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丹麦对华政策：从出口问题和丹麦工作岗位到新世界秩序

卡米拉·T.N．索伦森（Camilla T.N.Soerensen）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 讲师

约恩·德尔曼（Joergen Delman）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系（ToRS）中国研究教授

 

“‘中国’以经济和政治大国的身份回到了国际舞台上，我们其他人不得不更要让自己去适应由于变换的力量平衡而产生的新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好是坏。”（丹麦驻华大使戴世阁，《日德兰邮报》,2016年）

 

本书将分析和讨论近年来丹麦对华政策的发展。焦点将放在从历史角度看待丹中关系中的丹麦维度，以批判性视角来评价丹麦从大量对华投入中取得的产出，以及丹麦在对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

丹麦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框架条件

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是促进丹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在对华政策方面，为了应对近年来国内和全球范围内条件和要求的变化，在这三个总目标之间的权衡也随之发生变化。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价值基础以及丹麦对华政策是由一系列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组成的，如民主、人权、自由贸易以及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在行动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促进丹麦的价值一直处在中心位置，但这一点在对华关系上经受着越来越多的考验，尤其是当丹麦的利益更加倾向于跟中国保持强有力的甚至是无条件的参与和合作。

实用主义主导着当下的丹麦对华政策，但是这一点正在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这尤其归因于中国在推行国内政治中的强硬路线，以及中国开始在国际上更加独立和积极的行动，日益挑战着美国——丹麦的紧密盟友。这些因素加剧了丹麦总体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面临的窘境（索伦森）。同样，由于对中国的巨大投入的商业或公共价值成果持续的不确定性，给正在施行的政策带来了压力（德尔曼、贝克）。这是丹麦在中国的包括资源消耗在内的密集投入的合法性的核心，尤其是自2008年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丹麦对华政策是在最大程度上为促进丹麦的经贸利益服务。

丹麦对华政策聚焦经济贸易领域并不是什么新闻——在过去的350年里一直如此（曹伯义）。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强力聚焦于防止经贸关系受到限制，或者完全错失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所带来的机遇。然而，尤其是在最近的20年，历届丹麦政府同时还不得不处理对华关系中棘手的政治问题。丹麦同时也受到国际义务以及特别是美国这样的盟友的制约。

因此，历届丹麦政府不得不常常在对华关系中作出艰难的战略选择，其中，丹麦早在1950年初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丹麦与“新中国”关系中第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在此之后，丹麦对华政策多次被重新评估。

1997年，丹麦与中国领导人就人权问题进行批评性对话，随后与中国政府之间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人权领域题目和项目的合作，这当中也有多个丹麦组织的参与，包括“人权协会”和“救救孩子”。然而，这一批评性对话以及与中国关于人权相关问题的总的对话在近年来被部分移交给欧盟（索伦森）。

丹麦不是唯一一个在对华关系上陷入两难之境的国家。欧盟国家一致认为，欧盟应该在更高程度上承担起这种批评性对话。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丹麦对华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自2008年开始就有意识地选择与中国全面合作，包括人权领域在内，通过与中方伙伴在各个层面开展具体合作和项目，从长远角度来寻求改变中国，与此同时，这种批判性对话更大程度上被“第三方”参与者承担，如议会监察专员（贝灵·李斯贝格和欧高），人权协会，或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由企业承担（布曼）。同样，在提升中国投资体量和中国赴丹麦移民人数方面也有所投入。今天，丹麦已经有了许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长远来看将为中国和丹麦的发展以及加强双边关系作出贡献（图诺和曹伯义）。丹麦的市/大区与中国省/市之间的低级别的联络和互动在这些年来也与日俱增。

自2008年以来，政府间合作尤其处于丹麦对华政策的核心地位，针对丹麦政策中的“价值输出支柱”的论据是，与中国在各层次和各领域加强合作能够为更多“出口”丹麦解决方式和丹麦模式打开大门，也是在中国推行人权的最好的方式。理性地来讲，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善只有在长期的中国内部压力和要求之下才能实现改善，因此丹麦也必须与中国开展长期的合作。

中国政治制度——持续和变化

丹麦的政客、外交人员和商人在中国跟什么人谈判和合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今天拥有八千五百万党员的共产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平行的党政机制，应用于各个行政层级。这一特点基本延续至今。也就是说，中国的治理始终是建立在双重层级制度基础上的，共产党事实上在各个层级上都掌握着最高权力，统筹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而政府和政府机关，或者常常是共产党自身，负责既有政策的贯彻执行。绝大多数政府机关的高级别领导都同时是国家或地区高级别的党员。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被称为一党制。

除此之外，从最初开始也建立了一系列机构，例如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团等，以消除同广大群众的距离，并将其组织动员起来。这些组织依然是隶属于党，行使建议功能。通过在所有工作单位、农村地区建立了党委，党组织遍设于整个社会，而中国社会中新兴的组织、个人和团体会迅速被划归于党之下。

