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1945年毕业于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在父母（杨端六、袁昌英教授）强有力的羽翼庇护下，我活过了风平浪静水波不兴的童年和少年。从大学一年级起，我在作家母亲的鼓励下，开始练习写作和翻译。假如生活中没有大的波澜，我或许会沿着母亲的那条学者兼作家的路径直走下去。
但是到了三四年级，几件不寻常的事闯进了我的生活，使得这条老路难以为继。其一，我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其二，我得到了留学美国的机遇；其三，我坠入了情网。这几件原本各不相涉也不特异的事，却因互相纠结缠绕，抵牾冲撞，在此后的几年中，陷我于无穷的困扰迷乱之中。
首次引我直面革命思想的人，是我的同学的哥哥、左翼戏剧家冼群。1944年春，他作为“中华剧艺社”的导演来到乐山。我们有过几次接触，做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看了我发表的小说《萦》，说：“写得是很美，但距离我们的时代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太远，”“是一杯龙井茶，而不是一剂良药。”他劝我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多了解社会，学习进步的文艺理论，例如胡风的文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因为我已经感到没有适当的小说题材好写了。在当天的日记里，我做了长篇的反思。我仿佛看到，我正面对一堵墙，墙内，是我从小习惯了的、由深厚的亲情和正统的教养培植起来的宁静优美的庭园。墙外，是我所不了解的、既好奇又惧怕的一个天地，一个充满内涵与活力的惊涛骇浪的世界。此时，墙上裂开了一个洞，吹进凛冽而清新的风，有人从洞外向我招手。我渴望走出去看看，又被墙里强大的磁场拽着。不过，我终究已经看到，老路是断然走不下去了。而那个陌生的世界，那条新路，我必须而且只能一步步去探寻。
助我进一步认识墙外世界的是同学胡钟达。他借给我当时在左派同学中秘密传阅的书刊文件，包括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它们给了我前所未知的信息，对我的冲击是巨大的。理性上，我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有所领悟，然而感情上，我还割不断与旧世界的丝缕维系。就在这当口，我获得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
1944年秋，我刚上四年级，武大政治系的刘迺诚教授自美返国。他带来一个消息：密歇根大学有一个“巴伯氏东方妇女奖学金”，是专为亚洲女学生攻读研究生而设的，力劝我申请。我写了申请书，附上三年的成绩单。父母又通过在纽约的周鲠生教授，转请前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大学尚未毕业，照说是没有希望的。但胡适先生的信起了决定作用，不久我就收到了获准入学和奖学金的回信。
留美深造的机会，在当时是十分难得、招人羡慕的。对自己，那意味着保了险的前程。但向往革命的模糊意识，已开始在我心底萌动。留美和革命，面对这南辕北辙的两股道，我采取了折中的路线，既不放弃前者，又要继续追寻后者。而我留学的那几年，恰逢战后杜鲁门背离了罗斯福的开明路线把美国推入冷战和充当国际宪兵角色的时代。客观环境要求于我的是一个不问政治埋头读书的好学生，内心里，我却要做一个忧国忧民关心革命的热血青年。处在这互不相容的两极之间，我日益和环境格格不入，备尝精神孤独身心被撕扯分裂之苦，我深感迷惘困惑，最后竟陷入和我的年龄不相称的心理苍老。在这重矛盾之上，又加上另一重矛盾——我的恋情与家庭的矛盾。
