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角落里的小猫[2]

一响，便分头抢占角落，留在当中一人为输者。此处亦在描述格蕾丝所处的警觉状态和老练的囚犯所具有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她中等身材，体态纤弱，优美。脸上现出一种无望的忧郁，让人不忍细看。她肤色白皙，可以断定，在那无望的痛苦爬上脸颊之前，她的肤色一定光彩照人。她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金棕色的头发。要不是那向外翘的长下巴，她的脸会相当俊俏。可是，长下巴在脸上通常是个缺陷；也无例外地使她的脸带有一种狡诈、残酷的表情。

格蕾丝·马克斯偷偷地侧眼给你一瞥；她的眼睛从不正视你的眼睛。偷看你一眼之后，她的眼睛便一直盯着地面。她这人看上去高于她目前卑贱的身份。

——苏珊娜·穆迪，《森林开发地的生活》，1853

囚徒抬起脸；那脸柔软温和

如大理石圣像；亦如乳儿沉睡着；

那张脸如此柔软温和，如此美妙甜蜜，

悲哀不能投影，痛苦无法留迹！

囚徒举手按住眉毛；

“我挨打了，”她说，“我在受煎熬”；

“你们的门闩镣铐虽重千斤却不值分文；

纵令其钢铁所铸，亦难久锁我身。”

——埃米莉·勃朗特，《囚徒》，1845

3

1859年。

我坐在狱长的（其实是狱长夫人的）客厅里的紫色天鹅绒长靠背椅上。不过，因为他们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经常变换狱长，狱长夫人也常有更换，但是这个客厅总是狱长夫人的。我把手规矩地搭在一起放在膝盖上，不过我没戴手套。我想戴的手套应该是平滑洁白的，戴在手上没有一点儿皱褶。

我常在客厅，收拾茶具，擦拭小桌面和框架上饰有葡萄和叶子的长镜子，以及钢琴；还有那座从欧洲运来的立钟，钟里金橘色的太阳和银白色的月亮根据每月不同的星期和每天不同的时间出现，消失。客厅里所有的东西中我最喜欢那座钟；不过它是用来计算时间的，可我手头的时间真是太多了。

但是，我过去从来没在那张长椅上坐过，那是专给客人坐的。帕金森夫人说女士绝对不能在男士刚坐过的椅子上坐，不过她没说为什么不行。但玛丽·惠特尼说，你这个呆鹅，这是因为那椅子上还有男士屁股的余温。这样说太粗俗了。可是我坐在这儿就不能不想到那些曾在这椅上坐过的女士的屁股，嫩嫩的，白白的，像没煮老的嫩蛋一样。

来宾们都穿着下午礼裙，胸前有一排排纽扣，裙子里面用铁丝做的硬裙架撑着。很奇怪，尽管这样，她们还坐得下来。走起路来，她们膨胀的裙子下除去衬裙和长袜外什么也碰不着腿。她们像天鹅一样，不露腿脚自如地漂游着。要么，就像小时候我们家房子附近岩石丛生的港湾里的海蜇。那还是在我没漂洋过海，开始那次痛苦漫长的旅行之前。在海水里，海蜇呈铃铛状，表面不甚光滑，漂来漂去很是优美、可爱。但是，一旦被吹上海滩，太阳一晒就什么也没了。其实贵夫人们正是这样：一肚子水。

我刚到这儿时还没有铁丝硬裙架。当时还没想到用铁丝，用的是马鬃。我收拾房间、清除污物桶时看到那些裙撑挂在壁橱里。它们看起来像鸟笼；可是关在笼子里的是什么呢？腿，女士的腿。把腿关起来，这样就不能出来与男士的裤子相碰了。狱长夫人从不说“腿”字，可是报纸在谈到南希的腿从浴盆下露出时用了“腿”字。

不仅仅海蜇女士们到这儿来。星期二我们这儿讨论妇女问题及这样那样的解放话题时，关心改革的男女人士都来。星期四还有招魂术信徒小组到这儿来饮茶并与死者的魂灵交谈[3]，这给狱长太太很大的安慰，因为她的儿子婴儿时就去世了。但是，来的主要是女士。她们坐下，用细瓷茶杯品茶；狱长太太会敲响一个小瓷铃。她并不喜欢做狱长夫人，倒希望狱长是其他什么官，而不是监狱的长官。可是，狱长的朋友只能让他当个狱长，而不是其他什么官。

既然情况如此，狱长太太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才干了。尽管我像蜘蛛一样让人恐惧，但也可让人大发慈悲，所以我就成了狱长太太的成就之一。我走进房间，行了个屈膝礼，然后便在房内走动。我闭着嘴，低着头，根据客人的要求拿起或放下杯子。客人们从无边帽下偷偷地用眼睛盯着我看。

她们想见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著名的女杀人犯。至少别人是这么写的。我刚看到这种提法时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说著名的歌手、著名的女诗人、著名的招魂术信徒和著名的女演员，但是女杀人犯怎么也能著名呢？不管怎么说，女杀人犯这个词加在人头上是很重的。这个称呼有种味道——有种麝香味，又给人一种压迫感，像是花瓶里的死花。有时我在夜里一遍遍地低声自语：女杀人犯，女杀人犯。那词儿就像塔夫绸裙子擦地而过那样发出沙沙声。

