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45 1946年8月5-10日 纽约——北平

为什么这么久不给我来信了？还是刚到纽约时接到从青岛寄来的信。算来从北平的信该到了。莫非遇到困难不得回家？那么也该在天津寄一信来啊！我不能安心，虽然我竭力禁止自己胡思乱想。爹爹妈妈也一直无音讯，也不知他们到底回武昌没有。可是我知道他们一定还安全地住在一个地方，但你，究竟怎么回事呢？我现在只想知道你在哪儿，别的暂时不管了。听说现在中美航信也要走个把月，也许是这个道理？那么我寄到北平的信都还在路上了？告诉你，有时真想书也不念了，学也不留了，跑回去找到你，死也不离开你。好在这些没出息的念头不能兑现，也无力为害。我希望快点到学校里，让紧张的生活把这种咬人的痛苦压死吧。我们恋爱得不是时候啊！

没想到在纽约一住已是十天了。前几天天天有人带我出去玩，这几天安静下来了。有时一天不出门，在家写信，看报，听无线电，吃饭，洗碗，和李先生谈天，听他发议论，骂政府，骂美国人，骂资本主义文化。有时就一人溜出去乱跑一阵，反正纽约街道好认，电车汽车又便宜，尽管坐。跑倦了钻进一家药店吃冰激凌，又恢复在重庆在上海时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昨天一个人去看了纽约艺术博物馆，那些古今各国的名画雕塑琳琅满目，我只喜欢几幅，那是比较近于现世的，平凡而生动的。你瞧我的Taste〔审美观〕也比几年前变了。有时渴望有个朋友谈谈（李先生到底是长辈），不过假如要和些不相干的人应酬，我倒并不以一天不开口为苦。只有一件事是目前的一点光明，那就是到学校后重新抱起书本，好好念念。见报密大新设苏联研究院，那么我的程度不至于比美国学生差很多，念起来也会有兴趣。唯一可虑的是和中国学生混在一起，那就整个失去来美国的意义了。

 

顾耕，昨天我又发傻劲儿。你到上海以前的那种难受的味道又回来了。就像害病一样，什么也提不起我的精神。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信来。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不能想。你屡次叫我对自己的幸运抱信心，但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凭什么我就命定该比别人幸福？有时我甚至在给自己做一种准备。我想，假如没有了你，我还照样活下去吗？也许。我想我不会自杀。但那样的一辈子哪里是做人？是做鬼！想到这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时时要在这种生命的恐惧的威胁下过日子，我真恨我离你这样远。什么学问，能力，为人服务，都是废话。当我连自己都救不了时，还能救别人！

我知道我不应该用这些话来刺激你。你——假如在北平的话，正为着数不清的难题在心烦。我不该鼓励你吗？是的，但让我先诉个痛快，现在我觉得舒服多了，我又可以忍受一些时了。

在你从上海寄出的那封信里，你说过到北平后给我写长信，说说你在沪一月的生活的感想，对我的认识等等。在看到那信以前，让我先猜猜你会说些什么。总括一句，这一月的生活，在我们两人的关系上，是感情的沉溺和理智的不满。是不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承认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当我们把多少大好辰光消磨在最原始的享乐里，我也不由得惊心。我觉得我在堕落，而且把你拖下来了。但当时这种理性的呼声是太微弱了，我不能挽回自己被欲涛卷走。你曾说：“这没有什么坏，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如果爱情到后来都变成这样一副面目，真不堪设想。你憧憬着能作为鼓励的爱情，但这一个月的实验使你失望了。“原来你也和其他所有的女人一样。”于是我非但不能鼓励你，反而要你拉着走，成了你的负累。是的，这都是事实。这一个月我表现得差劲，没出息，远过于你。不过我相信这只是一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经过一个长期分离，又将面临一个更长期的分离。我们长久在一起后，就自然会好了。你看将离别前的那段时间不是情形已在好转吗？另一点，我们都没有固定的工作，这在将来是不会成问题的。你觉得对吗？

