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个帝国的篇章

陆内与海内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诗经·豳风·七月》

宙斯结束了太阳回归后寒冷的六十天，牧夫座第一次在黄昏时分光彩夺目地从神圣的大洋河上升起，潘迪翁那呢喃悲泣的女儿——燕子翩翩飞入了人们的视野，春季便降临人间。要在她到来之前修剪葡萄藤，这样会有好处。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可见当北半球的春天到来、莺燕翻飞时，陆地之中和地中之海的人们便看见了不同的景象。在每个春风初拂的日子里，田野里的人们便对桑和葡萄——这两种深深影响着两个国度里每个生民的作物——开始了劳作。

我们对东亚大陆再熟悉不过了。太平洋西岸的三级阶梯从东到西逐渐抬高，百川东流，由北至南，黄河、长江、珠江三条大河分别横贯整片大陆，沿岸形成的人类聚居地不知凡几。气候和地形的不同，使这片大陆的东西南北间面对的生存环境和挑战也不同，进而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尤其是东北、华北、西北、中原、东南、岭南、青藏几个区域至今仍然泾渭分明。相对来说，整片大陆内部的交通和交流都比较容易，不存在季节的限制，也没有航海的风险。虽然有华北、塔里木、华南三大亚板块的存在，但由于地处欧亚大陆板块的内部，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略少于板块边缘地带；虽然常有洪水肆虐，但很早就发展出优良的水利系统，减弱了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这片辽阔的土地以农耕为主，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即使不足的也能比较顺利地从邻近区域取得资源。陆地的东边是茫茫大海，朝鲜半岛和日本发展较晚；南边亦大海茫茫，东南亚群岛同样尚未成长；向北是草原；向西是现代人类尚难翻越的喜马拉雅山脉，何况是只凭一双脚的古人。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文明的稳定、延续、单一是自然而然的事。

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断裂带在地中海随处可见，无论是陆上还是海里，这片土地注定了要动荡不安。地震频繁，火山带蔓延，随之而来的海啸仿佛是波塞冬要将陆地变成他的海国。克里特岛、锡拉岛、赫梯城、庞培城、赫库兰尼姆城，这些曾经富饶美丽的城市都是大地摇撼者的牺牲品。

地中海北部重峦叠嶂，蜿蜒的山脉将漫长的海岸线分割得支离破碎，每个区域都是背靠大山，海路是它们之间最好的交通方式。山地道路弯曲，田园空间有限，不多的平原地区虽然肥沃富饶，却往往水流淤积，到了雨季情况更糟，要想在此生活，必须先征服沼泽地和洪水——而这种水利技术并不是所有民族都能掌握的。由于山地看起来比平原要更适合势力的扩张，因此高地人总是侵入低地。地中海南部是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海洋与撒哈拉沙漠相连，平坦而空旷；尼罗河三角洲带来丰饶的物产，沙漠却将游牧民族推向地中海沿岸——这是另一支与高地人一样的不安定力量。

伸入海中的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是地中海的纽带也是分界，南北迥异，东西之间更是不同。荷马写道：“在犹如葡萄酒一般深的紫罗兰海面上，基克拉迪斯群岛是一串耀眼的橘黄色块，罗得岛是一个大黑块，塞浦路斯则是靛蓝色块。”就像这种颜色分明的共存一样，东地中海和西地中海从来难以调和。罗马帝国曾经强行把两者置于同一名称之下，然而东西之间峭堑势异终是难以消弭，帝国的衰亡就是从东西分裂开始的。

沙漠和海洋的交锋造成了地中海极端的气候。从4月到9月，天空透明的清澈蓝色和夜晚满天的熠熠星斗的美丽景象也意味着6个月的旱季的到来。到了10月，大西洋潮湿的低气压才能驱散这糟糕的干燥；可是有时候雨水又下过了头，来势汹汹的洪水将席卷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平原、法国的鲁西荣平原、阿尔及利亚的米提贾平原、希腊的萨洛尼卡平原和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平原——这些都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文明曾运用人工灌溉工程来抵消雨水不均对农业的负面影响，但并非所有地中海沿岸的民族都能以这样奢侈的空间、人力和财力来修建这种工程。