男杀人犯只是残忍，就像是把榔头，或是一块金属。如果我一定要两者选一的话，我宁愿做女杀人犯，也不愿做男杀人犯。

有时在擦拭那面饰有葡萄框的镜子时，我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过我知道这都是虚荣。我的皮肤在客厅里下午光线的照射下呈淡紫色，像是褪了色的青紫伤痕，我的牙齿发绿。我想起那些描述我的报道：说我是个非人的女魔鬼；说我是在生命危急时被恶棍逼迫就范的无辜受害者；说我因无知而不知所措；说要对我施绞刑就意味着法院认可谋杀；说我喜欢动物；说我的脸色富有光泽，长得很俊俏；说我的眼睛是蓝的；说我的眼睛是绿的；说我的头发是金棕色的，也是褐色的；说我个头高，但没超过中等身材；说我衣服穿得体面；说我抢了一个死女人的东西，才穿得漂亮；说我做事麻利，机灵；说我性情阴郁，爱与人争吵；说我看上去与我的卑贱地位大不相配；说我是个性情随和的好姑娘，不曾伤害过人；说我狡猾，诡秘；说我傻，近乎白痴。我感到不明白的是，我怎么同时能有这么多大不相同的特点？

是我自己的律师肯尼思·麦肯齐先生告诉他们我的智力只比白痴强一点。我为这事很生他的气。可是他说这样说是为了给我开脱，他还说我不该显得太机灵。他说他要尽力为我辩护，因为不管事实是怎样的，我当时还不过是个孩子。他认为最终会谈到犯罪的自由意志，要看我是否自愿犯罪。他是个好心肠的绅士，不过他说的话我一大半儿听不明白，但我猜想他一定在尽力为我辩护。报纸上说他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表现英勇。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管这叫辩护，因为他并不在辩护，而是想让所有的证人都显得没有道德，或者心肠很坏，或者弄错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过我讲的任何话。

我端着茶盘走出来时，那些女士们在看狱长太太的剪贴本。哎呀，想想看，我都快晕了，她们说，你让那个女人在你的房子里自由地走来走去，你的神经一定是铁打的。我的神经可绝对受不了的。咳，处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应该对这类事情习以为常。你看，尽管我们怜悯这些愚昧的可怜虫，我们自己实际上就是囚犯。况且，她是受过训练的用人，所以还是让她有事可做为好。她是个很好的女裁缝，手很巧，也很会做。她帮我做了不少针线活，特别是女孩子们穿的裙子。她还很懂修饰。要不是处于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很可能是一流的女帽设计师的助手。

当然，她只能白天在这儿。我晚上是不会让她留在房子里的。你们知道她曾在多伦多的精神病院待过，那还是七八年之前的事。虽然她现在看上去很正常，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再犯病啊。她有时自言自语，而且大声唱歌，奇怪极了。我们可不能冒险。狱吏们晚上把她押送回去，锁进牢房；要不我可不敢合眼。噢，我倒也不怪你，基督徒行善也只能是有限的。花豹改不了身上的斑点。相信不会有人说你没尽到职，没施尽善。

狱长太太的剪贴本端放在那张用丝披肩盖着的圆桌上。那披肩上的树枝像藤蔓一样绞在一起，上面有花，红的水果和蓝的鸟。那真是棵大树。如果你盯着那树看一会儿，藤蔓会开始摇动，像是有风在吹动它。那披肩是她的大女儿从印度寄来的。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传教士，我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嫁到那儿一定死得早。如果不是死于那些在坎普尔暴乱的土著人的手下（他们对那些体面的女士的身子强施暴虐，感谢上天她们全被杀死，脱离此生的苦难。光想想那耻辱！），就是死于疟疾。得了那病你全身变黄，然后就语无伦次；一转身的功夫就被埋在外国的一棵棕榈树下。我在狱长太太想流一两滴眼泪时拿出的东方版画书上看过那样的图画。

在同一张圆桌上还有一叠《戈氏淑女用书》杂志，里面有美国的时装款式。桌上还有她的两个小女儿的纪念品收藏簿。莉迪亚小姐说我是个有浪漫色彩的人。但是话说回来，这两个女孩子年龄太小，她们有时说什么连自己都不明白。有时她们试探性地取笑我。她们说，格蕾丝，你怎么不笑啊，我们从来没见过你笑。我说，小姐，我想我已经开出了笑辙，我的脸已经做不出笑容了。但是，如果我一大声笑，就会止不住；这样也就使她们觉得我不浪漫了。浪漫的人是不该笑的，我这些是从画片上看到的。

