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0 1946年2月5日 上海——乐山

不想十天一忙就过去了，也算过了一个旧历年。你是怎样过年的？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所不同的就是放一天假罢了。天气好吗？出去玩没有？现在我对你有一种权利，我可以闭上眼像看电影般幻想你在高西门外的马路上走，你爬上三育的石级，你坐在寝室里书桌前，对着一排直立的书，墙上你的彩色画像，种种，种种。可是你就不能同样地设想我。你所在的环境是属于我的，我的却不属于你。我常猜想你是怎样想念我的，我一定是以回忆中的姿态出现吧，是不？

怎么扯这些话呢？好像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当真，我又遇到这可恨的情形，积了多少天的话都像一群淘气的小学生溜得无影无踪，留下空洞洞的教室给那发愣的老先生看。让我唤一声：回来，我的乖乖们，别害我一个个地去找。

奇怪，今天好像特别快乐。完全没有理由地，我从早起到现在老想笑。在电车上，伏在窗口看那疾驶过的街道，一眼瞥见阳台上一个汉子做晨操，大卖其劲，我觉得好玩好笑。一个老洋鬼子想搭车，门不开，傻傻地望着车开走，我又笑了。在办公桌上计算数字，把算草印到复写份上了，又开心得轻轻叫了一声。什么意思！莫非另一个人在那边高兴吗？喜悦的电流传到我身上来了？且不管，我告诉你我快乐，几乎相信现在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也许不是没有原因的。昨晚我看完了一本好书。钟达极力推荐，幼殊给我借到，我终于得到这第一部使我惊服的中国近代小说。这是茅盾的《腐蚀》。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它给我的满足是那么大，我一时说不清我的读后感。

这是以重庆特务工作人员的生活做题材的，采日记方式。那女主角的心理分析真是非常深刻，人情化。结构的严密，用笔的简洁生动，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恰好不久以前我又翻了一遍同一作者十几年前的作品——《蚀》的三部曲。相形之下，茅盾先生的进步是惊人的。我不稀奇一个作家的技巧能随时间而趋于熟练，可是谁想到似乎天生就的理解力和智慧也会改变得这么多呢？《蚀》和《腐蚀》哪像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单凭此老在成名之后还能这样不断地努力，这一点，已够我好好地反省。

但给我心灵以沉重的力量的是它的内容。看这部书，我有一种从来没有的经验，就如走进了人间鬼域。许多连梦也梦想不到的事情人情被他真切的笔法托成一个触摸得到的现实世界送到我眼前。要想不相信吧，觉得实在没有理由。相信吧，但这竟是可能的吗？二十几年来，我真正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单纯得可怜，戴上绯色的眼镜看世界，一切都被我想得十分美。我并非不知道人世间有卑鄙恶劣非人的事物，但我不能想象它们是怎样地存在着。而且我总觉得这类污物只不过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我相信许多人都是可爱的，可怜的。我太容易相信别人。当这部书残酷地告诉我那垃圾山般的狡诈、计谋、毒恶、口是心非、笑里藏刀……一种刀割般的刺痛使我不住地咬牙，发抖。我爱那受磨难的勇敢的女孩子，她有着可敬的性格，更有着可爱的弱点，她是真实的一个“人”，然而是一生遭遇非人待遇的一个人。为了她的痛苦，我像一个中学生一般地流着悲愤的眼泪。过后平静自省一下，将我自己拉在一起对照一下，我看到我占尽了人间的幸福。又感激，又惭愧，我被这过重的优待弄得手足无措。我更意识到在不自觉间，原来我也属于“特权阶级”。环境，早在我未出生以前给我安排好了一个舒适的安乐椅，我坐在当中做着梦。几曾梦到那些生在草堆里的婴孩是怎样摸索他们的生路的？

这部书的写法极巧妙。它没有发过一个字的议论，却把一个严重的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神圣的中华疆域里是有着这么一个魔鬼张牙舞爪的洞穴，怎样去洗净？不把病菌消灭掉，还谈什么恢复病人的健康呢？