地中海的河流也以交替进行的沉积和侵蚀影响着人类安宁与舛难变换的历史：沉积带来肥沃的土壤，水量增加的河流对陆地的侵蚀则带走了丰收、带来了灾难。罗马帝国的危机和16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均被认为是河流侵入洼地而造成的。

地中海绮丽的风光掩藏了它处处深伏的危机。虽然湛蓝的海水终年温度适宜，且有一些优渥的渔场，但总体来说物产很有限，因为海底永不停息的褶皱运动和高低起伏的山脉鸿沟，造成海水的盐度和温度经常发生剧烈变化，海中的生物常常成批死亡。幸而直布罗陀海峡这道通往大西洋的豁口挽救了这里，如果没有这道豁口，地中海将会变成死海一样的盐湖，但如果豁口太大，来自大西洋的过多生物又将使地中海动荡不安。

地理单元破碎而独立，气候原因造成物产不均衡，内海又使得海路交流只能在利于航行的半年内进行。有了这些前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地中海地区有如此多相互独立且势均力敌的文化，为什么商业和掠夺资源的战争如此频繁，为什么势力的更替如此迅速，为什么始终如一又貌合神离。如果对历史按一下快进键，我们能看到埃及人、赫梯人、闪米特人、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以眼花缭乱的速度在这些土地上此消彼长、你来我往，像兄弟一般相互依存，也像敌人一样剑拔弩张。

人类的历史是与自然相交缠的，并且跌宕起伏，大自然对人类既有褫夺，亦有恩泽；既有造就，亦有摧毁。这部充满血与火、歌与诗的历史鸿篇，偶尔柔曼，偶尔激扬，偶尔繁花绚烂，偶尔剑拔弩张。现在且让我们翻开属于两个帝国的篇章，与两千年前的先民对望。

方国与城邦

公元前17世纪，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从满天星斗般的古国中崛起，武丁之后国力渐盛，洹水环绕的殷墟王城成为四方翼戴的权力之极。商王直接统治的疆土为内服，邦伯的封地则是外服，边境派侯、甸控制。纣王在位时，商王朝周围的方国渐渐脱离其控制。

与此同时，渭水中游黄土高原的周人日益强大，统一了渭水流域诸部落后，终在公元前11世纪后灭商，定都镐京。周王将王畿之外的领土分封给诸侯，自己就像是一个联邦的首领。但从懿王之后，周天子已无法辖制羽翼丰满的诸侯们，边境诸部落也伺机作乱。公元前770年，申侯、缯侯引入犬戎，幽王被杀。平王迁都洛邑后，周王的势力范围渐渐收缩到只剩洛邑周围几百里的范围，众国环伺、群雄争霸。历经长年的相互兼并，最终幸存的只有十几个诸侯国，但有机会问鼎权力之巅的唯有秦韩赵魏楚燕齐七国，而对于后来统一局面的形成至为关键的是秦国。

公元前4世纪，秦孝公任用商鞅等人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次变法为战争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主要针对投敌和藏奸罪实行连坐制；强制分户，形成小家庭模式，增加了军人和赋税的来源；以军功授爵，整顿军纪；重农抑商，编制户籍，固定人地关系，便于管理；迁都咸阳，占据有利战略位置。第二次变法调整社会结构：推行县制，以地缘政治取代血缘政治；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统一度量衡。如此秦国逐渐有了统一的底气，这个朝气焕发、野心勃勃的国家如同初升旭日般所向披靡，很快将关东河山照耀一尽。