在我们将来合作的理智一方面，你也起了怀疑。你觉得我缺乏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我仍恋恋不舍于那将死而未死的旧的体系。真的，顾耕，我承认我有这种弱点，这是因为我一向在这条旧路上走得顺利的缘故。我想，假如你处在我的地位，也不见得比我更好。人总是容易向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去。你立意要走一条最艰难而对于个人收获最微薄的路，这正是你异于一般人的地方，也是我所以死心爱你的地方。假使你觉得在许多地方我还不够了解你，至少在这点上，我是你忠实的知己。你怕将来环境会把我们的路越分越远吗？不，我知道我会受你影响的。只要看见你，旧世界的魔影就消失得无踪迹了。你不知道你的爱情对我有多大的力量。没有它我不能维持生命啊！

今后几年我们学习的途径可以分两方面，一是从现实中学习，一是从理论中学习。我在美国，当然是和现实隔绝，只能尽量从理论中得到弥补。我不想在美国久住，顶多三年。这儿所遇的中国学生都把学位看得很重，说得我也有些动心。但我不打算念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是不大成问题的，大概一两年就可得到。以后，我也许转一个学校再念一年，设法到欧洲去。不过成问题的是俄文。如果连续念三年，也许还学得有点边。总换学校，就很吃亏了。这且等以后再看。

关于你的处境，你可冷静思考一下，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意气会使你犯下莫补的错误。目前的一些问题呢？妈妈呢？家庭经济呢？顾耕，你的肩上已挑起了担子，但你还是得走，忍着饿走。不要愁，我相信你有足够的理智和机警帮你渡过难关。你不会被打倒的。现在你是被压得弯腰驼背，总有一天你会站直了的，那时，张开你的臂，迎我到你怀里吧！

 

这封No.67信把我等坏了啊！你看，火车出轨，可见我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你只提这么一句，却让我去想象细节。究竟是什么情形呢？车厢倒下了吗？有人受伤吗？为什么你又没伤？真是天保佑，你想即使你没送命，却送掉一只手或一条腿，你还怎样活下去？我们这一辈子将在怎样暗淡凄惨中度过！但愿以后别遇到这样的事。

家给你的是沉重的现实和矛盾的心理。我知道你是怎样咬牙吞下痛苦，但绝不屈服。妈妈真可怜，一个做母亲的活到半辈子，只有这一点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现实真是太残酷了。怪不得亲友们都责备你。可是你又怎能为此牺牲你自己呢？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自私到连母亲都不顾。当主观的纠纷无法解决时，就要从纯客观上去判断了。不过有一点你必须做到，就是解决妈妈的物质生活。假使这一点做不到，你是不能再离开她的，为她也为你自己。

比起你来，我在这儿是罪恶地享受着。为了宿舍问题还没回信，我仍留在纽约过着疏懒的生活。前天李先生李太太去郊外朋友家过周末，要今晚才回，把一个家丢给我，于是我更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今天风真大，天气却好。窗外就是哈德逊河，宁静地缓缓地流。对岸新泽西躺在阳光里，一派升平气象。美国的天空似比祖国的更蓝，空气中飘着河水的清甜。但对着这些只能引起一种空洞的感觉，使我怀疑我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渴望去学校，我宁愿回到那种忙得发愁的生活。这种冷冷的生命力的侵蚀，比什么都可怕。

纽约人的生活是不分昼夜的。天黑以后，其他店铺都关门，酒吧、咖啡厅、戏院却开始好生意。街上车行如织，人们熙熙攘攘，好像从不知道有睡眠这回事似的。我奇怪他们第二天一早还得去上工，究竟每天睡几小时。纽约不愧为世界第一大商埠，店铺外观真漂亮，极尽宣传能事。看到他们在这上头所用的心思，所投的资本，有时使你惊叹。我有时奇怪：这群满脑子生意经的俗人，怎么能有这么高的审美能力。我又想到：广告艺术本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假如依照国家统制计划经济的办法，这些美好的东西不都消灭了吗？我不知道苏联的市容是怎样的，想象起来好像是刻板的灰色的。假如世界失去这些美丽的东西，不也很可惜吗？当然我不是就目前而论。目前当人们的享受是这样地不公平时，用国家的力量来分配均匀是必要的。我是把它当个久远的理想来看，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矛盾。你想，假如每个人的生活都印在一本配给券上，是不是太枯燥呢？我知道美国太太小姐们把上街购物当作一桩大大的享乐。前天我同一位徐小姐也花了一下午去转一家大百货公司，领略到其中滋味。你不一定要买什么，单是走走看看就很有趣。但有时遇到一两样你喜欢而需要的，大包小袋抱回来，你有一种满足。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这些。你会担忧我被物质引下去。但我不能对你不诚实，这危机是有的，总之还是环境的力量是不是？因为四周的人都过得很舒服，你也就没有什么不舒服。可是回到祖国以后，当你亲眼看到人们都在饿冻中，你还会脱不下这种习气吗？

