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访学马普（下）

1966年，已是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耶赛克教授辞去校长一职，在马普学会雄厚的人事和财政支持下，着手组建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很快，他就意识到，缺乏犯罪学支撑的刑法学是盲目的，因而在刑法学部之外又成立了犯罪学部。1973年，随着凯泽教授的加盟，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开始实行权力平等的双所长制：耶赛克教授领导刑法学部，凯泽教授领导犯罪学部。迄今刑法学部已有三任所长：耶赛克于1983年退休，接替他的是著名刑法学家艾泽教授（他退休后又担任过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的法官），艾泽于2003年退休，接替他的是西波尔教授，他也是我国武汉大学等数所高校的兼职教授。犯罪学部则还只有两任所长：凯泽教授从1973年一直任职到1996年，阿尔布莱希特教授自1997年接任，他是中国刑事法学界的老朋友，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阿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几位老所长退休后，所里仍然为他们保留了办公室，并为他们安排了秘书。我跟一位中国博士生说，这些人不只是国宝级的人物，而且是国际宝级的人物，我们当逐一拜访。不幸的是，就在拜访完凯泽教授几天后，他就去世了，据说先一天他还来办公室工作呢。我赶往教堂去参加他的葬礼，并向他的家人表达一位中国教授对他的敬意和哀悼。葬礼上遇见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她直后悔没有早点跟我去拜访他，如今成为终生遗憾。

经过40多年的建设，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整体刑法学研究机构”，因而也成为世界各国的刑事法学子和学者心仪之地。以中国为例，现在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就有五位（由于德国的科研机构没有学位授予权，因此他们挂靠在弗莱堡大学，但他们在马普所都有自己的电脑和办公桌），而访问学者今年除我以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秀梅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苏彩霞副教授。如果说我和秀梅教授的成行与我们和“阿教授”比较熟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彩霞的经历也许更令人鼓舞：她与两位所长都不熟，只在马普所的网站上找到西波尔所长的邮件，遂与他联系，表达想去那里做访问学者的愿望，西波尔所长很快让他秘书给她回信，几番往来，最后成功申请到三个月的奖学金。此外，还有一些短期的学人访问，如4月武汉大学的莫洪宪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岳礼玲教授来访，6月北京师范大学的高铭暄教授和卢建平教授来访。还记得年逾古稀的高铭暄先生见到马普所的牌子时，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拍张照片”，足见该所在刑法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在我快回国时，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又到达马普所，他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奖学金获得者，将在那里学习两年，据他说，还有四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一项目博士生也将很快抵达马普所。

不只是吸引世界各国学者，也吸引国内外的司法官员。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德国宪法法院等均视马普所为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他们在司法中遇到疑难问题就自然想起该机构，其咨询意见成为最后判案的重要参考。

近40万册涉及世界各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犯罪学相关文献的专业图书馆，是马普所的宝贵财富。它毫无疑义地成为整个研究所的中心，实际上，马普所圆形建筑的几乎一半面积都为图书馆所占用，学者们则在四周的房间里看书研究，若有所需，便可开门索书。要取走任何一本书，只要填写一份简单的个人信息，一页撕下夹到一个借书卡里，再放到原来放书的位置（这样万一别人需要此书可知道是谁借走、在哪里），另一页则夹在书里，用完就把书放到外面的书架上，或者放到每隔一段就摆有一个的铁桶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会很快将其放回原位。馆里的中文藏书也不少，不只是大陆的，还包括台湾、香港的。此外，图书馆里还订有《法学研究》等多份中文期刊。

研究所坐落在黑森林脚下，工作之余，走几步就可深入到林中漫步，这真是不可多得。两年前，曾应邀到马普所作一演讲，当时就是这片黑森林激起我再回来的愿望。这次可真没少在黑森林中散步漫游，但那种沐浴在大自然中的舒畅，是怎么走也不够的。

马普所楼上的露天阳台也紧连着黑森林，那里实在是读书和会友的好去处。有时工作累了，约上台湾的或者非洲、日本、伊朗的学者，在室内投币取一杯咖啡或饮料，再到阳台上小坐一会，顺便问他们一些专业之内或专业之外的事情，对我这样一个于什么都好奇的人而言，也算是另一种收获。

也有约不着人的时候，因为看一个个在埋头钻研，不忍打扰，只好独自上楼。坐在椅子上，懒洋洋地看着书，听凭阳光洒在身上，松鼠从脚边溜过。

最难忘那个夏天的夜晚，一年一度的烧烤晚会在阳台上举行，马普人难得轻松，他们纷纷从办公室里出来，自己动手，有的家人也来了。当我排队去拿烤肠，后面的中国学生告诉我，那个分发烤肠的志愿者是一位资深研究员时，我对平等又多了一份理解。那晚，我们直到凌晨才散去，包括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