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智慧:除了抱怨制度,我们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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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在多变的世界里探寻新智慧

10年前,我写了《选择的悖论》这本书,探讨人们因面对太多选择而麻木、焦虑、心神不宁,导致不管最终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无法称心如意。多年来,这个问题越发令人困扰。一个人是生活在选择多多的大城市,还是选择有限的小城镇,已不太重要;是生活在崇尚物质享乐的西方,还是在物质化程度不那么严重的其他地方,也都无关紧要。只需点击几下鼠标,互联网就能提供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互联网的存在使我们拥有了一个包罗世界所有商品的超级购物中心。

选择的泛滥不仅会影响我们对商品和服务的追求,还会影响生活的很多方面。面对铺天盖地的选择,人们要决定在哪里生活、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以及如何组建家庭。年轻人深受选择自由之苦,富家子弟更甚。

《选择的悖论》中讨论的问题都是身处富足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公民所面临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拥有的选择却不那么多。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正在快速接近典型的西方富裕社会,到底会重蹈覆辙,还是另辟蹊径?中国的民众是不是既能享受到日益繁荣和充分的机会带来的好处,又不必遭受选择太多所带来的折磨?

近来我与两位研究者合作进行了一些研究,其中一位就来自中国。我们想知道,选择的困惑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发现,中国人同美国人和欧洲人一样,深受选择之苦。不过,欧洲人和美国人更为有太多的选择而苦恼,而中国人却为没有多少选择而苦恼。我们将这种差异解读为:对中国人而言,选择并没有构成自我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西方人会把买错手机看成一场灾难,但对中国人来说,手机只是一个通信工具。这种解释只是一种推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50年后仍是如此吗?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传统的生活方式将可能改变,那时中国会越来越像西方。我的猜测对吗?这种趋势可以避免吗?只有未来能告诉我们。

当我谈到“选择太多”这一问题时,经常有人问我,该问题是否适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人们谈到商品和服务时感到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工作方式等方面却不由他们自己。例如大多数企业仍旧认为,提供一套完善的制度,并密切监督以确保员工遵守制度,才能确保高效的工作。

肯尼思·夏普(Kenneth Sharpe)和我都认为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重要公共机构正在走下坡路,《遗失的智慧》一书应运而生。金融、教育、医疗、司法等机构所提供的统统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无论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服务的提供者都没有满足感。人们通常认为对付体制缺陷的办法就是制定更多的规则,或提供“更管用”的物质奖励。《遗失的智慧》却指出,不管是规则还是奖励,这些制度都无法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做正确之事的意愿和弄清楚何为做正确之事所需要的技能。换句话说,制度是道德品质的低劣替代品。

《遗失的智慧》介绍了许多有关实践智慧的真实例子。睿智的人知道如何随机应变、如何倾听、如何与他人产生共鸣,而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他们的目的是服务于人,而不是利用人。实践智慧不是那种可以在课堂上学会的东西,需要在指导下试验并从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学会。我们必须允许人们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

中国人有自己的智慧传统,但问题是,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中国人是努力发扬这些传统,还是会像西方人一样将其摒弃?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巴里·施瓦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