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记得在上海有一次去法国公园，出来时谈什么谈得不痛快，结果俄文缺一课？你这傻子，还真为这不快过，现在你看了我下面写的，一定自觉好笑。

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姑母好心好意为我做媒的成君啊！为了使我们有见面的机会，成君的父亲托我带一包邮票给他们。从包上的地址，我知道有一位就在纽约，却不知是兄是弟。依照地址找去，找到了，但人不在家。第二次再去，一位小姐开门出来，原来是成君同房朋友胡君的未婚妻。当我说明来意，她好像很清楚，说：“Mr.成说起过，你快要来了。”但成已住在别处，于是我就留下住址电话请她转告成。

过两天成打电话来了，声音很亲切。他约我第二天晚上出去玩。那天6点，他来了。门一开，他站在门外，穿一身藏青的笔挺的西装。我想他见我的第一眼大概相当吃惊；这位意想中的未来的妻子，竟比他还高。可惜，可惜！我们先坐在客厅里谈了一会儿，到底是亲戚关系，没有多少拘束。他好像知道我颇清楚，当然是他父亲写信告诉他的。原来他是哥哥，弟弟在匹茨堡。他学建筑，弟弟学电机。道了一会儿家常后，他就请我出去吃饭，饭后到Roxy看了一场电影，散场时已12点半。

只几个钟头的相处，我对他这个人可说已了解了七成。又是一个美国化了的中国青年。可见我们想得并不差啊！在街上走时，我停下来看店里的东西，我说到纽约后还没看到一双中意的鞋，因为现在都时兴后面一条带子，我喜欢老实点的。他笑着说：“小姐们穿着不要太老实了。”经过化妆品店，我不停步，说我对化妆品不发生兴趣。他说：“慢慢地你也会发生兴趣的。”那口气就像说：“你现在说英文还不惯，慢慢就会习惯的。”

吃饭时谈起两位表妹，他说他们已十年不见了，不过他想她们两人一定很不相同的。我听这话很有道理，就要他说怎样不同法。他说：“大表妹调皮些，二表妹老实些，大表妹交际广些……”等一套毫不相干的话，问我对不对。我说：“也对也不对。不过她们的区别主要是：大表妹是现实主义者，二表妹是理想主义者。大表妹专讲个人享受，二表妹是把个人完全抛开不管。她思想很左倾。”你觉得我不必对这样一个人说这些吗？我一方面也是试探，一方面为着痛快。果然他没料到，只惊奇地“噢”了一声，便不说什么了。过一会儿他却来问我：“你赞成她们之中哪个呢？”我说：“我比较和二表妹接近。”他却替我接着说：“你是处在她们两人之间，是不是？是的。中庸之道是最好的。你看吧，无论什么，达到真善美的都是合乎中庸之道。”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也无意再谈下去。

这是一位。至于另一位呢？不必我费神去观察，哥哥一句话就介绍了。他说：“我弟弟和我是永远意见相合的。”

顾耕，现在你该认清了你的“情敌”面目了吧？但我觉得这不是单单可笑的事，这是非常可悲的。我本来抱着很大的希望来找到两位好朋友的，现在一切都成空。李伯伯说：“美国的中国青年好的很少。他们并不坏，只是没有头脑。”真是不错，所以，你们预料的不差，我很难找到朋友啊！

 

以后信可寄密歇根大学C/O International Center，Univ. of Michigan，Ann Arbor，Mich，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