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湾道的发展变迁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已经设立“厦门道”专管台湾运粮事，这是台湾道制建立发展的起点。之后，随着台湾行政制度的改革，该道名称及职权也不断改变，先是台厦道，后改为台澎道，多数时候也兼兵备衔，皆因应时局而动。本节主要梳理台湾道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及其驻地、衙署、属员等基本配备情况。

一 “台湾道”职名的变迁

总体而言，台湾道的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主要根据其职名的变化进行梳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时期（约38年）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十四日，随着康熙帝上谕的下发，“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正式设立，管理台湾、厦门二地。而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十日，康熙皇帝又一道圣谕，下令将台厦兵备道之“备弁兵丁，分设于南北两路，战船拨归台镇”，由此，台厦兵备道失去了“兵备”衔这一特殊职能，转而成为“台厦道”，这是整个台湾道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大变动，而这实际上无形中减弱了道台的权力，加强了总兵的权力，从而也成为后来台湾镇道不和的一个重要的伏笔。

2. “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时期（约5年）

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去兵备衔，成为“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二月十七日“加福建兴泉道巡海道衔，移驻厦门；改台厦道为台湾道，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澎湖，裁澎湖巡检一员。从福建总督高其倬请也”。而且又“因澎湖居台、厦之中，为台、厦门口，去台湾为近，特归台湾道控制，故台湾道曰台澎道”。也就是说，分巡台厦道辖区缩小为台湾澎湖之地，故而雍正六年（1728）其名称也相应改为“分巡台湾道”，亦称“台澎道”。这是台湾道制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改革，“台澎道”专管台湾，职权更加集中，更有利于发挥其管理台湾的职能。

3. “分巡台湾（台澎）道”时期（约40年）

从雍正五年（1727）开始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分巡台湾（台澎）道”不仅辖区缩小，且行使的也只是道台的一般职权。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 “三月二十一日，吏部议准：‘闽浙总督苏昌遵旨议奏：查闽省道员，除粮驿、盐道同驻福州省会及延建邵道只与副将同城，兵额无多，均无庸加衔；惟兴泉永道驻厦门、汀漳龙道驻漳州府，系与各提镇同城，又台湾道海疆保障，抚御诸番，与台湾镇同驻，均请加兵备道衔，并铸给关防。’从之。”这样，才又恢复了其兵备衔。加兵备衔，使台湾道台可以“加强对台湾绿营的监督，减少军民纠纷”。

4. “分巡台湾（台澎）兵备道”时期（约120年）

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在这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其名称都为“分巡台湾（台澎）兵备道”。在此过程中，因林爽文事件，故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上谕：“凡遇有补放台湾道员者，俱著加按察使衔，俾得自行奏事。”加台湾道按察使衔。此外，台湾还经历了如鸦片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一系列挑战，这些事件对台湾道台的职权变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内容将在后文一一分析，这里先来看台湾建省对台湾道制的影响。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五日清廷谕旨：“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由此，台湾成为独立的省级行政单位，台湾巡抚也成为全台最高行政长官，台湾道台成为其辅弼，权力大大缩减。

5. “福建台湾道”时期（约10年）

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台湾建省到日本占领台湾的十年，虽然台湾的行政地位提升为“省”，但台湾道台的权力却大大降低，虽其又加了按察使衔，但已不再是台湾最高文官。最终，随着日本割台而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总之，台湾道职名的变动是频繁的。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这是台湾道职名变动最剧的时期，八十多年间从台厦兵备道到台厦道再到台湾道，其辖区缩小，也没有了兵备衔，台道的权力由极盛而极衰，皆见于此。而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光绪十一年（1885）“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的名衔皆未更动，但其间台道的权限和地位却随着内外局势而时有变异。到日本割台之前的最后十年，台湾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台湾道的地位却下降了。仅仅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台湾道经历了五个阶段，前后十余次大小变动，这也充分反映了台湾道制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并且，台湾道职名的每次变化都与台湾时局的变动有深刻关系，值得深入探讨和剖析。

二 “台湾道”衙署设置情况

台湾归入大清版图之后，清政府设立分巡台厦兵备道管辖，名义上该道台对台湾、厦门两地都有管辖权，因此，一直有道台“半年驻台，半年驻厦”之说。由此，部分学者推断除台湾的道台衙署之外，在厦门也设有台厦兵备道衙署。此说法是否可信？若确有其事，其在厦门的衙署究竟在何处呢？

1．厦门的“台厦道”衙署考辨

首先，我们来看赞同厦门曾设有“台厦兵备道”衙署说法的学者们的看法，实际上，他们对其究竟设于何处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

