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8月 纽约

No.44 1946年7月26-28日 纽约——北平

昨天早晨6时一刻到纽约，友人李平衡先生派人来站接我。今天中午见到李国钦先生，交给我你的No.65、66。信封上没有信到日期印记，所以不知两个小乖乖在这儿等了我几天。此刻我似乎心里很平安，想到你已和妈妈坐在家里了。

18日到旧金山，19日就发出在船上给你写的三封信，现在或许到你手上了。在旧金山住的三天里，我不能做什么事，得用大力气去习惯现实。但实在我并没有遇到半点困难，说来又是我的幸运。在下船前，陈衡哲先生给我介绍一位杨希真女士，上海某教会女中校长，五十余岁的青年会派妇女。她曾来美许多次，一切都熟悉，却希望找两个年轻人做伴，正好一位汪小姐也是单独来美，于是我们两个雏儿就做了她尾巴。本来我预备去找一位《少年中国晨报》的翁先生，幸亏没有冒失行事，因为翁先生已在一个月前离美回国了。这样，我就跟定了杨，由于她，我得以顺畅地乘火车直到纽约。

杨先生是位可爱的长者，丝毫不带老小姐的怪脾气。她热诚、直爽、健谈，一口喳喳上海话，能连说三个钟头不倦。倒在床上三分钟就鼾声大作，因此心广体胖，虽五十岁而头发一根未白。这位教会教育家在上海沦陷期内曾努力为学校和教会做过工作，现在是来美国一个老朋友家休息休息。她常喜欢发挥她的“教育第一”理论，倒是很少念宗教八股。当然我只默然听着她发挥，不想辩论。她最喜欢东拉西扯找汽车夫等人闲谈，而几乎每次都是一样的话：“中国物价比这里贵多少倍……中国又打起来了；这就是我们避开来的原因。”这话在她并不算错。这时候你叫她留在中国又有什么用？可是在我听来总是一样刺耳。不过她有一句话我认为很有价值，她常说中国学生来美国并不一定要读书，而是要学常识。她常指着我和汪说：“你们常识都不够啦！你看美国中学的女孩子，什么都知道，她们一天到晚看多少种杂志报章，知识丰富得多。”她这话我承认一半。美国女孩子对她们这个社会的知识确是丰富，而我们对于一般的常识缺乏也是事实。我很愿意接受她的忠告，多多吸收杂牌知识，那将对一个人有益的。

汪安琦外貌和性情都有点儿像马仰兰，是船上所遇许多中国女学生中不可多得的璞玉。到底教授家庭的子女多半还保留那股清气。我对她好感突增是在下船的那一天。告诉你又该骂我“麻麻喳喳”。我不知道下船前缴验证件中还得有学校来信，等知道了急回舱取时，箱子已给运到码头。然而不验证件，不能下船去取。这时我急昏了头。安琦却镇静地安慰我，尽力在为我设法和码头上熟人传话，试试请人代取。虽然这些努力都没成功，结果还是我自己得到允许下去取出来，她这片热心已使我窥到患难之交的雏形。但在上火车以前，我一直还以为她是个极纯洁却相当简单的人（她学生物），所以除了很和谐地与她相处外，并没和她谈到什么。三天的横贯美陆的旅途中，我又更多地认识了她。在那张永远笑眯眯的胖胖的小脸里，还是具有一副好思索的头脑，对于她自己思索而得的结论，还是抱有很坚定的信心。无怪乎王世真说她的想法已成定型，她自有她那完整的一套，因而不想和她辩论。——说起王世真，又是火车上一位有趣的旅伴。我们同行六人，只有他是男性。这位精明的小个子化学家最喜辩论，却从来不承认在和人辩论。他说：“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并不要影响你，也绝不会受你的影响，我只要把我的看法说出来就够了。”个性之强硬，近乎专制，从这几句话也可嗅出。我们有时辩得很凶，当然都是吓人的大题目。他这人很认真，自己也常说缺乏幽默感，说话总是不慌不忙，一清二楚，胸有成竹，不肯让人一着。他对于任何事物总有一番理论，最注重的是mental hygiene〔心理卫生〕，好几次他以这名词来奉劝我，使我不禁奇怪，后来从别的几位口中才知道，他见我常好独自默坐，以为我有点忧郁症。尽管这人有些可笑的小地方，在总的方面来说，是一个可宝贵的有为青年。他离学校已五六年，仍不失一股傻劲儿。他的理论是：脱离政治，自己干实业，但为了战胜现实，先迎合现实。所以假如他有钱，一定买一只钻戒——这是比方——因为用较小的代价换得较多的尊重，以取得人心。当然我和他开玩笑似的大辩特辩，结果是不分胜负，因为他根本否认谁对谁错，只是各人所谋路径不同而已。