那两个女儿什么都往她们的收藏簿里放，比如她们裙子上的小布条，丝带断头，杂志上剪下的图片：古罗马遗址，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美丽的修道院，老伦敦桥，尼亚加拉瀑布的夏景与冬景（这是我也想看看的，因为人人都说瀑布很美），还有从英国来的这位夫人、那位爵士的肖像。簿里还有她们的朋友用漂亮的书法写的字：献给最亲爱的莉迪亚，你永世的朋友克拉拉·理查兹；献给最亲爱的玛丽安，为了记住我们在最蓝的安大略湖畔举行的绝妙的野餐。还有诗呢：

像缠绕着茁壮的橡树

充满爱心的常春藤攀爬，

我发誓对你忠贞不渝，

永远是你的，忠实的劳拉。

或者这首：

尽管我将离你远行，

别伤心，

我们俩灵魂一体

永不分离。你的露西。

这位年轻的女士不久之后就因一阵风把船刮沉在湖里淹死了。遗物中只发现一个盒子，上面用银钉嵌饰出她姓名的首字母。盒子仍是锁着的，所以尽管湿了，东西还在里面。莉迪亚小姐得到了其中一条围巾做纪念。

当我死去葬入坟墓

尸骨发烂时，

见此物，思我情，

友情将永志。

这里的签名是，我心灵永远与你同在，爱你的“南希”，汉纳·爱德蒙兹。实话说，尽管这是另一个南希，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我吓了一跳。但是，这里提到尸骨发烂，南希的尸骨到现在也差不多烂了。等他们找到她时，她的脸全黑了，味道一定很难闻。当时天很热，正是七月。尽管如此，她的尸体变腐得也太快了。你总想放在牛奶房要好些，因为那儿通常阴凉些。我实在庆幸当时我不在场，要不一定很恶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们都这么想让人记住自己。这对她们有什么好处呢？有些事情应该被人忘掉，永远不要再提起。

狱长太太的剪贴本就大不相同了。当然她是个成年女人，而不是年轻的女孩子。所以尽管她也同样想纪念些什么，但她想纪念的不是紫罗兰或是某个野餐。在她的本子里没什么最亲爱的、爱啊、美啊、永世的朋友之类的话语。她本子里搜集的是有名的罪犯，有的被绞死了，有的被送到这儿来悔过。因为这儿是教养所，你在这儿就应该悔过。不管你是否有过可悔，如果你说你已经悔过了，你的处境会好得多。

狱长太太把这些罪行从报纸上剪下，贴在本子里。她有时还写信索取报道犯罪的旧报纸，那些都是她没出世前犯的罪。这就是她所收集的材料。她是位有教养的女士，像她这样的女士如今都在收集些什么，所以她也必须有自己的收集。她收集的是罪行，而不是蕨类植物或压花的标本。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让自己的熟人感到恐怖。

所以，我已读过他们写我的那些东西。她自己把剪贴本给我看的。我想她是要看看我的反应。但是，我已学会了不动声色。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毫无眼神，像是猫头鹰的眼睛被火炬晃了似的。我说，我已用痛苦的泪水忏悔过了，现在已变成了新人。并且，我问她是不是要我现在把茶具撤掉。但是，当我一人在客厅时，我又看了那本子好多次。

那本子里充满了谎言。他们在报纸上说我不识字，但我当时就已能读些东西了。这是小时候我妈妈教的，后来她就累得不能教了。我当时用线头绣绣花样本：A是“苹果”一词的首字母，B是“蜜蜂”一词的首字母。在帕金森夫人家做针线活时，玛丽·惠特尼也常与我一道读书。自从到了这儿，我又学了许多，因为他们有意教你。他们想让你能读圣经和宗教小册子，因为宗教和鞭打是拯救堕落的人格的唯一药方。况且，我们的不死的灵魂也该得到重视。《圣经》里写着那么多罪行，真让人吃惊。狱长太太应该把那些罪行也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本子里。

当然，他们也说些真话。比如，说我人品好；这是真的，因为从没有人占过我的便宜。不过，他们也试过。但是，他们把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叫做我的情夫。他们就这样写在报纸里，我认为把这种事写出来很恶心。

其实，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事——男士女士都一样。他们对我杀没杀人不在乎。我蛮可以割断几十个喉咙（他们对军人的钦佩就在于此），连眼都不会眨一下。不，我是不是什么人的情妇，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想得到的答案是“是”还是“否”。

我这会儿没在看剪贴本，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进来。我坐在这儿，粗糙的两手交叉着放在身前，眼睛朝下，直瞅着土耳其地毯上的花儿，或者是那些像花似的图案。那花瓣的形状像扑克牌上的方块；像是绅士们前一天晚上打牌之后摊在金尼尔先生的桌子上的扑克牌，又硬又有棱有角，但是红色的，深深的、厚厚的红色。厚厚的被勒出来的舌头。

今天要来的不是女士们，而是一位医生。他在写一本书；狱长太太就是喜欢认识写书的人，那些写向前看的书的人。这说明她这人思想开明，具有先进见解。科学发展这么快，加上现代的发明，还有水晶宫[4]，再把世界上的知识放在一起，谁知道一百年以后我们都会在哪儿。

