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难拾的坠欢 难收的艳魂读拜伦的《记得当年我们分手》

高健

作者简介

高健（1929- ），天津静海人，资深翻译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外语系，曾在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工作。1956年任山西大学教授。曾出版过译作《英美散文六十家》、《圣安妮斯之夜》、《英诗揽胜》、《伊利亚随笔》、《培根论说文集》、《翻译与鉴赏》等。

推荐词

这是拜伦的爱情诗中最好的一首，并因它屡屡出现在几乎所有的英诗选本中而成为英美无人不晓的名诗。而且可以这样说，自这首诗发表以后这近二百年来，凡是认真读过它的人没有不深深地喜爱它和不被它绝妙的诗艺与诚挚的感情所打动的。

离开了心爱的姑娘弗莉德里克，歌德心情沉重地回到了故乡法兰克福。作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他于当年八月底便获准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这遂了他父亲的心愿，却很不合诗人的本意。不久，他便把事务所丢给父亲经管，自己却常去城郊作长距离的漫游。在自由自在然而却充满艰辛的漫游途中，歌德一方面平息缓和了内心的焦躁、紧张和不安，另一方面还用诗的形式记录下自己鲜明深刻的感受，写成了一系列以漫游为题材的诗篇。

差不多在写漫游者之歌的同时，在1771年年底，歌德还完成了在斯特拉斯堡已开始酝酿的历史悲剧《葛慈·封·伯利欣根》，在剧中塑造了一个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自由的斗士，一个强壮剽悍、英勇善战的所谓“力的天才”（Kraftgenie）。这些诗歌的创作，标志着他的思想与创作已进入狂飙突进时期。

在狂飙突进精神高扬的那些年代，年轻的歌德可谓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创作的题材突破了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而构思一系列以历史上和传说中的伟人或英雄如穆罕默德、恺撒大帝为主人公的剧本。可惜的是只有《葛慈·封·伯利欣根》得以完成，其余都只留下了提纲、初稿或残篇。颂歌《普罗米修斯》（1774）便是同名悲剧残篇中的一段独白。主人公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里的泰坦族巨人伊阿珀托斯的儿子。为了造福人类，他窃取天上的火种带来人间，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上受尽折磨，但仍不屈服，后为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在西方文学中，普罗米修斯成了人们钟爱的不畏强暴和乐于为大众的自由解放而献身的英雄典型。年轻的诗人歌德则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勇敢地向代表封建统治者的宙斯发起了挑战——

宙斯，用云雾把你的天空

遮盖起来吧；

像斩蓟草头的儿童一样，

在橡树和山崖上

施展你的威风吧[1]

可是别动我的大地，

还有我的茅屋，它不是你建造，

还有我的炉灶，

为了它的熊熊火焰，

你对我心怀嫉妒。

我不知在太阳底下，诸神啊，

有谁比你们更可怜！

你们全靠着

供献的牺牲

和祈祷的嘘息

养活你们的尊严

要没有儿童、乞丐

和满怀希望的傻瓜，

你们就会饿死。

当我还是个儿童，

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曾把迷惘的眼睛

转向太阳，以为那上边

有一只耳朵，在倾听我的怨诉，

有一颗心如我的心，

在把受压迫者垂怜。

是谁帮助了我

反抗泰坦巨人的高傲？

是谁拯救了我

免遇死亡和奴役？

难道不是你自己完成了这一切，

神圣而火热的心？

你不是年轻而善良，

备受愚弄，曾对上边的酣眠者[2]

感谢他救命之恩？

要我尊敬你？为什么？

你可曾减轻过

负重者的苦难？

你可曾止住过

忧戚者的眼泪？

将我锻炼成男子的

不是那全能的时间

和永恒的命运吗？

它们是我的主人，

也是你的主人。

你也许妄想

我会仇视人生，

逃进荒漠，

因为如花美梦

并非全都实现？

我坐在这儿塑造人，

按照我的模样，

塑造一个像我的族类：

去受苦，去哭泣，

去享受，去欢乐，

可是不尊敬你——

和我一样！

在这首颂歌中，我——普罗米修斯，被压迫人类的代表和你——宙斯，封建势力的象征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我被大书特书，我的自立、自主、自救精神得到了充分炫示和颂扬，而你的权威和虚伪本质却遭到了无情的讽刺和蔑视。欧洲从文艺复兴而宗教改革而启蒙运动，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狂飙突进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一步觉醒，反封建的人文思潮空前高涨，狂飙突进运动的参加者们崇尚所谓“天才”，也就是那种独立不羁的富有创造力的自然发展的人。从《普罗米修斯》一诗中，我们似乎听见资产阶级的人的自我意识在高声呐喊；而在普罗米修斯这个崇高的形象身上，我们则看到了“天才”的耀眼的光辉。颂歌结尾处的“去受苦，去哭泣，去享受，去欢乐”，大声地、明白无误地宣布了一种新的入世的人生观，处于艰苦创业和奋发向上阶段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它与后来浮士德敢于上天入地和“把人间的苦乐一概承担”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整个诗的节奏铿锵有力，格调粗犷，气势豪迈，寓深邃的哲理、崇高的思想于鲜明的形象和生动的比喻之中，因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歌德一生数以千计的抒情诗中，《普罗米修斯》以富有革命精神和阳刚之美而出类拔萃，封建保守势力视之为离经叛道之作——人竟然不是上帝所造，竟然不敬畏神！——进步思想家却大加赞赏；经过舒伯特等谱曲，它被世代传诵。

