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眼中的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内近年流行的一个提法。在这篇小文中，我将谈谈自己对几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印象。

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曾对李光耀等小国的杰出领袖有过这样的评价：如果他们生为大国的领袖，一定会影响更大些。大学亦如此，荷兰的莱顿大学应当说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仅诺贝尔奖得主就出过十几位，2005年我去访问时还赶上它的图书馆发现了爱因斯坦留下的手稿。只可惜荷兰毕竟是一个小国，加上荷兰语如今也只能算是一个小语种，当我参观其杰出校友展览室时，面对一点都不认识的语言，竟无从知道那些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姓甚名谁。

俗话说：陈酒好喝！大学的历史就如酒的历史，愈久愈醇香。虽然靠自身的努力，有的大学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快的发展，但与那些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相比，总显得缺了点文化的厚重感。纽约大学（NYU）法学院这些年排名稳居全美前五名，有时甚至超过同处纽约的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哥大），即使这样，纽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仍然告诉我，如果让他们在两校之中选择，还是愿意先选哥大。

总体看，一流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即使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想象中的理工科大学，其实也是相当综合的，它的艺术系、历史系等人文社会科学都有不凡的业绩。这些著名大学的招生规模都不是很大，虽然由几十个学院组成，但学生总共也就一万多一点，我去过的耶鲁、牛津都是如此。记得在牛津的时候，望着它那众多的草地和许多低矮的建筑，我竟纳闷，为什么它不盖些高楼大厦来扩招呢？冲着牛津的这块牌子，只要想扩招，生源应该是毫无问题吧。现在想来，也许那样牛津就不成其为牛津了。

说“综合性大学”，并不意味着别人有的我就一定要有，像前述麻省理工，还有美国的另一所著名大学普林斯顿，就都没有法学院，而且似乎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要去凑法学院的热闹，但谁都承认它们是一流大学。另外，也有这样的例子，可能整个大学并不是特别有名，但它里边的某一个学院却特别有名，像伦敦经济学院（LSE），它本来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但由于它的优秀，所以世人皆知LSE，说你是伦敦大学毕业的可能并不怎么样，但要说你是LSE毕业的，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师资国际化，生源国际化，这是我对国外著名大学印象最深的一点了。站在哈佛广场，看清晨各色学生赶往四周的教室和图书馆，有的白人学生严冬季节还穿着凉鞋，露着肚皮，而另外的阿拉伯学生则夏天也戴着面纱。这没什么奇怪，哈佛和别的世界著名大学一样，有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学生如此，老师也一样，面向全球招聘，公开竞争。当代法理学大师德沃金最初是哈佛教授，后被牛津挖走，现在又被纽约大学重金聘请过去。牛津现在的校长约翰·胡德是从新西兰选聘过去的。2003年我访学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恰好当年主任要退休，于是在全世界招聘新的主任，最后，一位加拿大的教授胜出。

财力雄厚是一所大学成为著名大学的前提条件。在哈佛、耶鲁这样的大学，各种讲座、活动铺天盖地，每次都有吃的喝的，有时组织者为了吸引听众，还想方设法地在海报上标明泰国饭、中国餐，如果有时间又想省钱，几乎每天甚至每顿都能找到这样的饭局。还有一些小的例子也可说明问题，比如校园里随处可以上网甚至是无线上网，厕所里的手纸、洗手液和烘干机等一应俱全（想想国内一些大学，学生宿舍楼里的厕所，要踩着污水中垫着的砖头，才能进去），复印机、打印机及纸张一律免费使用，没有数量限制（而国内呢，即使对于教师来说，每年也只能免费复印一二百张）。在耶鲁，我甚至听说它还拥有大片的森林和各种实验基地。