哪里有医生，哪里就有坏兆头。即便他们不是自己在行凶杀人，但只要他们在就说明死到临头了。这样说来，他们就像是黑乌鸦。但是，这位医生不会伤害我，狱长太太向我保证过的。他只是想测量我的脑袋。他正在测量教养所所有犯人的脑袋，想看看是否可从脑壳上的凸凹之处判断出罪犯的类型：看看他们是扒手，还是骗子、贪污犯、精神病罪犯，或是杀人犯（她没说像你这样的女杀人犯，格蕾丝）。然后，他们会在这些人有机会犯罪之前就把他们关起来。想想吧，这样会对世界有多大的好处。

詹姆斯·麦克德莫特被绞死后，他们把他的头用石膏做了个模子。我这也是在剪贴本里读到的。我想他们那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世界变好。

并且，他的尸体也被分肢了。我刚读这段时，不明白什么叫分肢，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是医生给他分肢的，他们把他像猪一样割成小块，就像是腌肉似的。其实在他们看来，他跟咸肉没两样。可是，我听过那身体的呼吸、心跳，想到刀把它切成肉条，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处置他的衬衣的。他穿的是不是小贩杰里迈亚卖给他的四件里的一件？当时应该买三件或五件，因为奇数给人带来好运气。杰里迈亚总是祝我好运，但他没祝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好运。

我没去看他的绞刑。他们是在多伦多的监狱前面把他绞死的。你当时应该在场，格蕾丝，看守们说，那会对你是个教训。我把那场景在脑子里勾画过多次：可怜的詹姆斯站在那儿，双手被捆着，脖子光光的。他们把头罩套在他头上时，他就像要被淹死的小猫。至少当时有个神甫在他身边，他不是孤单一人。他告诉他们，要不是因为格蕾丝·马克斯，他是绝不会杀人的。

当时正在下雨，一大群人站在泥里，有些人是从很远来的。要不是我的死刑到了最后一分钟被取消的话，他们也会这样满怀难以满足的欢乐观看我被绞死的。现场有很多女人，也有不少有教养的女士；每个人都想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他们想把死像高级香水一样吸进去。我读到这段时心想，如果这对我是个教训，我能学到什么呢？

现在我可以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我很快站起来，把围裙抹平。然后听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太感谢您了，夫人。狱长太太说，我很高兴能帮上点忙。然后他又说，太感谢了。

他走进门来，大肚子，黑大衣，紧身的马夹，银扣子，精心修整的领带，我抬头只能看到他的下巴。他说，这不会要很长时间的。但是，夫人，如果您能留在这个房间里，我将不胜感谢。人不仅应该实际上品行高尚，而且必须看上去也品行高尚。他笑起来，好像这是个笑话。但是我可从他的嗓音里听出他害怕我。如果没旁人在场的话，像我这样的女人总是一种诱惑。无论我们事后如何解释，都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

然后我看见他的手，那只手就像是一只手套，一只装满了生肉的手套。他把手放进他的皮包的张口。手拿出时在发亮；我知道我曾看见过这样一只手。然后我抬起头来，直盯着他的眼睛看。这时我的心缩紧了，一阵乱跳。我尖叫起来。

因为这是同一位医生，同一位，同一位穿黑大衣的医生，拿着一袋子发亮的刀子。

4

一杯冷水浇在脸上，把我浇醒过来。尽管医生已经不在了，我还是尖叫不止。我被两个厨房的女佣和一个园丁的助手按住，那男孩子坐在我的腿上。狱长太太已叫人把教养所的女看守叫来，她另外还带来两名看守。她在我脸上扇了一巴掌，我就不尖叫了。不管怎么说，那并不是同一位医生，只不过看着像罢了。他脸上是同样的一副冷漠、贪婪的表情，充满仇恨。

对付歇斯底里一定只能这样，太太，女看守说，我们对付这样的阵发性发狂是很有经验的。这个女人过去老发疯，但我们从不姑息她，而是下功夫控制她的毛病。我们以为她已好了，这可能是旧病复发。不管他们多伦多的诊断怎么说，她七年前在那儿是个狂暴性的精神病患者。您真幸运，当时附近没有剪刀之类的利器。

然后，那两个看守连拖带拉地把我弄回监狱的主楼，锁进这间房间。他们要关到我恢复正常。可是我告诉他们现在带刀的医生不在了，我感觉好多了。我说，我只不过是害怕医生，我怕他们给我开膛，就像有人怕蛇似的。但他们说，你的把戏该玩够了，格蕾丝，你就是要别人注意你。他不会给你开膛的，他根本就没有刀。你看到的不过是测径器，用来测量你的头的。你这下真把狱长太太吓了一跳。不过，这也是活该，她已经把你惯坏了，已经把你变成了宠物，是不是？我们都不配与你做伴了。你是自作自受。在他们决定如何处置你之前，你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到特别的注意。

这间牢房只是在高处有个小窗户，靠内墙一面装有铁栅栏。屋里有个装满草的床垫。一个铁盘子上有些面包渣，一个装水的瓦罐，还有个木桶，里面什么也没有，是做便桶用的。我被关在这样一间牢房里，等着他们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我告诉他们我没疯，疯的绝不是我，但是他们不听。

