕾丝？”他忍不住问道。
“正确不正确没关系，”她说。“人们想找犯罪的人。如果出了个犯罪的案子，他们就想知道谁是罪犯。他们不喜欢没有答案。”
“那你已放弃希望了？”
“什么希望，先生？”她轻声问道。
西蒙感到有些傻，好像他刚犯了失礼行为。“嗯，获释的希望。”
“他们干吗要放了我呢，先生？”她说。“女谋杀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要说希望，我只有些小的希望。我生活中的希望是明天的早饭会比今天的好。”她微笑着说。“他们当时说要拿我惩一儆百。所以先是死刑，然后是无期徒刑。”
但是用来儆百的人以后怎么办呢？西蒙想。她的故事已结束了——这指的是她的主要故事，也就是给她下定义的那件事。可她该怎样来度过余生呢？“你是否感到对你的处理不公正？”他说。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先生。”她正在穿针；她用嘴把线头弄湿，这样穿起来更容易。可这个动作在他看来既是完全自然的，又是那样让人不可忍受地有隐私性。他感到好像在透过墙上的一条缝看她脱衣服；好像她正像猫那样用舌头舔洗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