财力何能雄厚？校友捐款是一个重要来源。美国当代的“中国法之父”柯恩教授先后毕业于耶鲁的本科生院和法学院，他告诉我，他每年都要给那里的本科生院和法学院捐款，问及原因，他说：“我上学时得的奖学金是前面的校友捐的，现在我也有这个义务。”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越是著名的大学，有出息的校友就越多，捐给母校的款也就越多。当然，学校也特别注意保持与世界各地校友的联系，我曾在北京获邀参加过哈佛、耶鲁和哥大的校友会活动，并在好几个新年收到过校友办公室寄来的贺卡，每当此时，我就不由得感慨：这些大学离我很远，而且我待的时间也不长，却感觉它们如此地亲切；相反，我自己待过数年的几所国内母校，虽然就在身边，却感觉它们离我如此之远。我仅在牛津待过几个月，离别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却告诉我：你一辈子都可以回来，只要你曾在牛津待过，我们就可以在电脑里查到你的资料，自然你也就可以自由进出于这里的图书馆了。可是，当我有一次回国内的母校参加会议，想顺便去图书馆看看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却冷眼相对：我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到楼下去交钱、办证。

说到图书馆，我甚至久而久之产生了这样一个偏见：看一所大学是否是一流大学，先看它的图书馆，看它的建筑，它的藏书，看里面读书的人和服务的人。我访问过的几所著名大学，都有一个庞大的图书馆系统，它们既有综合性的主图书馆，又有各类专业性的图书馆，如法律图书馆。有的图书馆大厅或走廊里，展放着学校出版的各类刊物或教师们的新近著作，有的图书馆里定期举办音乐会或展出某些珍贵的收藏品，还有的图书馆里挂满了各类杰出校友的肖像。2004年，我到哈佛做短暂停留，接待我的安守廉教授首先交给我的就是一个哈佛图书馆的阅读证，可见图书馆在国外学者心目中的位置。还有几次，随团参观剑桥校园，接待方也必带我们到图书馆去看看。

浓厚的校园文化和人文气息对一所著名大学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有馆藏丰富的博物馆、艺术馆，各具特色的建筑和人文景观。在牛津，我流连于种植着中国银杏的植物园，到诗人雪莱的塑像前去凭吊；在剑桥，走在康河的叹息桥上，听志愿者讲牛顿、达尔文的故事；从麻省理工朋友的实验室出来，虽然专业与我相差十万八千里，但那富有特色的牛顿楼、阿基米德楼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也记得1997年首访哈佛，当时我的陪同翻译欧瑞安娜小姐带我到哈佛的商店和书店，买下印有各种哈佛标记的书签、明信片和笔送我。她本人毕业于哈佛，戴着哈佛的戒指，给我讲述着哈佛的各种故事，如她们的宿舍楼是一个校友的父母捐的，该校友在二战中牺牲，富有的父母为纪念自己的孩子，将全部家产捐给哈佛，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校方要保证该宿舍楼的学生每天有一个冰激凌吃，因为他们的孩子生前最爱吃冰激凌。

还有牛津那带有宗教仪式的晚餐，哈佛典雅舒适的咖啡厅，耶鲁食堂每周末免费的“快乐时光”……不知是我自己太浪漫或太敏感，还是因为自己毕业和工作的大学及科研院所太缺乏这些，我是如此地珍惜这些见闻和内心的感受。

这样的大学不出人才才怪呢！但我要说的是，这些大学出的绝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才，也绝不是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人才，而是几乎各个领域的一大批人才！牛津出了几十位首相，剑桥出了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我只是听说；我亲历的是，1998年我在哥大做访问学者，当年哥大教授史托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还有哥大的校友获得该年度的其他诺贝尔奖，在我看来这应当是大庆特庆的事情，但哥大只是在它的校报上登了一则简讯。确实，对于拥有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哥大来说，这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的事。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两位候选人都是耶鲁校友，在我这个奔40的中国学者看来，这也是多么自豪的事啊，但年轻的耶鲁学子却并不稀罕，他们有的反小布什，有的反克里，还有的干脆视政治为丑恶，谁也不管，一心读自己的书。当然，与总统选举相比，另一件在我看来也是耶鲁人的喜事就显得更微不足道了，那就是校友、肯尼亚人马塔伊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