在周王的允许下，公元前8世纪，秦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是同一个时间节点，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亚平宁半岛上，罗马也正好进入王政时代。罗马的历史是从罗马城徽上母狼和孪生儿的故事开始的。根据一则流传甚广的神话，特洛伊陷落后，埃涅阿斯等人辗转来到拉丁姆地区（今拉齐奥区）自立为王，传到努弥托和阿穆略两兄弟时，前者继承了王位，后者继承了财富。富可敌国的阿穆略后来夺走了王位，但时刻担心自己兄弟的女儿生下男孩前来复仇。于是他迫使她成为供奉维斯塔女神的贞女，但这位姑娘却违背教义怀了孕，阿穆略的女儿为其求情，她终免于死刑，却被幽禁起来。分娩时，她产下一对孪生子，阿穆略令仆人将其丢弃。仆人将孪生子放在盆中，丢在河边。高涨的河水托起了木盆，轻轻载着它漂远，漂到了台伯河畔的帕拉蒂诺山下一棵名为卢米娜的无花果树下。从山里来的一头母狼恰好经过，用狼奶哺育了这对孩子。孪生子罗慕路斯和罗姆成人之后，因为权力和建城地址发生纠纷，争斗最终以哥哥罗慕路斯的胜利和弟弟罗姆的死亡告终。罗慕路斯建造了罗马城，因此，后人相信，“罗马”（Roma）的名字正源自“罗慕路斯”（Romulus） 。

“罗马人劫掠萨宾妇女”是欧洲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据说建城后的第四个月，由于男多女少，邻近的萨宾部成了罗马人的目标。罗慕路斯带着悍勇的军队劫来萨宾女人替自己生育后代。随着这种非自愿的通婚关系越来越多，两个部族间虽仍然战争不断，却也逐渐融为一体。正如卢浮宫收藏的一幅雅克·路易·大卫创作的油画《萨宾妇女》中所描绘的，罗马和萨宾再次开战时，一群女人冲到阵前，她们以萨宾人的女儿、罗马人的母亲的身份，站在武器和骏马之间阻止了战争的继续。罗马和萨宾的融合只是罗马人统一亚平宁半岛进程中的一笔，却也是最重要的奠基石。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首先征服拉丁姆地区，随后统一意大利，从而获得了征服地中海世界所需要的资源。罗马附近的拉丁部落被合并。其他遥远的部落保持着内部的自治，承担与罗马公民相同的军事义务，却没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以及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权利。

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亚历山大的指挥下，横扫希腊、马其顿、埃及、亚细亚，建立了一个横跨三洲的大帝国。但是亚历山大的早亡使这个庞大的帝国如昙花一现，很快分崩离析，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西亚细亚的塞琉古王朝以及中亚细亚的帕提亚王国等相继兴起。

而此时，罗马军团开始向地中海其他地区进发。在统一进程中，罗马最大的敌人首先是地中海西岸的迦太基（今突尼斯）人。公元前3世纪中晚期，通过两次布匿战争，罗马击败宿敌，基本控制了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伊比利亚半岛。随后又在地中海东部发动一系列战争，公元前2世纪，相继设立马其顿、非洲、亚细亚、高卢、西里西亚行省。正是这样一步步滚雪球般的吞并，罗马从帕拉蒂诺山到拉丁姆地区再到亚平宁半岛，历经数百年，成为几乎把所有地中海古代文化中心囊括在内的强国。

帝国的挫折

在进入长期而稳固的帝国时代之前，东亚和西欧有着类似的历史轨迹：都是从诸侯国或城邦林立的局面中崛起一支强大的力量，将其余各方势力收归其统治之下；但这种企图在广阔地域内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努力，一开始都遭遇了短暂的挫折，东方是秦朝的短命和楚汉战争，而西方则是恺撒的被暗杀和几场内战。

秦和西汉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但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延续性来看，其实秦汉一体。秦朝的覆灭固然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但秦始皇过于急迫地打破旧秩序以及在制度设计上过于激进和严苛不可不谓是关键的因素，汉初流行的俚语将秦法称为“画地为狱，刻木为吏”，就是对其严刑峻法的指摘。对比一下汉初吕后二年实行的律法和秦律之间的差异，就可以发现，汉律基本沿袭秦律，较大的差别只在于量刑标准和牵连范围方面，对于同样的犯罪情节，汉律的处罚更轻、牵连面也更窄。