我知道经我这一嚷，一定把你兴趣引上来了，但我并不劝你看。你有太多更重要的事要照顾，别让我害你分了心。以后总有看的机会。而且，我看了，不就等于你看了吗？

那张高中毕业照我非常喜欢，多么健壮的一个大孩子啊！奇怪的是我老想着那是我的大儿子，我觉得我的儿子会是那样的。

昨晚（4日晚）本想给你继续写信，可是想不到加入幼殊同学们一个晚会，就花去了一夜。有十几个男女同学相约在她家“过年”。我下班后回去，他们正围坐在客厅桌旁，摊了一桌的碗碟糖纸花生皮和写着字的纸片。有几个我早认识的，并且在俄专同学。另几个第一次见，除一个交大的，全是圣约翰学生，大概也以英文系居多。很快地我就和他们混熟了，坐在旁边听他们说话，他们也不以我在而拘束。我曾告诉你幼殊是非常活泼的，她办着一个《时代学生》杂志，上海学生界任何活动都少不了她一份。她是个小诗人，很有诗才，不过现在热心政治，不大动笔了。许多地方她和我很相像，比方都是理想家，理论家，都热爱生活，都不大像女孩子。可是在另一方面，我渐渐发觉我有着她所没有的，那是应付实际生活的能力。她还有一个缺点，也就是优点过分时的现象，她太热心外务，几乎是来者不拒。因此弄得成天不知忙些什么，开会、谈话、演剧、写短文……时间完全花在横的方面，但所做的有几桩是值得一做的却难说。她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她好像不忍放弃，为了事，也为了自己。蓉姑就只希望她快点毕业（圣约翰是学分制，所以期限很有伸缩性），好减轻她一点负担。幼殊却好像从没往这方面想想。一个被娇纵的孩子往往是不自觉的最自私的人，尤其对于父母，我不也有些这样吗？有一次我婉言劝她：“当然要读书也不靠在学校里上课，不过假如把这学校过程告一段落也好，现在时势多变，谁也料不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你愿意活动，毕了业还是一样可以活动，是不是？”她也表示同意，不过我看她并不认真考虑这事。学校之于她，好像只是一个活动的环境，圣约翰的功课大概也松得很，我从没见她读过一本专业书或做任何练习。大考时她曾半个晚上消耗在推敲一个“民主”歌词上。

扯远了。昨晚那个会大概也是他们无数同类聚会中之一。我觉得他们全有一个“拖”的脾气，也许熟人碰在一起全这样，可是我一个生人就觉得不耐烦。我去时他们节目大概已进行完了，从几张纸片上我可以看到学术讲话的记录。那时该吃晚饭了，大伙出去买东西，我就留在家里等。半晌回来，什么也买不到，原来店子都不曾开门。派几人骑车去办，又过了很久带回一个馄饨担子，就在那星光披覆的草地上烧起红红的炉子，现煮馄饨。他们吃过以后，就随便坐在沙发上玩。幼殊告诉他们我会唱《嘉陵江上》和《国际歌》，经他们一要求，我没有推就唱了，然后他们又散漫地互相推人唱歌。他们却不如我痛快。实际上也只有一个姓钱的会唱。有一个唱了两句《游击队歌》说下面不会了。难怪呢，沦陷区的学生把我们唱老了的歌当件宝贝。我就说我会，他们大喜，听了以后更喜得相视而笑，我就干脆教他们，像教小学生一样唱一句，跟一句，直到学会。当然许多人根本缺乏音乐素养，唱唱就走了调，但他们那种热诚和天真使人感动得很。我不见得比他们都年长，可是我觉得自己是个大姐姐，无形中一下就老成了许多。这一来，我们之间原有的距离也突然缩短了，他们连问我的名字，因为“miss杨”太疏远了。有人提议也跟幼殊叫我静姐，都各自随意叫。真想不到聚会的重心一下移到我这新来者身上，被这群斯文又叫嚣的大儿童们包围着，我暗中稀奇他们的单纯。直到11点多他们才万分不舍地走了，一边唱着跑进寂黑的夜里，一边还回过头来七嘴八舌地和我道别。我进来向幼殊说：“他们比内地学生天真多了。”可是一上楼，就听见蓉姑发牢骚：“他们这些小孩子也真是不懂礼性，在我这里吃了那样多东西，连一声谢都不道就走了。只说打扰，打扰是借了我的地方自己买东西吃才叫打扰呀！我出了四碟糖，一碟瓜子，一碟花生米，还有带壳花生，茶茶水水，哦，还有一人一碗汤圆，我呢，只吃他们一碗馄饨，这个交易才做得好哩，哈哈！”你初听这样的话觉得难过吗？蓉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她有她的可爱之处，那就是她的绝对坦白。她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她一天到晚脑子里转着算盘，可是没有一个子儿不从嘴里吐出来。