单凭眼睛看，他们是不会知道什么是疯子的。其实精神病院的很多女人并不比英国女王疯。很多人没醉酒时头脑很正常；她们的疯病是酒瓶里出来的，这类疯子我很了解。其中有一个被关在那儿是为了逃避她的丈夫。她丈夫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才是疯子，但是没人把他关起来。另一个女人说，一到秋天她就发疯，因为她无家可归，住在精神病院里暖和。如果她不装着发疯，就会冻死。但是到了春天，她就恢复正常了。因为天气好了，她可以出去，在林子里散步、抓鱼。因为她有点红印第安人的血统，很会做这些事。要是我也知道怎么做那些事的话，还有要是我不怕熊的话，我也会去抓鱼的。

但也有些人不是装的。有个可怜的爱尔兰女人，全家都死了，其中一半是在大饥荒时饿死的，另一半是在到这儿来的船上患霍乱死的。她就到处乱跑，一个劲地叫家人的名字。我很高兴我在大饥荒之前就离开爱尔兰了，因为她所吃过的苦真是吓人，尸骨成堆，没人掩埋。另有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孩子弄死了，然后她认为这孩子就到处跟着她，拽她的裙子。有时她会把孩子抱起来，又是抱又是亲。有时她会对孩子尖叫，并用手拼命打它。我很怕那女人。

还有个女人很信宗教，总是在祈祷、唱歌。但她听他们说了我做过的事以后，只要一有机会，就跟我过不去。她会说，跪下来，你不该杀人。但是，上帝总是对罪人施慈爱的。忏悔，现在忏悔还来得及，要不你一定会下地狱，她就像教堂里的牧师一样。有一次她居然用汤给我施洗礼。是那种稀汤，里面有包心菜，她用汤往我头上浇。我报告这事时，女监管不冷不热地看了我一眼，她的嘴闭得又紧又直，像个盒子盖子。她说，格蕾丝，或许你应该听她的。我从来没听你说你在真正忏悔，可是你那铁石心肠正需要忏悔。然后，我突然非常生气，我尖叫着说，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都是她，是她的错！

她说，你说的是谁，格蕾丝？镇静下来。要不，就给你洗冷水澡，穿拘束衣[5]。然后，她给另一个女看守递了个眼色：瞧，我跟你说的，她疯得像条蛇。

精神病院的女监管都是又胖又壮，胳膊又肥又粗，下巴直接长在脖子里，插在古板的白衣领里。她们的头发盘绕在头上，像是褪了色的绳子。要在那儿当监管你必须有力气，以备哪个疯女人从背后跳上来，拽你的头发。但具备这些特征并不能改善她们的脾气。她们有时会挑逗我们，特别是在有人要来参观之前。她们想表明我们很有危险性，而她们能够控制我们。这样就可使得她们显得更有价值、更有本事。

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告诉她们任何事了。我也不告诉巴纳林医生。他总是在我双手戴着厚手套，在黑暗中被绑着时走进来：“不要动，我来是对你进行检查的，对我说谎没用。”我也不对到这儿来的其他医生说什么。是啊，我这个案子多吸引人啊，好像我是头双头牛。最后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只是当别人跟我说话时，我总是彬彬有礼：“是的，太太”；“不是，太太”；“是的，”“不是的，先生。”然后，在他们都身穿黑大衣开过会之后，我就被送回教养所了。“哼，哈，在我看来，我尊敬的同事，先生，恕我发表不同看法。”当然，他们就是不愿承认一开始就不该把我关到这儿来。

穿某种衣服的人从来不会错。他们也从来不放屁。玛丽·惠特尼过去常说，如果有人在这些人在的房间里放屁，你敢肯定是你自己放的。即便你没放过，也不要这样说。要不，就是你他妈的太无礼，会有人用皮靴朝你屁股上踢一脚，叫你滚到街上去。

玛丽·惠特尼说话时常常很粗俗。她说“你做过”时语法不对。没人教过她如何正确地说。我过去也这样说话，但是我在监狱里变得教养好些了。

我坐下来，草床垫发出一种哗啦哗啦的声音，像是水打在湖岸上。我把身子左右摇晃，就是要听这声音。我可以闭上眼睛，幻想自己就在海边，这时气候干燥，没什么风。窗外远处有人在砍木头，斧头落下，我看不见闪光，只听见发闷的声音。可我怎么知道那是在砍木头呢？

这牢房很冷。我没有披肩，只好用双臂抱住自己的身体；要不，谁会给我温暖呢？我小的时候常想，如果我能紧紧地抱住自己，就会变得很小，因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其他地方，总是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我。但是，如果我人变得小些，就容得下我了。

我的头发从帽子里冒出来。吃人魔鬼的红头发，一头野兽，报纸上说，一个怪物。他们来送饭时，我要把污水桶放在头上，躲在门后，吓他们一跳。如果他们这么想要一个怪物，就给他们一个。

可是，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只是想想罢了。如果我真是这样做了，他们一定真要认为我又疯了。他们说“走疯了”，有时又说“跑疯了”[6]，好像疯是个方向，好像是西边似的。好像疯是另一幢房子，你可以走进去；要么，疯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但是，当你真发疯时，哪儿也去不成，只能待在原处，而其他人会走进来。