秦末发生的楚汉之争其实质是旧封君与新地主之间的冲突。天下大定后，刘邦在洛阳南宫设宴，与官员们对硝烟已息的战争进行反思。刘邦让众人议论项氏失天下而刘氏得天下的缘由。高起、王陵认为从个人品质来说，项羽仁义而爱人，刘邦轻慢而侮人，但是刘邦允许帐下的将领利益均沾，项羽却不能与人分利，这是导致胜负的主要原因。刘邦认可了这二人的意见，不过他认为还有另一层原因，即他能将运筹帷幄的张良、善于治理的萧何以及能征善战的韩信收归帐下并知人善任，项羽只有范增一人却不能善用。这番分析意指项羽念念不忘旧贵族的身份，极力挽留旧的秩序，而刘邦作为新兴地主阶层和军功集团的代表却正好能够对历史之潮推波助澜。

在罗马，恺撒统一地中海世界成为独裁者后不久即被暗杀，这固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但过于急迫地触动共和国贵族的利益和表现出独裁者的气质也是最主要的根源。因此，一些贵族谋划将他除去，恺撒身上的23处刀伤中，就有第二顺位继承人德基摩斯·布鲁图的一刀。但恺撒死后却得到平民的哀悼，愤怒的平民们甚至误杀了一个与凶手之一同姓的可怜人。恺撒的继承人兼外甥屋大维在统治策略和对待前朝的态度上和刘邦有很大的相似性。屋大维虽然也像养父一样在罗马城内修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广场，却通过众多措施来弱化“独裁”的印象。他在广场陈列共和国历任执政官和凯旋者的雕塑，暗示帝国是共和国一脉相承的继承者，而不像恺撒一样在广场中心明目张胆地大搞个人崇拜，摆上一尊自己的雕塑。屋大维尽管行独裁之实，却在名义上保留了共和的制度。这些表面功夫都使得奥古斯都的帝国更能为众人所接受，他个人也以“共和国守护者”的面貌出现并赢得了不错的名声。

环视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古代世界，最为瞩目的历史事件莫过于这一东一西两大帝国的崛起和强盛。一个拥有前所未有广袤疆土的帝国的建立，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打开了辽阔的视野和胸怀，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产生了各种新的元素。出于巩固帝国事业的需要，统治机构设计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了铲除旧秩序的“遗毒”，不惜使用暴力。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代价，前帝国时代各种思潮的百花齐放日渐凋零，哲学思索的热情亦慢慢减退。

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为巩固统一成果所实行的政策制度的力度和方式不同，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历史格局，使两大帝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前者通过渗透进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严密措施，使帝国民众逐渐形成了对于统一的集体认同，这是此后两千年中国虽几经分裂，却能始终以统一整体占据大部分时间的重要思想和社会基础。而罗马帝国的统一政策（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相对来说并不系统全面，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自然环境因素，使整个帝国从根本上缺乏向心力，这也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风歌》与“Veni，Vedi，Vici.”

且说刘邦成为皇帝后，回到故土与父老乡亲们饮酒，酒酣之际击筑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恺撒虽不是罗马帝国真正的缔造者，却作为罗马共和国真正的终结者而在后世获得了“恺撒大帝”的称号，他亦留下一句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edi, Vici.）

同样关于疆土，同样气吞山河，一“守”一“征”，这两位开拓者用语的差别其实正是两个帝国之政治与战争文化的差别。汉朝是内陆的农耕国家，权力的归属以及安全是内战的主要原因。对外战争多是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但这种战争也只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即只有在遭到进攻后才组织反击；争夺资源的主动战争亦有，却不多。罗马虽然也以农耕为主，但前文提到过，地中海气候导致内部资源的不均衡，故战争成为夺取自然资源和奴隶财货的重要手段。正如古罗马史学家普罗塔科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所言：“罗马是靠战争滋养并壮大的。”

刘邦在慷慨豪迈地唱完《大风歌》之后，忽然伤怀，落泪道：“游子悲故乡。我虽已定都关中，即使死后魂魄也仍然想念沛县。”汉人在农耕定居文化、地缘政治和户籍制度的共同影响下，对故土有执着、保守的眷念。而地中海却有一句希腊谚语：“绕过马累亚角的人必须忘记祖国。”他们不是在经商便是在战争的路上，不是在殖民地便是在新大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