你瞧我每次离你到一个新地方，头几封信总给你寄几幅人像。没法，我对“人”兴趣特浓，我觉得各型的人我都欣赏，这也许又是你批评我的“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但……”的宽厚毛病吗？但我的确难于恨一个人，充其量当我讨厌某人时，都不免心下歉然。你知道，这不能怪我，没有人不对我好啊！

且慢，还得给你介绍几位旅伴，不交代了心里别扭。……剩下的就勾两笔完事吧。余女士是熊全沫的嫂子，打扮得有点土而俗，却也是能言善道的妇女工作者。对于她将见到的数学家丈夫，崇拜到五体投地。我们也乐于听她数说夫君的本领，中国出人才，总是快慰人心的啊！另一位Dr.余却有点“老小姐”的危险了，虽然看来还只三十多岁，冷峻，苛刻，不容人接近，最会注意别人犯了外国规矩，弄得你一顿饭吃得如坐针毡。不过她还是爽性人，至少她挑剔你的错是出于一片好心。

撇开这些人头，让我告诉你两次值得纪念的风景游历。第一次是船抵旧金山的那一夜。我整整一夜没有上床。先是看海上的月色，后来听说船在半夜过金门大桥，我绝不肯放过这饱览奇景的机会。果然我牺牲睡觉是值得的。当船慢慢驶向那东方天边泛出的隐约金光时，在船头伫立裹着毛毯的人影中，我是第一个旅客。海面上已浮荡着人世味，大小巡海的船只桅杆上闪着孤眼，一明一暗地在和我们打信号。天边的光终于显身为一排细长的灯光——城市之光啊！然后，在灯光越来越稠密中，那条金黄的弓形大桥，出现在海面。旁边的美国兵们都惊叹道：“Isn’t it wonderful！Isn’t it marvellous！Such a country like ours！”〔多神奇啊！多了不起啊！我们的国家！〕我不作声，我不必羡嫉他们。但我心里的味道是苦的。30盏黄色电灯托出了这座金元国家大门的珠光宝气。它越接近我们，我越感到它的压力。当轮船端庄地驶入它身下时，我们抬头可以看清它双层桥身上隆隆驶过的车辆——玩具一般小。这样雄伟的工程，人力的奇迹！天亮时又是一番气象。这时我们已泊在海港中心，四周环绕着岛屿。旧金山市在右手，在太阳出来的前一时，整个城市浸在柔和的晕色中，房屋公路轮廓清晰可辨，却笼上一层童话城池色彩，像一幅古老褪色的图画。而另一面东方的海面上，红色染了天边，恰好从一座小岛后面，吐出那火球。下面的一条海面真正是金波荡漾。天空开了颜色展览会，渐渐又被金红色一律收没。而那座捧出太阳的小海岛（在夜间看来活像一只大船）上面一排坚实的房子，原来是1500名无期徒刑犯人的归宿。