我不想一人待在这房间里。四壁空空，没有图画，高高的小窗上没有窗帘。什么也没有，只能盯着墙看。看了一阵，就会发现墙上竟有图画和正在开的红花。

我想我睡着了。

现在是早晨了。但是哪天的早晨呢？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窗外有了亮光，我是见到亮光才醒的。我挣扎着坐起来，掐掐自己，眨眨眼睛，从哗啦作响的床垫上爬起来，四肢僵硬。然后我唱了首歌，只是想听到一个声音，给自己做伴：

神圣的，万能的上帝，

清晨我们歌唱颂扬你，

神圣的，慈悲的，万能的，

圣父，圣子，圣灵，神圣的三位一体。

如果唱的是赞美歌，他们不好说什么。这是赞美早晨的歌，我总是喜欢日出。

然后，我把最后一点水喝完，绕着牢房走。然后我撩起内裙，在木桶里小便。几小时后这里就会像污水池一样发臭。

穿着衣服睡觉让人很累。衣服睡皱了，衣服里的身体也睡皱了。我感到自己好像被卷成一卷，扔在地上。

我希望能有条干净的围裙。

没人来。我被关在这儿反省自己的罪过和不轨行为。独自一人时最利于反省，至少这是专家公认的意见。格蕾丝，这是他们长期工作获得的经验。有时关禁闭，有时关在黑暗里。在有的监狱里，他们把你关上好多年，看不到树或马或人的脸。有人说这样对人的肤色有益。

我过去也曾被独自关过。不可救药了，巴纳林医生说，一个狡猾的骗子。不要说话，我在这儿检查你的大脑结构。首先我要测定你的心跳和呼吸。但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把你的手从我的奶头上拿开，你这个肮脏的王八蛋，玛丽·惠特尼会这样说。但是，我只能说“不，不，不”。而且也不能转动身体，他们把你固定住了，用衣袖在前面交叉绕到后面绑上。所以，我无可奈何，只好用牙去咬他的手。然后，我们一下仰面倒在地板上，像两只在口袋里的猫似的嚎叫起来。用嘴咬上去，他身上的味道像是生香肠和湿羊毛内衣。要是有人能用热水好好把他洗洗，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晒白，那要好得多。

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都没送晚饭，只给了点面包，连点白菜也没有。是的，我是应该预料到这点的。饥饿可以镇定人的神经。今天还会是面包和水，因为肉会让犯人和精神病患者激动。他们会像狼一样把肉的味道留在鼻孔里，那你就要自作自受了。但是，昨天的水已喝完了，我很渴，渴得要命。嘴里像是破了，舌头肿了。被抛弃的人的境况就是如此。我在法庭审判的记录里读过有关他们的情况：飘零在海上，喝同伴的血。他们用抽签的方法决定次序。人吃人的暴行都贴在剪贴本里。不过，无论我多饿，肯定不会做那种事的。

他们是不是已经忘了我在这儿？他们一定要多送些吃的来，至少多给些水。要不，我就要饿死了，我会枯萎，我的皮肤会干枯，会像旧亚麻布一样浑身发黄，我会变成骷髅。有人会在几个月、几年、几世纪之后找到我。然后他们会说，这是谁啊，我们一定是把她忘了。好吧，把那些骨头和其他脏东西扫到角落里。但是把扣子留下来，不该浪费，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一旦你开始可怜自己，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把牧师叫来。

哎呀，快到我的怀抱里来，可怜的迷途的灵魂。在天国里迷途的羔羊有更多的欢乐。[7]让你混乱的头脑平静下来。跪在我的脚下，极度痛苦地绞动你的双手，告诉我，良心是怎样叫你日夜不得安宁的，你的受害者的眼睛如何在屋子里到处跟着你，像炽热的煤块在燃烧。流出反悔的泪水，忏悔吧，忏悔吧，让我来饶恕你，怜悯你。我会为你请愿。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然后他干什么了？哎呀，真可怕。然后呢？

是左手，还是右手？

手伸到哪儿了？说确切点。

指给我看在哪儿。

我可能听见有人低声说话。现在有只眼睛在从门上开的缝里看我。我看不见这眼睛，但知道它在那儿。接着有人敲门。

我想，这会是谁呢？女看守？所长？要来骂我一顿？但是，不会是这些人的；这里是没人会礼貌地敲门的。他们会从门缝里先看看，然后就走进来。玛丽·惠特尼说，总是要先敲门，等别人允许后再进。你不知道他们可能在干什么，多半他们不想让你知道。他们很可能在抠鼻子，或是在抠其他什么地方，即便是个贵夫人也会有痒处要挠。如果你看见床底下露出一双鞋后跟，最好假装没看见。他们白天可能是正人君子，晚上就变成了男盗女娼。

玛丽是个有民主自由精神的人。

又有人敲门了，好像我可以决定是否开门似的。

我把头发向后拢到帽子里，从草床垫上站起来，拉平自己的裙子和围裙。然后，我走到一个角落里，口气相当坚定地说（因为应该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尊严）：