我认识顾耕，是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是1943年因不甘心做日寇顺民由沦陷区辗转来到大后方的平津流亡学生。他读工学院，在城外，我读文学院，在城内，我们本无机会结识。是音乐，把我们牵在了一起。同是“联青合唱团”的成员，排练时他就坐在我身后。冥冥中似乎确有缘分这东西在，我对这个言语不多的大个子男孩不知怎地产生了撇不开的印象。凭着直觉，我感到他和我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和感，或许他正是我梦里寻觅千百度的那人？可他对我好像毫不关注。
那是个在男女交往上乍暖还寒半开通的年头，大学生已享有相当的社交自由。但谈到感情的试探，留给一个女孩子的，还只是在追求者之间做选择的余地。倘若她所属意的人恰恰不在追求者之列，又如何？她只好默默地痛苦地守住女性的自尊，听由他和自己擦肩而过，消失在茫茫人海。但在决定一生幸福的大问题上，我怎甘心做一个受命运摆弄的棋子？我决心冲破这条无形的锁链，试一试自己的眼力和运气。
我是两位名教授的女儿，在校内地位本来突出，何况又行将出国留学。他班次比我低，是一个断了经济来源前途难卜的穷学生。一种虽非资财但属资历的对等观念，制约着社会和家庭对我择偶的期望。普遍的观念是，男方资历应高于或至少相当于女方。我即将留学，我的对象自然非留学生莫属。我还只有21岁，未来向我敞开无尽的机遇，何必自投罗网，陷入感情的囚笼。但我已像被施了魔法似的，身不由己。我渴望接近他，认识他。我冒着遭拒绝的羞辱的危险，主动向他迈出了第一步。
直觉果然没有骗我。他的反应是迅速而准确无误的。像在命运安排下早已互相等待的两颗心灵，一经碰撞，就迸出了火花。
相识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们并肩大步走在城中心呈方框形的几条街上，喋喋地谈着随便想到的什么话题，走了一圈又一圈，只记得我的脚许多次迈过同一根横木。我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孩谈话是这样自然，丝毫不觉腻烦，像一个孤独的音符，遇到频率相同的另一个音符，在共鸣中发出美妙的谐音。开学后，我们都忙课业，为了插空子相聚，我用小纸片给他抄了我的课程表，背面是一幅水彩小画，画着刚学步的两个男女小孩儿的背影（区别只是女孩头上有一只蝴蝶结），手拉手站在海边沙滩上，望着曙光映红了的茫茫沧海。还配了一首英文诗，大意是：
黎明空旷的沙滩上，
两个小小孩儿蹒跚而行，
凝望着、惊诧着大自然的宏伟壮丽
无边无际地伸向远方。
他也在他的课程表背面回了一首中文诗《应》：
海岸沙滩上的晨曦，
我补织一袭罗绮，
梦，覆着轻纱，是无际，
邂逅逼真了虚幻，
我愿把炫目的贝壳赠向你，
虽然那是陈旧的过去。
投一个招呼，遥远的赤子之颜，
披着蓝天，涉水又爬山。
过去了秋空，还抚慰白鸟，
绿波没舍弃了温暖。
喝尽这滴最后苦酒，
沸腾了热，燃烧了火，照亮了未明；
不是漆黑，
什么是我们生命？！
你创造出同一意境，
无怪要把贝壳向你赠。
“星光”已装饰了我们的窗，
我们正装饰别人的梦。
提携着朝阳，
给生命描画上鲜明。
——1944.11.7
这段颇有点儿当今“朦胧诗”意味的文字，很能说明当时稚气的浪漫情调，与后来书信中理性的语言大相异趣。这大概可算是我们互换的第一封“情书”。
我们很快由相知而热恋，在我离校前几个月，已达到私订终身的地步。一生中这样的大事，不得不瞒过父母，特别是至爱的母亲，使我在今后几年陷入难以解脱的痛苦。
从离别到重逢的三年多时间里，除了在上海相聚的短短一月，维系我们情感的唯一纽带是书信。这些信自然是“情书”，但又不仅仅是情书。我们的通信除互诉缠绵的离情别恨，还包含有大量硬性的内容。正如一位相知的朋友说的，我们的感情看似浪漫，实则是建立在理性和认知的坚实基础之上，因此才经得起时空的检验。我们交换读书心得、见闻、观点；我们讨论至为严肃的大话题：政治、革命、国家前途、世界大事；探究人生的方方面面：社会、哲学、宗教、教育、文学艺术；描绘周边的人和事（人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商议面临的种种需要做出抉择的现实问题——学业和恋情，家庭、事业和前途，乃至生死。我用书信代替日记，巨细无遗地记录我的经历和感受，在长别离的痛苦中体味向一知音倾吐心曲的快慰。如果说，在相恋之初，我们彼此的了解还属浅表，经过三年的频繁通信，思想的不断交流、对话、磨合，了解的根源已深入底土，难以动摇了。这就是我们的感情历50年不变的基础。