为了能够驾驭这种复杂的中国政治体制，一系列非正式机构和协调机制得以诞生和发展。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领导小组。在国家层级上，所有关键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上都有领导小组，其中最重要的小组由一位政治局常委领导。在低层级上也存在这样的领导小组，事实上，党内最重要的党政领导，政府，个别情况下还有军队，三者共同聚在这样的小组中讨论并做出决定。

这个制度常被称为“分权”。这是一种高层治理体系，但政治和经济政策及其实施也会经历辩论和内部竞争。因此，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谈判、社交网和共识的达成对于这种竞争的成效以及能否得出理性的结论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一个极为专业和体制化的政治制度，能够培养一批经验非常丰富、富有竞争力和谈判能力超群的领导人，这些人首先要在不同省份和国有企业里任职，经历漫长的职业生涯。反之，这样的领导形式也限制了领导人自身的个人背景和特点所具有的意义。

党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对于社会的控制在近年来承受着重大压力。随着市场化改革、放权和社会发展，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政府控制日益减弱，而对于公民社会的外部伙伴，尤其随着社交媒体的应用，变得更加具有政治驱动性。

党政体制的复杂性和非透明性伴随着数年来的经济增长共同为腐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党、政府和军队的某些高层领导及其家属获得了一些生财之道。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因此，反腐败及重新建立党的道德和对人民的忠诚成为当今领导人为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对党的信任的运动的重要部分（贝灵·李斯贝格和欧高）。

丹麦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果和展望

阿纳斯·福格·拉斯穆森曾大力加强与中国的交往与合作，并于2008年与中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赫勒·托宁-施密特政府随后在2012年又制定了增长市场战略（索伦森、彼得森）。这样的投入是在丹中贸易和丹麦在华投资出现了急剧增长后实现的（曹伯义）。过程中也曾发生过短暂的插曲，但总体而言，自2008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历届丹麦政府一直在更具系统性和战略性的丹麦对华政策下履行和扩展这种伙伴关系。随着访华的部长人数的增加，政府间合作处于中心地位。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里，平均每年有3～4位大臣访华，而2010年有12位、2012年有12位、2013年有8位、2014年有14位。2012年，中国领导人对丹麦进行了国事访问，2014年，丹麦元首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同一段时间里，议会委员会、监察专员等访华，还有一长串对丹麦的高访。自2008年以来，丹中政府之间共签订了40～50份新的合作协议（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且不断敦促这40多个中方合作伙伴共同支持制定负责人的工作规划，以确保这所有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可以落实。丹麦驻华大使戴世阁期待着下一阶段的丹中合作，于2016年下半年签署一份总理级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020年之前实现的60多份具体的合作议程。

这反映了合作面的不断加深和拓展。最开始的关注点主要在科技领域，包括环境、食品、科研和能源，这些将继续成为关键领域，但在一系列新的领域的合作也有所发展，如医疗/福利、教育、创新和文化。这些领域的合作与丹麦社会模式紧密相关，其中也蕴含着丹麦理念和价值观的传递。

这样的投入带来了成效。如上所述，丹麦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全面而广泛。在当今的欧盟内，丹麦绝对是最关注中国的经济体之一，也是人均对华出口额和投资额最大的欧盟国家之一。同时，一系列丹麦最大的企业在中国体量巨大，其大量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既面向中国市场，也面向全球市场，例如诺和诺德、乐高和绫致。

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的焦点在于促进国内消费，并创造可持续的、创新性的解决方式，这给丹麦企业，给全面提升丹麦在华经济贸易利益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对丹麦对华政策的灵活性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对丹麦中央和地方政府、丹麦企业、商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在履行长远角度的政治义务、有具体的可见利益、双方共赢的基础上，政府间合作才能继续保持繁荣发展。

至于在推行丹麦根本观念和价值的传递，丹麦究竟从这样的投入以及对华战略的改变中得到了什么，目前还难以断言。

作为中国在与丹麦的伙伴关系中所承担的“义务”这个话题的延伸，人们也会提出丹中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牢固性问题。丹麦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以及丹麦在中国的项目和活动是否有可能被束之高阁。

当丹麦如今的对华政策遭到批评时，往往会反过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丹麦这样的依赖出口的小国而言，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本书对这个问题并未给出答案，但它为丹麦对华政策的相关讨论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性和分析性观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应该更加关注总的成果和对于丹麦对华政策的利弊的权衡。毋庸置疑，中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对于丹麦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价值观的推广的意义日益提升。

本书分析和讨论了上述的丹麦对华政策的重心发展、组成要素和工具，以及丹麦在未来发展对华关系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收录的文章包括篇幅较长的分析性文章以及一些具体案例。

参考文献

Jyllandsposten（2016）, 》Kina vokser med middelklassens måde《, analyse fra Carsten Damsgaard.Danmarks ambassadør i Kina, d.29.januar, tilgået d. 29.januar 2016 på: http://jyllands-posten.dk/debat/international/ECE8351793/kina-vok-ser-med-middelklassens-ma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