请进。

5

门开了，一个男人走进来。这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像我这个年纪或稍大些。这样的年纪对男人来说算年轻的，可对女人来说就是年龄大了。到了我这个年纪，女人就成了老处女。但是，男人要到五十岁才是老光棍。而且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还可以找到女人，就像玛丽·惠特尼过去说的。他很高，长胳膊长腿，但不像狱长的小女儿所称的英俊。她们偏爱杂志里那些懒洋洋的男人，风度翩翩，看上去一本正经的，瘦瘦的脚穿着尖头皮靴。尽管这个人是位绅士，或者近似于绅士，但他看起来富有活力。不过，这可不是时髦的特征，并且他的脚相当宽大。我认为他不是英国人，但这很难说。

他的头发是褐色的，自然地呈波浪形——也可说是难收拾的头发，好像无法梳平似的。他的大衣很好，裁剪得体；但不是新的，胳膊肘有几处发亮了。他穿着一件格子花呢的背心。格子花呢自打女王对苏格兰感兴趣，在那儿造了个城堡之后（城堡里有很多鹿头，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就时兴起来了。但这时我发现他穿的不是真的格子花呢，只是一种有格子的布料，黄色与褐色的格子。他戴着条金表链，所以虽然浑身皱巴巴的，不修边幅，但他并不穷。

他两边面颊没有络腮胡子。这时他们有些人已开始留面颊络腮胡子了；我本人不喜欢那样的胡子。要么唇上留小胡子，要么就留络腮胡子，要么什么胡子也不留。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和金尼尔先生都把脸刮得光光的，杰米·沃尔什也一样（他还没什么胡须可刮），只是金尼尔先生唇上留着小胡子。我过去早晨清洗他刮胡子用的脸盆时，总是要抹些湿肥皂（他用的肥皂很好，伦敦出的）在自己的皮肤上，抹在手腕的皮肤上，这样一整天我都会有那种肥皂的香味，至少能保留到擦地板之前。

这个年轻人进来后，把门关上。他没锁门，但是另一个人把门从外面锁上了。我们两人被锁在这个牢房里了。

早晨好，格蕾丝，他说。我知道你害怕医生，但我必须马上告诉你我本人就是个医生。我是乔丹医生，西蒙·乔丹医生。

我迅速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来。我说，另一个医生还来吗？

那个吓着你的？他问，不，他不会来了。

我说，那么我猜你是来量我的头的。

我可没想到要做那事，他笑着说；但他还是用种测量的眼光看了一眼我的头。可是，我头上戴着帽子，所以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开口说话之后，我想他一定是美国人。他的牙齿很白，一个也没掉，至少前面的没掉，他的脸有点长，很瘦。我喜欢他的微笑，尽管他笑起来嘴唇一边高一边低，给人一种开玩笑的神情。我看看他的手，手里什么也没有。手指上没戴戒指。你是不是有个装刀的袋子？我问。是一个皮的背包。

没有，他说，我不是一般的医生。我不开刀。你怕我吗，格蕾丝？

我还不能说我怕他。说那个还太早了；还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没人会到这儿来看我，除非他们想要些什么。

我想让他说如果不是一般的医生，他是什么样的医生。但是，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我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我是在那儿生的。后来我跑过很多地方，我在整个地球上到处跑，上上下下走来走去。然后，他看着我，看我是否明白。

我知道这段是《约伯书》里的，那是在约伯得疥疮脓肿，遇到旋风之前。刚才那是撒旦对上帝说的一段话。他说这段话的意思一定是要来测验我，不过他的测验已太迟了，因为上帝已对我做过很多次测验了。按说，到这会儿上帝也该累得不想再测验我了。

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傻乎乎地看着他。我能装出一种很傻的样子，这是我练出来的。

我说，你去过法国吗？所有时装都是从那儿来的。

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去过，他说。也去过英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

站在教养所的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和一个陌生人谈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是很奇怪的。一个到处旅行的人；他一定像小贩杰里迈亚一样是个到处流浪的人。但是，杰里迈亚到处走是为了挣口饭吃，可这些人已经很富了。他们到处旅行是因为好奇。他们周游世界，到处看看；他们漂洋过海，好像闹着玩儿似的。如果在哪一处情况不好，他们打点行装就到另一个地方去。

但是，现在轮到我说了。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和那些外国人交谈的，先生，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那些可怜的人刚到这儿时说话就像鹅叫一般，不过小孩子很快就能说很好的英文了。

你说得对，所有孩子都学得很快。

他笑了，然后做了件奇怪的事。他把左手放进口袋，拿出一个苹果。他慢慢向我走来，把苹果举在胸前，就像是有人拿着一块骨头给条危险的狗，想把它争取过来。

这是给你的，他说。

我真渴，那个苹果在我看来就像是一滴又大又圆的水珠，凉凉的，红红的。我可以一口把它喝下去。但我很犹豫；可后来我想，苹果里是不会有什么坏东西的，所以我就拿了。我好长时间没有自己一个人吃一个苹果了。这苹果一定是去年秋天的，放在地窖的一个木桶里保存着，但看上去还算新鲜。