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在国内以哈曼[3]、赫尔德尔为思想领袖，从国外则深受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回归自然”主张的影响。尤其是卢梭的主张，由于适合资产阶级反抗现存的封建制度、秩序、礼俗的要求和个性解放的愿望，更是成了运动不成文的纲领中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歌颂自然，亲近自然，追求与自然的融合，都是狂飙突进的诗人们的共同倾向。歌德之热衷于漫游和写漫游题材的诗歌，其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将这一倾向表现得最集中、鲜明而强烈的，却是他的《伽尼墨德斯》这首诗。

伽尼墨德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为宙斯所喜爱，被宙斯接上天去做侍酒童子，得以永葆青春。诗人歌德创造性地改造这个故事，并让自己化身为美少年伽尼墨德斯，对着春天——爱人，放开歌喉，纵情歌唱——

你的炽热的注视

令我如沐朝晖，

春天啊，亲爱的！

带着千般爱，欢愉，

你那永恒的温暖的

神圣情感涌上

我的心头，

无限美丽的！

我真想张开双臂

将你拥抱！

我愿躺在你的怀中，

忍受思慕的饥渴，

让你的花和你的草

跟我的心紧贴在一起。

可爱的晨风啊，

请带给我焦渴的心胸

以清凉的滋润！

从那雾谷的深处，

传来了夜莺亲切的呼唤。

我要去了，我要去了！

去向何方？啊，何方？

向上！奋力向上！

白云飘然而降，

白云俯下身来，

迎接热诚的爱人。

迎接我！迎接我！

让我在你的怀抱里

飞升！

让我们相互拥抱！

飞升到你的怀中，

博爱的父亲！

这首诗成功地使用了拟人化或者说拟神化的手法，春天变成了美丽的爱人，大自然变成了博爱的天父，白云是天父的使者，清风、夜莺和自然界的一花一草全都充满了人性或者说神性，而诗人自己，也是充满神性的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父亲的骄子。这种手法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歌德的泛神宗教观和哲学思想。

然而，使《伽尼墨德斯》一诗特别优美动人和不同凡响的，还是它那巧妙的构思和深邃的立意。歌颂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层次分明地、形象而富有戏剧性地，在短短的几节诗中展示了出来，取得了巨大而强烈的艺术效果。尤其是那象征性的结尾，更有画龙点睛之妙而发人遐思、耐人寻味，不独使我们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诗题名“伽尼墨德斯”的含义，而且也获得了美感享受。比起同样是歌唱春天和大自然的《五月的歌》[4]来，《伽尼墨德斯》在优美生动和感情炽烈的共同优点之外，还以含蓄和深刻见胜。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真正理解它、欣赏它。而这样做是值得的。

与写升天堂的《伽尼墨德斯》恰好相反，歌德还有一首《致驭者克洛诺斯》却写到了入地狱。但这只是表面的矛盾，这两首诗以及前面的《普罗米修斯》从思想到形式都可以说和谐一致，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整体。1774年10月10日，歌德把来访问他的前辈诗人克洛普斯托克送到了达姆施塔特城，于驰返法兰克福的马车中即景生情，写下了《致驭者克洛诺斯》。可是克洛诺斯并非他面前的马车夫的名字，而是希腊神话中的时光之神，亦即宙斯的父亲[5]。在歌德的想象中，他成了人生马车的驭者——

加把劲儿，克洛诺斯！

快策马前驱！

道路正通向山下，

你要是迟疑踌躇，

我便会头晕呕吐。

快振作精神，不惧怕

道路坎坷和颠簸，

快送我奔向生活！

气喘吁吁，

举步维艰，

眼前又要奋力登山！

快向上，别怠惰，

满怀希冀，勇敢向前！

站在高山上眺望，

四野生机一片！

从山岭到山岭，

浮泛着永恒的灵气，

充溢着永生的预感。

很显然，诗里写的不仅仅是歌德于归途中的经历和所见到的自然景物，而是记录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只不过他在思考时使用了象征性的诗的语言。人的生命是一种时间现象，所谓没有时间界限的永生纯属宗教的幻想；随着时光的流逝，死亡便会到来。有生必有死，生与死互为前提，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归宿，死亡又孕育着新的生命。因此，在诗人的笔下，人生的马车便由时间之神克洛诺斯驾驭着，人生的旅程的最后一站，人生的最后归宿，便成了死亡。这是大自然的铁的定规，我们无法更改它，而只能去把握和适应，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更有意义。

