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与斯坦贝克

在伍兹塔克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定去找工作。当时我有一部小福特车，因此便决定在经济大萧条的期间，开车横越美国大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趟旅程。一路上我看到许多车子抛锚停在路边，全家人就这么被困在车上，真凄惨。如今，人们很难了解那时的情况。

我开车由纽约出发前往西岸，先往南开到弗吉尼亚州，在一座美丽的、天然形成的桥上驻足停留了一阵子。我在那里徘徊了两个小时，心里想着当年华盛顿总统以测量技师身份来到这里的情形，还有一些相关的事。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若有所悟，似乎学到了一些事，所以我就把它视为一次很重要的经历而记在日记中。

到达西岸后，那儿也没有工作，但已不能由加州继续向西方开去。1925年，我在由夏威夷回到美国本土的一条船上，认识了一个当时住在圣荷西的女孩子。我们一直有联络，并不定期地寄给对方一张小明信片什么的。我当时打算往南开车去北加州的小镇卡梅尔，因而想到：“何不拐到艾代尔和她打个招呼呢？”于是，我造访了她。“你要到卡梅尔去吗？我也一起去，我姐姐卡洛住在那儿。她和一位想成为作家的小伙子结了婚。我介绍你们认识。”

她姐姐结婚的对象就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我就这么认识了他。我发现那儿有一堆很棒的人，成天无所事事，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这一堆人里有约翰·斯坦贝克夫妇，理查·拉夫卓伊（Rich Lovejoy）夫妇，理查的太太塔尔（“Tal”，Natalya）是帮斯坦贝克打字的，还有爱德·李克兹（Ed Rickets），他是斯坦贝克小说中“医生”（Doc）这个角色。而理查和塔尔则是小说《罐头工厂》（Cannery Row）中的一对夫妇。附带一提的是，当天为我举行的欢迎派对，后来也由斯坦贝克写入《罐头工厂》中，他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角色。

当时除了爱德之外，其他人没有谁有工作或供糊口的生计。那时大家都“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只能四处想办法。斯坦贝克当时不断地写小说。他当时刚完成一本名为《天堂的牧场》（Pastures of Heaven）的书，正开始写《致不可知的上帝》（To A God Unknown）。我一到那儿，他便对我说：“来，我念第一章给你听。”当年我28岁，他大约三十四五岁。他帮我找到一个暂时栖身的地方，是在第四街上的一栋叫康纳芮茅屋的小房子，隔壁便是爱德的房子。

当你迷失时，你真的会顿失方向。那时我没有人生哲学。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就一无所有——可笑的是，我们还读过杜威的实证主义。在卡蜜儿的图书馆里，我无意中自书架上取下两册书，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天啊！那本书对我来说真是个晴天霹雳。斯宾格勒说：“年轻人，如果你想在这世上扬名立万，就要把画笔和写诗的笔放回架子上，拾起机械扳手或法律书籍。”我告诉斯坦贝克：“你必须读这本书。”我读完第一册后，就把它拿给斯坦贝克。没过多久，他回来告诉我：“天啊，我不能读这本书，它真是艺术的杰作！”他被震撼得足足有两个礼拜无法写作。

有一天，在他自斯宾格勒书的内容中清醒过来后，他一边来回踱步，一边用手摩擦身体两侧说：“我觉得很有创造力。”斯坦贝克总是在来回踱步时摩擦自己的身体两侧，他很喜欢这么做。后来又有一天，他来我这里说道：“我已卖出《天堂的牧场》，而且出版商同时要买我接下来的两本书。”我现在知道如果出版商在买下你第一本书的版权后，一定也会要买你的下两本书，因为他们不必再为你做广告促销，更不会让别人坐享其成。那真是个美好的日子，我们因此开了个派对庆祝。

读斯宾格勒的书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经历。看完书之后，我对爱德说：“怎么样，爱德，你知道我一生都在否定生命，我想我最好开始肯定生命。”他说：“好啊，肯定生命的方式便是喝个烂醉如泥。我们来个疯狂派对吧！”那时，不但是经济大萧条，还有禁酒令。他说：“我去拿实验室的酒精，再加点儿其他东西。”

上帝，那真是疯狂的一夜！他把果汁和酒精混在一个大碗中，然后把它倒入一个更大的碗内，旁边放一些干冰以保持冷度。派对大约是下午4点开始的，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钟，一辆警车停在门口，两位警员走进来。他们说：“这里在搞什么？”斯坦贝克认识他们，因此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开派对。来，喝一杯。”在那之前的一小时左右，我们便不再喝酒了，并在大碗里装了盐水，所以成了混合酒精、果汁及盐水的乱七八糟东西。那两位警察喝下那不知是什么名堂的饮料后，就瞪着我们，好像是说：“你们这些家伙喝的是什么鬼东西？”这就是故事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