我不是一条狗，我对他说。

多数人会问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他笑了。他的笑只是一口气，哈，好像他找到了一件丢了的东西。他说，是的，格蕾丝，我看得见你不是条狗。

他在想什么？我站在那儿，双手拿着那个苹果。这苹果摸着都觉得很宝贵，像是个很有分量的宝贝。我举起苹果，闻了闻。它带有一种户外的气味，让我闻了就想哭。

你不想吃了它吗？他问。

不，还不想吃，我说。

为什么不呢？他问。

因为吃了就没了，我说。

实话说，我是不想让他看着我吃苹果。我不想让他看到我饿。如果你需要什么而让他们知道，他们就会以此来整你。最好是什么也不需要。

他对我笑了一声。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他说。

我看看他，然后把眼光移开。一个苹果，我说。他一定认为我很傻；要么他在玩什么花招；要么就是他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锁上门的缘故：他们把我和一个疯子关在一间屋里。但是像他这样穿戴的人是不会疯的，特别是那条金表链。要不，他的亲戚或是他的监护人很快就会把表链拿下来。

他又撇嘴笑了笑。苹果使你想起了什么？他问。

对不起，先生，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一定是个谜语。我想起玛丽·惠特尼，想起那天晚上我们俩朝身后扔的苹果皮，那是为了看看我们会与什么人结婚。但我是不会告诉他这些的。

我认为你清楚我的意思，他说。

我的缝纫样本，我说。

现在轮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的什么？他问。

我小时候用针线缝成的样本，我说。A是“苹果”一词的首字母。B是“蜜蜂”一词的首字母。

噢，对了，他说，还有什么？

我又做出我那种傻相。苹果馅饼，我说。

啊，他说，是吃的东西。

是啊，馅饼是吃的东西啊，先生，我说。苹果馅饼就是吃的啊。

可是，是不是有种苹果不能吃啊？他说。

我想是烂苹果，我说。

他在玩猜谜的游戏，就像是疯人院的巴纳林医生。每个谜语都有个正确的答案；而某个答案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那是他们的答案。你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你是否猜准了。不过，跟巴纳林医生猜时，所有的答案都是错的。要么，他就是个神学博士；那样的人也喜欢问这类问题。这样的问答我经历过多次，没必要再问我了。

他指的是知识树上的苹果。分清善与恶的知识。这连孩子都能猜到，但是我不想认输。

我脸上又摆出我那副傻相。您是牧师吗？我问。

不，他说，我不是牧师。我是个医生，专治人的脑子，而不是人的身体。治疗精神、大脑和神经疾病。

我把拿着苹果的手藏在身后。我根本不信任他。不，我说。我不想回去。不能回疯人院。那是血肉之躯受不了的地方。

别害怕，他说。你不疯，真的，格蕾丝，你疯吗？

不，先生，我不疯，我说。

那么，就没道理让你回疯人院，是不是？

他们那里是不讲道理的，先生，我说。

好吧，这就是我今天到这儿来的目的，他说。我到这儿是来听道理的。如果我要听你的，你就一定要跟我谈话。

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他是个收集情况的人。他认为只要给我个苹果，就可以收集我的情况了。也许他是哪家报纸来的，或者，是个旅行家，正在到处旅行。他们到这儿来，睁大眼睛看。他们看着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小得像只蚂蚁，他们用食指和拇指把你抓起，上下转着看。然后把你放下他们就走了。

你不会相信我的，先生，我说。不管怎样，案子已定，审判早已结束，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现状。您应该去问那些律师、法官和报社的人，他们对我的情况好像比我自己还清楚。不管怎么说，我记不得了。我对其他事情记得住，但是那段我整个记不得了。他们一定都对你说了。

我想帮你，格蕾丝，他说。

他们都是这样获取你的信任的。他们提出要帮助你，想得到的却是感激，他们这样做就像猫在假荆芥里打滚一样感到满足。他想回到家时可以对自己说，我把拇指放进馅饼，就拿出一个梅子，我真是个好孩子[8]。但是，我可不愿做任何人的梅子。我没说话。

他接着说，如果你尽可能说，我就尽可能听。我的兴趣是纯科学性的。我们感兴趣的不应该仅仅是谋杀。他的声音很和蔼，表面上和蔼，但暗藏着其他意图。

可能我会对您说谎话，我说。

他没说，格蕾丝，这是多坏的想法，你的头脑里充满邪恶。可是他说，也许你会说谎。也许你会无意说谎，或许你会有意说谎。或许你就是个骗子。

我看着他。是有人说我是个骗子，我说。

那么，我们就只能冒那个险了，他说。

我眼睛看着地板。他们会把我送回疯人院吗？我问。他们会把我单独关起来，只给我吃面包吗？

他说，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跟我谈，不失控，不变得狂暴，你就能像原来一样回狱长家干活。狱长这样答应过我的。

我看了他一眼，把目光移开，又看着他。我双手拿着苹果。他等着。

最后我把苹果举起来，用它按着自己的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