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现在的厦门市图书馆中山公园分馆即原台厦兵备道旧址，此说法的根据是“中山公园西邻的原厦门市图书馆所在地，即兴泉永道的道署衙门遗址”，而“兴泉永道就是在台厦兵备道的原址上建立，二者所处的是同一个地方，因为古代官署地址一般比较稳定，变动的可能性较小”。且上文已述及雍正五年之后，兴泉永道移驻厦门后被简称为“厦门道”，故也使后人将二者混淆，坚定了其认为原厦门市图书馆所在地即原来的台厦兵备道遗址的看法。

对兴泉永道在厦门的遗址问题，何丙仲有专门的考证，其内容收录在《鼓浪屿近代史迹考辨》一书中，因该书还未正式出版，故将其详细内容列出，以供大家参考，在此，也对何先生的无私帮助表示最真诚的感激！其内容如下：

中山公园西邻的原厦门市图书馆所在地，即兴泉永道的道署衙门遗址。该地点现存一方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重建兴泉永道署碑记》，其所载内容与刘韵珂等在《缘由折》所说的基本一致。该《碑记》记载：“同治二年夏四月，英人归我兴泉永道署。……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总督刘韵珂、恒昌贳于英，改洋楼，阅今始重建。”（何丙仲编纂：《厦门碑志汇编》，第18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当时刘韵珂向皇帝谎报，说该道署有“余地一段，自兵燹之后，废为瓦砾之场”，实则是英军占据整座衙门，害得道台搬到“户部小衙门行辕治事”，条件之糟，可见《碑记》之记述。英军建夷馆时，甚至把整座道署衙门拆毁。所谓的“夷馆”、“洋楼”，其实就是领事馆。

1845年至1863年四月，英国人拆毁兴泉永道道署衙门，让中国人建筑馆舍，租给他们当领事馆，租金每年番银九百圆。

近代来厦门的外国人都知道英国领事馆即原来的道台衙门。1896年《中国丛报》第二十二卷第3号在介绍厦门景观的文章中，还指出一处荷兰人的遗迹就“坐落在从前英国领事馆（原注：现在的道台衙门）不远处”（〔英〕朱利恩·休斯·爱德华：《厦门地理通述》，辑入何丙仲编译《近代西人眼中的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S. Julien Hugh Edwards: Amoy—General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载于《中国丛报》1896年第二十二卷，第3号，Vol.22, No.3 [1896]）。1908年包罗所写的《厦门》，也说“从前英国领事馆（原注：现在的道台衙门）不远处有雕刻着荷兰人形象浮雕的凯旋门”（〔英〕包罗：《厦门》，辑入何丙仲编译《近代西人眼中的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何丙仲的考证说明兴泉永道衙署遗址在中山公园西邻的原厦门市图书馆当是可以确信的，但是否能以此就说明台厦兵备道在厦门的衙署也在此处呢？先来看道光年间任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道台的周凯对兴泉永道衙署沿革的记载：

兴泉永道署，在北门城外魁星石下。雍正五年建。总督刘世明奏准，以兴泉道改驻厦门，买贡生黄钟房屋基地于柳树河，价银一千二十七两。因原估工料银一千四百五十六两不敷建盖，添估银一千一百三十四两仍不敷；延至乾隆三年，厦门各铺户鸠银一千两助工。四年八月，工竣。（档案）；是时巡道为朱叔权。自照墙、辕门、大门、二门、大堂、二堂，规模粗具。以署前后左右闲旷余地，许在辕各役盖房居住。嗣后，私相典卖。乾隆五十年，巡道王右弼清厘界址，设立更寮（档案不全）。乾隆五十九年，巡道德泰复行葺盖二堂，有楼曰“天乙楼”。楼后有春晖堂，署中最高处。二堂西为承恩堂；前设射圃，后有“佐岳轩”（旧名依岩室半亭）。二堂东有涵山阁、关帝祠。祠前有屋三重，以居幕宾；又东为庖厨群房。祠后为东上房，有瑶圃、观月台与春晖堂通，作内署。嘉庆二十年，巡道倪琇改关帝祠东群房为书室三间；又于射圃西拓地构屋二重，各三间。道光十一年，巡道周凯重加修葺，改建涵山阁为延青阁。

从周凯的记叙中，可以看到“兴泉道改驻厦门”之时，在总督刘世明的奏请之下，“买贡生黄钟房屋基地于柳树河”建盖道署，而且是“雍正五年建”，若如多数人所认为的直接使用的是原来的台厦兵备道道署，又何来“买地建署”之说呢？