歌德在诗里描绘的旅途中的五个场景，实则象征着人生的五个境界：一，青年时代精力旺盛，前程远大，人生之车像在下坡，一般要不惧坎坷和颠簸，要勇敢地、毫不迟疑地奔向生活；二，中年时代已尝到生活的艰辛，但必须奋力向上，满怀希冀，相信人生之车终将登上山顶；三，进入壮年，事业和荣誉多半都已登上顶峰，人也能高瞻远瞩，对宇宙人生有了明澈的认识，对于他来说，宇宙万物都充满了灵气和神性；四，正如马车不能一个劲儿地行驶，没有休整，人也不能一个劲儿地奋斗，没有享受，因此就少不了爱情和美酒；五，正当可以真正地、尽情地享受生活之时，老已来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怎么办？趁黑夜尚未到来，快兼程前行，奔向自己的最后归宿——死亡。

1774年，年仅25岁的歌德出版了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一跃而登上欧洲文坛的王座。在这事业与声望都如旭日东升的时候，他心中充满希冀，渴望奔向充实的生活，决心去攀登人生的新的高峰，这都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可与此同时，他在诗中已谈到老和死的问题，似乎就于情理不合而令人费解了。事实是，年轻的诗人这时也未真的感到老与死的威胁，而是面对西下的夕阳即景生情，对人生进行了哲学思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死与生的关系的确是歌德从青年时代起就在考虑的，在一系列抒情诗中，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在《浮士德》中，都有关于死的精辟的思想。对于歌德来说，死只是回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只是变（Werden），而变又构成了发展和产生新的生命的前提[6]。至于《致驭者克洛诺斯》一诗的最后两节，把死亡之行写得兴高采烈、威武雄壮，就不仅表现了歌德的上述哲学思想，而且也洋溢着时代的狂飙突进精神，那就是生要充实、美好、轰轰烈烈，死要勇敢、豪迈、高高兴兴。

抒发自己对于包括死亡在内的整个人生的感想，这就是《致驭者克洛诺斯》含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普罗米修斯》、《伽尼墨德斯》和《致驭者克洛诺斯》等三首抒情诗都产生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掀起高潮的1774年，是歌德一生诗歌创作中的精华之一。它们所产生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使年轻的歌德成了当时德国人心目中的第一抒情诗人。

在思想上，三首诗都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和能力以及人生的意义，人成了自然的骄子；而代表压迫者的神——不管是天上的宙斯或地府的冥王，都遭到了蔑视。个性解放和反对封建专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狂飙突进精神得到了高扬。通过这三首诗，我们还可以了解青年歌德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了解他那以泛神论为基调的复杂的宇宙观和宗教观。他相信宇宙万物——当然包括人都充满神性，但却不承认一个特定的主宰一切的神。对于研究歌德的思想，这三首诗无疑十分有价值。

在表现手法方面，三首诗有着以下共同的鲜明特点：

一、都创造性地运用了希腊神话的故事和典故，像普罗米修斯和伽尼墨德斯本来就是性格特点鲜明因而在西方受到人们尊重爱戴的英雄。这既赋予诗歌以庄严、崇高的气质，也加深了诗中的寓意。

二、一反以往结构整严、音韵节奏优美和谐的格调，也摆脱了质朴清新的民歌的影响，不追求每一节诗的行数和每一行诗的顿数的整齐划一，也不押韵，可谓完全的自由。然而正是这样的无拘无束，很好地适应了表现个性解放的狂飙突进的思想的需要，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

三、都成功地使用了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寓宇宙、人生的博大深远于眼前的具体事物，十分耐人寻味。

如果说，歌德在此之前以《塞森海姆之歌》为代表的抒情诗的优点是质朴、自然、热烈、优美的话，那么，《普罗米修斯》等产生于后一阶段（1771-1775）的诗又另有所长，那就是：自由、豪放、雄浑、有力。

有人称歌德的历史剧《铁手骑手葛慈·封·伯利欣根》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军旗”，我们则不妨称《普罗米修斯》等杰出的抒情诗为狂飙突进的号角，因为，正是它们奏出了这一反对封建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昂扬雄壮的主调！

1987年2月于重庆歌乐山舍

（发表于《名作欣赏》1987年第3期：狂飙突进的号角——关于《普罗米修斯》及其他颂歌）

[注释]

[1] 宙斯手执霹雳棒，掌管雷电。

[2] 指宙斯。

[3]J.G.Hamam（1730-1788），德国哲学家。

[4] 请参见《名作欣赏》1986年第1期拙文《塞森海姆之歌——第一块里程碑》。

[5] 克洛诺斯原文为Chronos，歌德译作了Kronos。

[6] 这一点上，歌德的思想与我们鼓盆而歌的庄周似乎有相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