年三十夜里，我们没打算守岁，可事实上还是守了岁，原来她和老妈子吵架，为着老妈子没有听她的调度，任自先洗地板，才包汤圆。这一架吵了个通年，直到初一清晨3点钟方才风平浪静，各自归睡。我埋头苦睡，哪里生效！那宁波女人的嗓子平日说话就像骂街，今番可以给运动会报节目了。她粗壮的“汽笛”夹着蓉姑咻咻不止的发沙的诉说，简直把你神经磨碎。可是一想到蓉姑多可怜，阿菊多可怜，我就一点怨意都没有了。这儿不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缩影吗？谁都没有错，谁都有她的苦衷，值得同情，需要援助，可就是两方利益冲突了。蓉姑常回想从前的佣人多么恭顺，现在的这般跋扈。谁说不是呢？这是时代变了，奴性要求人性了。给踩在脚底下的要站直起来了。可是苦了一般靠别人驮在背上的人。而事实上这般中产阶级如免去佣人也无法生活，抗战中大多数人都体会到这种苦了。问题是，将如何解决？公厨？托儿所？洗衣房？瞧！这不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原来别人早已摸索了老久，寻出这条路来。别人好心好意指着这条路叫我们走，我们偏不肯盲从，人总是相信自己的经验啊！为什么不毅然决然走这条捷径，却要兜着历史的圈子？其实哪里是人们看不清，而是少数人看清了这种根本的改革只是把自己享有的特权分让给没有的人罢了，而恰好这少数又是有能力造成这个改变的人。于是，“进化”不成，就逼出“革命”这条路来。这不是人类的悲剧吗？我又想到我们将来的生活问题。这些生存琐事，怎么免得了呢？你倒想得好；我们用电气，假如轮到我们用电气了，也用不着我们拼着命去“贡献”了。一日三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你放心现在的托儿所吗？我可宁愿自己教育。

说起孩子，我告诉你今晚的一段插曲。在署里吃晚饭以后，同事们全走了。现在我们备有宿舍，在虹口，早晚有汽车接送。而住在外面的同事，就由一辆吉普兜圈子接送，这也是署里替职员想得周到的地方。只是我住得太远，吉普不便为我一人绕这么大一截路。于是我们张主任〔张维〕就皱眉了。他说，“我不愿你一个人得不到这种便利。”想什么办法呢？他问我为什么不住宿舍，我不得已说要进俄专，不顺路。他很稀奇我为什么忽然想起要读俄文。我说在学校时念过，现在是继续。嗯，可是交通问题呢？“不放心你晚上一个人走那样僻静的地方，而且又是个女孩子。”他给我想到一个办法。原来和我同住一路的有UNRRA的职员，他们每早有一辆大车接。介绍一下，我就可以搭上去了。不过晚上还是没解决，我上课的那几天仍旧搭不成。其实我倒觉得没关系，走惯了也无不方便，好在家离电车站不算远，虽然冷清一点，9点钟以前回去是不要紧的。今晚他就要我搭他的吉普走，把他送到以后再送我回家，我当然乐得。在车上他像个老父亲般地抱着我，这时我们的关系是长辈对子侄，不是上司对属员了。他认识爹爹和我外祖父，所以特别有关照我的意思。但我以前却不认识他，总有点生。他又问我为什么学俄文，我笑而不答。他问：“想到苏联去是吧？”“嗯。”“苏联不容易去啊，去了就回不来了。”“哪里，还是回得来。”“不想到美国去呀？”“也想。”他沉默了一下，慨叹似的说：“女孩子拼命读书，等到读成了，一出嫁，什么都完了。”我说：“那也不见得，并没有冲突呀！”他摇头：“家事，小孩一个，两个……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们就生了九胎。”我说：“可以有办法……”“哪里，你没有经验，男女之间……”“不是，我说可以有医药上的办法？”他又摇头：“没有用！”“怕有害？”“不是，不是，就是不肯take the trouble〔嫌麻烦〕。你没有经验，我们是经验丰富了。你不知道这个sex-desire一旦stimulated〔性欲冲动起来〕，双方很容易yield〔让步〕，于是总是take a chance〔碰碰机会〕，宁愿以后再去受怀孕抚育的麻烦。”我心里想，到底是医生，换一个人，谁会向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说这些。我想说：“别人也并不都像你一样生那么多，那么别人是怎样弄的呢？”可是我没有说。过一会儿他忽然问我：“胡寿聃和你是不是love-mate〔情侣〕？”我连忙笑着说不是。这真是怎么想起的，就因为我和他很亲密吗？由此可知其他同事大多怎样看了，也好，免得麻烦。可是他又说：“听说你有一个boy friend〔男友〕，已经engage〔订婚〕了？”我想起在重庆有一次同桌吃饭，给他问起我手上的戒指，就随便说了。我含糊地说：“not already，but almost〔还没有，但也差不多了〕。”他嗯了一声，过一会儿，又扯到胡：“胡寿聃这个孩子，人也很精明，很能干……”我没注意他批评他几句什么话，一心只等他说完，马上就一口否认：“不是，不是，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将信将疑地反问一句：“不是呀？”以后不一会儿就到了。唉，这真是烦人。为什么一个人的私生活一定得公开呢？何必要把别人这些事问个底细呢？人们对于这类事总感觉那么大的兴趣，这就是人性吗？亲爱的，我喜欢把你藏在我心底密室里，我高兴露出一角给谁看就给谁看，我不要把你变成别人好奇心的目标。

上海市学生游行的故事寄一份杂志给你，不赘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