其次，再来看台厦兵备道“半年驻台，半年驻厦”之说是否可信。就笔者所见史料，尚未见有明确记载此说法者。再查找记载台厦兵备道曾驻厦门的史料，在《台湾通志》中有提及，该文曰：“按察使衔分巡台澎兵备道，驻台湾府（今台南府），台厦兵备道旧驻厦门。”但《台湾通志》修撰于光绪年间，成书较晚，故也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疑。

何丙仲亦认为台厦兵备道“半年驻台，半年驻厦”之说不足信。台厦兵备道虽名义上对台湾、厦门都有管辖权，但真正负责管理厦门事务的乃是“泉州府同知”，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浙闽总督高其倬恳请移驻道员改设通判折》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其文如下：

窃查福建形势，台湾最为紧要，而厦门、澎湖系其咽喉锁钥之处。厦门地方驻兵既多，而五方杂处，一切贸易并游闲觅食之人，以及包揽偷渡之奸民，无不群聚于此，管查办理，其责綦重；澎湖地方既驻一协之兵，又为过台必经之要地，亦甚有关系。而厦门历来则以隔两重大洋之台厦道兼辖，只有虚名，并无实际。驻厦门者，仅一泉州府同知，官轻势既不重，事繁力亦难周；澎湖又仅有一巡检微员，而与副将对掌文武之任，司监放粮饷、稽查偷匪，愈觉轻微，均难资弹压办理之益。臣留心细察：厦门系泉州府同安县所属之地，兴泉道原系兼辖兴化、泉州二府之员，而以厦门割属隔海之道员，既已鞭长不及，而泉州一府之中，现有专司之知府，可无庸更令兴泉道同居一城。臣愚昧之见，请将兴泉道移驻厦门，管理一切事务，而以现在之同知佐之，则于弹压料理，事势既觉妥协，管办更为亲切。至澎湖之地，臣请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扎管理，而将巡检裁去，似于监放、巡查诸务有益。除臣另行缮疏具题请旨外，谨将情节缮折奏闻（朱批：措置甚属妥协，具题到日有旨）。

再，兴泉道既移驻厦门，似可将同知移驻澎湖，但臣查厦门地要事繁，必得道员、同知共理，方觉妥协，难以移调。其通判一员，不得不请添设。又福建三面踞海，而向例只有汀漳一道带巡海之衔，实难遍历，且兴、泉二府在在边海，臣请将兴泉道亦带巡海之衔，庶两道分巡，于海防更为切实周密（朱批：此议亦是，知道了）。臣谨一并奏闻。谨奏。

奏折中详细分析了兴泉永道移驻厦门的原因，特别明确指出：“厦门历来则以隔两重大洋之台厦道兼辖，只有虚名，并无实际。驻厦门者，仅一泉州府同知，官轻势既不重，事繁力亦难周。”这说明，实际上台厦兵备道并未常驻厦门。也因此，高世倬提出将与厦门关系更为密切的兴泉道移驻厦门，并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同意。

而且，道光朝《厦门志》“国朝职官表（一）”的“兴泉永道”条下标明“未移驻前详《泉州府志》”。该方志的兴泉永道从雍正朝的“满云鹔”开始记起：“满云鹔，镶红旗人，举人。五年任。”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从雍正五年以后，道台才驻厦门（该处观点系何丙仲提供，再次表示感谢）。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分巡台厦兵备道时期，道台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半年驻台，半年驻厦”，而应该是道台常年驻台，并兼管厦门；且道台对台湾和厦门都有名义上的管辖权，而在实际管理中，则是“两地各设一名海防同知，负责稽查海口”。

最后，也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台厦道的工作重心在台湾，衙署设在台南，厦门未设衙署，而是道台每半年到设在泉州的 ‘兴泉道’述职，汇报请求工作以后就返回台湾。”但是，如前文所分析，“兴泉道”与“台厦道”是同级关系，按照清代官制的特点，台厦兵备道道台不可能去向与他同级的“兴泉道”述职。若是述职也应当去“省城”。因为台厦兵备道性质上是属于分巡道，按清初沿袭明朝建制来看，其是归属于“提刑按察使司”的。故以此推断，厦门未设衙署，台厦兵备道道台最大的可能性是前往省城福州的“提刑按察使司”衙门述职。而且，这种做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明代，“分巡道、分守道设立后，守巡官起初是携家眷与布按二司居于省城，不时出所辖区域，事毕回省”。清初，因台湾的特殊情况，清朝统治者采用明代的这种做法也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综上所述，分巡台厦兵备道“半年驻台，半年驻厦”之说尚不足信，其在厦门是否有衙署尚待新史料的进一步证明，且道台若回大陆述职，最有可能的情况当是回福建省城“提刑按察使司”衙门汇报工作及各种问题。