还有一次是在伯克利。我们离旧金山的前一天，王世真、汪安琦、另一位先生和我四人去游加州大学。不巧是星期天，加上我们动身已迟，坐了半个多钟头的火车，横渡那条世界第一长达八英里的奥克兰大桥，到大学时已4点多，整个学校是空的。我们随便闯进一所生物学大楼去看，遇到一位正在做实验的学生。他很热心地陪我们到处看，解说。这一来等我们出来，已快6点，图书馆也关了门，我们也记着要回旧金山市了。但我们还不甘心离去，站在一座高30码的钟楼前徘徊。算我们运气。钟刚敲过6点，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小男孩走来，开了钟楼小门，我连忙赶上去问我们可否跟去看看。他让我们进去了。于是我们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俯视附近一带全景。但我并不在乎那雾中暮色，更难得的是看到那管钟人奏着晚祷钟。他站在中间一间小屋里敲着一座大风琴，楼顶上的一圈大铜钟就发着淹没一切的巨响。这高大的中年男子沉默而和蔼，他的小儿子却异常兴奋，好像一辈子渴望见到几个朋友似的。在国内以为到此会处处遭人白眼，其实美国人对我们很好，无论在街头，在电梯上，时常得到他们友善的一笑。基督教人民这一点是使人感动的。

从旧金山到纽约坐了三天四夜火车，车钱一百多元，果然带的美钞不够用。可是又算我运气，杨先生替我设法，找她的熟人替我兑了一张九百元的支票，解决了问题，你又白担忧了。我们一行六人，到芝加哥换车时就分散了大半，最后到纽约剩下汪和我，而汪住两天还得去波士顿。但我想此行不虚，我已获得两位青年朋友：汪和王。

火车是所谓Pullman car〔普尔门式卧车〕，白天把卧具全拉下来，成了面对面的沙发靠椅，夜间则装配成一小间一小间的双层双人卧榻，挂上厚厚的帘幔，与外面过道隔绝，又舒适又安稳。我们那小间，杨先生睡上层铺，我和汪睡下铺，可以省一点钱。装铺拆铺都由身强力壮的黑人和白人工人做，动作熟练麻利，效率极高，叫人称羡。

今天已到纽约第三天。李平衡先生家安静而适意，虽仍不免有点生疏和紧张。说起这位主人，我又会给你唠叨上半页纸，暂时忍住吧。只告诉你一句：他是个头脑极清楚的人，对于一切的看法都和我们暗合。“一切学问都有用，只要不学来给资本主义做装饰。”他有两个年纪和我相仿的儿子（一在耶鲁，一在中国），所以把我当女儿看待。他任国际劳工大会理事，所以在闭会期间很空闲，日常居家不大出门，爱好京戏和象棋，不大说话不大笑，把我当个成年而依然又是孩子的朋友子女，任我自由行动，有时也指挥我做点小事。太太是位白胖安闲的家庭主妇，使我想起二十年后的刘曾缊。显然我和李先生更接近。

昨天中午见到李国钦先生。原来这位鼎鼎大名的资本家只有12岁的孩子一般高。李平衡先生是为了我的缘故，去和他应酬，往常他很少和K.C.〔国钦〕来往的。“这人以前还有点豪爽，如今是生意做久了，人变得滑了。没有什么意思。”我找K.C.原意是想请他给我介绍一点工作，但两位李先生都劝我目前不要做工作，利用时间预备预备9月去上课。我想也对。反正这一年我的生活不成问题，一年以后如需要做工作，再求K.C.不迟。K.C.嘱咐他女儿（和我同船来的李廉敏）今天带我逛纽约，我当然乐得不花钱玩玩。李小姐和她丈夫都学医，是本分实在的青年。她和父亲在美国的这个家维持着一个淡淡的表面关系。她不喜欢纽约，希望早日去哈佛。对于父亲的钱（他一下给了她两千元让她随便花），似乎也是乐得花花的。

 