这批共一百多封的书信，是我在人生最多思多感时期的心路历程。虽因年轻，缺乏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评人论事只凭朴素的理性、良知、直感，有时不免失之偏颇，但却是发自内心，真诚无伪。这些信不仅仅表露了个人的心迹，也折射出一个历史时期一批把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看得至关重要的青年人的心态、认识和价值观，反映了50年前的部分留学生对外面世界的接纳和排拒，对巨变和阵痛中的祖国休戚相关祸福与共的解不开的情结。也许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我们的心情太过严肃、沉重，但那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从一开始，我们就给各自的信做了编号。我们孩子气地用两枚所谓订婚戒指上的缩写字母代替No.，我的信上用的NK来自南开中学毕业纪念戒指，他的信上用的YM来自我父亲戒指上的曾用名。我给顾耕的信，总编号为No.120（缺二十多封），他给我的信总共一百五十多封，较少丢失。我的No.17以前的信，仅存两封。短缺的那些信，记录着我离家初期的经历，为了历史的连贯性，我将这段空白简要补述在下面。
我在1945年8月中旬即日寇投降后几天离开乐山，乘长途汽车经成都前往重庆，到重庆那天是8月22日。借助于父母的名望和社会交往，我到处得到方便和照顾。先是通过父亲与商务印书馆的老关系，进了《学生杂志》编辑部，在资深编辑苏继庼先生（女作家苏雪林先生之叔）的指导下学习校对业务，并由他指定翻译了一篇美国《读者文摘》上的传记文章《朱可夫元帅》。但我到重庆的主要目的是办出国手续，工余，我奔走在教育部、外交部、银行、医院、检疫所、美国领事馆之间。手续十分繁复，而且环环相扣，互相牵制。到9月中，忽然卡了壳。美领事馆通知，由于美军复员，暂停学生签证及订机票（当时还需飞经印度），不过又说，明年五六月间有船从上海开往美国。为了尽快赶到京沪，我必须靠上一个能早日复员东下的工作单位。我托老师同学帮助进入新成立的有权有势的善后救济总署。12月8日，我随总署人员一道乘C47大运输机飞往南京。
在重庆，除忙着办出国手续，我融进了亲朋故旧的社交圈子，几乎天天都有约会。我由一个蛰居偏远小城的学生，一下子卷进了“陪都”的繁华热闹。我身边的众多亲友，代替父母给了我关怀庇护。他们当中，长辈有周鲠生、王世杰、李四光、史久芸、王云五、张直夫、陶振誉、邵逸周、罗家伦、顾如、王云槐等父执和他们的夫人。同辈有李四光的女儿李熙芝（李林），周鲠生的儿女元松、小松，王世杰的女儿雪华、秋华，我的堂哥仲湘、叔湘，堂姐宜福、安祥，还有武大校友胡钟达、陈仁宽（公绰）、胡寿聃、沈法淳、胡连璋、郭季洪、叶琼等。我记下他们的名字，以示感激和怀念。
在一封遗失的信里，我记下了一件值得记住的事。10月19日，我随总署同事宋元，到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去参加鲁迅逝世9周年纪念大会。在众多讲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同志和胡风同志的讲话。周恩来同志讲话的内容早已想不起了，但他那充满自信、坚定明确的目光，斩钉截铁不容怀疑的语气，至今留在我脑海。胡风同志的讲话却显得迂回而晦涩，和他的文风相仿，有点儿令我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