2．台湾的“台湾道”衙署情况

台湾的道署则一直都在府治西定坊（今为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永福国民学校），丁曰健在《修造台澎提学道署初记》中记曰：“提学道署在郡垣西定下坊；后枕内山、前环瀛海，形胜地也。……自入版图以来，几二百年矣；始为台厦道署，继为台澎分巡道署，今为按察使兼提督台澎学政署。”说明二百多年间，此处一直是道台衙门所在地。

而且，台民一向有将道署之兴衰与“气运之隆替”联系在一起的习惯，因此历任道台对道署的修缮都非常重视。“其先，朱逆首乱，斯署荒芜，平台者七日奏绩、二年抚绥，举斯署一新之。中间经历寇灾，官凡几任，署凡几修，补苴罅漏历有年所”，如“雍正三年，巡道吴昌祚于署之东南隅建关帝庙、观音堂、魁星阁、妈祖庙”“雍正十二年巡道张嗣昌增建官厅”“中有斐亭，康熙间观察高拱乾建”“澄台在斐亭左，观察高拱乾建”“寓望园在治后，康熙间观察周昌辟”“丰亭在治东南，观察刘良璧建”“禔室，乾隆间观察蒋允焄建”。

到丁曰健任台澎兵备道时，正值“戴逆陷彰，孔公殉节”的动荡时期，又逢“郡地大震，而斯署倾动坍塌”，故而，同治三年（1864），丁曰健对道署进行了重新修造，并且强调“今兹修署之役，非徒崇国体，正以急时政也；且示民以北路余孽剪除略尽，而庶务皆作，治运一新，亦镇定民心之一法”。说明道署的重建在当时是被赋予了“崇国体，急时政，定民心”的政治目的的。

那么，台湾的道署规模有多大呢？康熙年间，当其还是台厦道署时，已经颇有规模，高拱乾在《台湾府志》中记曰：“台厦道署在府治西定坊，西向。由大门而仪门、而厅事，扁曰 ‘敬事堂’。堂之右，为斋阁、为驻宅。其前，为校士文场。堂左，则椽史案牍处；其中慎出入，加扃钥焉。堂下左右廨舍，舆隶居之。庭前植榕树四株，皆移根会城；今扶疏盈丈，葱郁可观矣。大门之外，左为文职厅、右为武职厅；其为照墙、为鼓亭、为辕门，悉如制。照墙外，为巡捕厅。辕门之左有屋三楹，则为府、县属僚诣谒停骖之所。”（见图2-1、图2-2）乾隆年间，刘良璧在《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中亦记：“分巡道：在府治西定坊，西向。凡三座，每座三进。”可见其规模之大。

经过不断的修缮扩建，道光年间台湾道道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气派雅致的地方。道光年间任台湾道台的刘鸿翱曾专门撰文描写了台湾道署内的“斐亭”和“澄台”的名称的由来和美丽景致。其文如下：

台湾道署斐亭记

台地竹多苞生，道署小平泉西两槛外，丛竹千竿蔽日，浓阴交错；院中有亭翼然，名曰“斐”，盖取《淇澳》之“菉竹有斐”以名。由亭之东折而北，为“寄云曲舫”；早起，云常满室中。澄台在其东南，可望海。台之外为圃，可习射。泉溢为池，池中堆石为岛；双鸥戏水面，时飞时止。芭蕉大如树；畜麀鹿，每日午卧蕉阴下。海外奇木异卉如佛桑、洋桃、文元、桂子、番石榴、黄梨之属，经冬花蕊不断。故胡公承洪题云“明月先临三岛夜，好花常驻四时春”。孔公昭虔额曰“沧洲啸咏”，其形容是亭者备矣，而未究名“斐”之义。

《淇澳》之诗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嚇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夫淇澳之斐，斐以美君子；斐亭之斐，斐以美竹。斐以美君子，非《卫风》之切磋、琢磨、瑟、嚇喧不足以当之；斐以美竹，竹未有不斐者。余之俯仰偃息斯亭，不异徜徉乎淇之上矣！

台湾道署澄台记

道署小平泉之东偏，嶐然而特起者，曰“澄台”；台湾八景之一也。台上有亭，长白武公隆阿额曰“旷望高深”；两旁榜曰“崇岛巨鳌开壮观，野花啼鸟足生机”。以能望海，故名“澄”，盖取“澄海”之义。