昨天下午我算窥到了纽约的精华。从2点40分起到11点，除了吃一顿晚饭外，整个时间坐在戏院里欣赏，欣赏，欣赏。李国钦先生交给李廉敏两千元，叫她带我玩玩。于是我们一行五人（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弟弟），先去看歌舞剧，名The Red Mill〔红磨坊〕，票价可真贵，每人四元多。但你可想见这是花钱买颜色买排场看。这是一种介乎古典与爵士之间的艺术，滑稽逗乐处很多，音乐和舞蹈配合得很美，可是也许因为昨天眼睛耳朵里塞进去的东西太多，现在已经想不起那里面有些什么了。

晚饭后去电影院看了一小时的新闻片。这四角钱换得的比那高十倍的更有价值了。是不是中国人吃粗菜淡饭惯了，把胃口弄寡了，经不起肥鲜呢？可惜一点有关中国的新闻都没有，不然这双眼睛要突出眶外了。看完出来马上去赶8∶30的冰上舞蹈Ice　Time。这一场三小时的“眼福”可把歌舞剧比得可怜了。它本身就是许多场歌舞剧，再加上溜冰的绝技。舞台和普通的一样，只是台面是人造冰。布景的绮丽，服装的灿烂，灯光的奇幻，音乐的神韵，任何一样都足以夺去你的注意力，淹没溜冰的美。所以我觉得这种艺术犯了堆砌的弊病，不管你吃不吃得消，只拼命往你感官里乱塞，弄得眼花缭乱，神魂颠倒，对于摆在眼前的花花世界，反而起一点腻烦之感。但美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只讲量，只讲速度，不让你有反省思考的时间。——当我靠在那舒适的位子里放松感官去欣赏时，我的心纹丝未动。我很冷静地记起了另一幅幅的图画：那些深陷的眼窝，干瘪的唇，枯柴般的肢体，在被剥光了青草的泥土里辗转。那景象是比目前这些华丽的服饰裹着的美丽的肉体真实千万倍了。我在想，人类社会中是否应当保存这种文明？我说，是的。艺术本身并没有罪过，我们不应夺去一切美化人生的东西。但，在我们有余力美化人生以前，必须先做到每个人都有能力享受它。如果把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看，这情形就是一部分人的超过生存必需以上的享受，夺取了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必需条件，因此这种享受就成了杀人的刀，就是罪恶的。但我用什么解说自己参与了这种罪恶呢？不必解嘲地高唱“观察社会”的调子，从容地将它添在债簿上就是。

报告你一点你喜欢听的消息。在纽约对于国内的消息非但不隔膜，也许在大体上更看得清楚。这里的英文报，《纽约时报》是同情国民党的，《纽约论坛报》是同情共产党的，我还只看到前者。中文报李家有两种：《纽约新报》是国民党的，《华侨日报》是共产党的。前者似比《大公报》还温和一点，后者则继《新华》之风，好狠！但你知道我看了哪种心里舒服。将来到校如无中文报可看，我想会不吝几文订报的。

顾耕，我尽在说自己，但我没有忘了你啊！我并不要安慰你在北上船上受的苦，那是意料中的。我只咬牙说一句：你代替我受苦吧，因此你得受双倍，由于这一点，你所受的还不够啊！不是那些，我是想着你路上又一度的不测风险。现在我们真正面对着难题了。可是我一点不慌。我相信你也会镇静地应付，千万不要被盲目的怒火驱使。好好想一想吧，如能顺利解开这结，最好，不能，剪断它。也许天意不让我们走直路正是对我们优待。将来无论环境把我们分得多远，我会抛开一切跟你去的。最要紧的还是充实自己啊！没有真正的能力，心里想得多好也只落得一个自讥。一年以后的事我们相机而行吧。目前是全靠你一人去打了。

真正的爱情可以赶走一切虚荣，我已比两年前沉着多了。

我在等学校给我来信，再决定行止。以后你来信改由李平衡先生转：c/o Mr.Ping-heng Li，285 Riverside Drive，N.Y.，N.Y.

 

我们住处傍哈德逊河，对面是新泽西，河水在阳光下平滑地流，我的心情也同样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