余家东海之表，莱郡有勺蠡，缘事至郡，必登亭俯瞰沧溟。丙戌，余由中书选太湖丞，登西洞庭来鹤台，全湖奔赴峰下。庚寅，余升守彭城，登云龙戏马台，顾视黄河洪流；而观于海者难为水，未尝不思勺蠡，冀得再览其胜。癸巳，余由南韶连道调台湾道，过八百里重洋；振衣玉山顶，澎、厦岛屿杂沓森列，琉球、日本等诸夷国迷茫可辨。此乃混沌初辟时天造之台，云气冥与化合，而嶰渤洞无涯岸。因赋诗云：“始知天地真无外，回忆湖河总细流。”

顾台湾孤峙海心，平原沃野，南北延袤一千九百里、东西二百里，非陟彼高冈，居其地者反不见海；惟道署之澄台，见西南海之一角。台下屋三楹曰“斐亭”，郡志所谓“斐亭听涛”也。登高远瞩，则安平晚渡、沙鲲鱼火、鹿耳春潮、鸡笼积雪、东溟初日、西屿落霞，近在珠帘画栋间。盖台湾之八景，道署有其二，澄台又兼擅八景之美。余乡勺蠡之奇特，殆未能逾乎此也！

因考台湾自前明红毛与郑氏相继为患，潢池中雷击电掣，波涛腾沸。我国家龙兴辽海，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惟浙闽洋面祲氛未靖；施大将军琅扫除蛟鳄鲸鲵之怪，然后海若肃清，盖二百年于兹。今余蒙圣恩观察是邦，睹是台之命名，思与僚佐戮力永澄海疆，不仅夸游览之壮也已。

在刘鸿翱的描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斐亭美竹”，而且“台湾之八景，道署有其二，澄台又兼擅八景之美”，可见道署的选址及建筑设计确实是独具匠心的。如此优雅的官邸，也就只有长期作为台湾最高文官的台湾道台方有资格享有。当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刘鸿翱对道署美景的无限喜爱，并表达了自己“与僚佐戮力永澄海疆，不仅夸游览之壮也已”的决心。

三 “台湾道”衙署的人员配备

根据前文论述，正常情况下，清代一个道台衙门所配备的人员主要有库大使、典吏、守备及标兵、幕友等，台湾道则无库大使之设，其道署人员配备情况如下。

1．道标及其长官

台厦兵备道设立之时，就带有“兵备衔”以“安戢兵民、抚绥地方”，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下就设有道标。康熙三十五年（1696）成书的高拱乾的《台湾府志》记载，“台厦一道特设标兵”, “道标营制：分巡台厦道标下：守备一员（镇标右营拨入）、千总一员（镇标左营拨入）、把总二员（镇标左、右二营拨入。今裁一员归将军标）、标兵五百名（镇标中营拨入一百名，左、右营各拨入二百名）”。成书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台湾县志》中则更加详细地记载了康熙朝台厦兵备道道标的情况，该志进一步记载分巡台厦道标“驻扎西定坊道衙后”，并列出了历任道标守备、千总和把总（见表2-1）。这些都说明台厦兵备道虽是文职，但因其有“兵备”之职责，故也配备了军备力量，包括守备、千总、把总及五百名标兵。

但这些带有军事性质的配备，却因朱一贵事件而被撤销，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十日，“巡抚吕犹龙、提督姚堂会疏称：台厦道所属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兵三百六十名、战船四只，甚属无益。请将此备弁兵丁，分设于南北两路，战船拨归台镇”（后文将详细论述该事件），并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同意。

但到同治年间，因平定民乱及需要应对外来列强入侵之后的新情况，清朝统治者又重视台湾道的兵备之职能，复设道标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早在同治五年（1866）十月初五日，前总督左宗棠就在《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中，提出了“复设台湾道标”的建议。该奏折指出：

台湾设郡之始，议由内地各标营调兵更番戍守，三载为期，用意至为深远。计额兵一万四千余，可谓多矣。咸丰初年，因内地兵事孔亟，班戍之制不行；见今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名册有兵、行伍无兵。一有蠢动，即须募勇；所募者，本处游手无籍之徒，聚则为兵、散仍为匪，勒索骚扰，不问可知。从前台湾道设有道标，以备调遣；近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之事，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切任其虚冒侵欺，莫敢究诘。武营纵兵为奸，营兵以通贼为利；全台之患，实由此起。道光四年，奉旨：镇兵归台湾道察看；久未奉行，群已习焉忘之。今欲复兵制，则宜遵班兵旧章，三年更戍；欲重道员事权，则宜复设道标，俾有凭藉。申明镇兵归道察看之例，以杜欺罔，而重操防；庶几互相维制，而军政可肃也。

左宗棠认为，整顿台湾吏制兵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复设台湾道标”，并且要重新“申明镇兵归道察看之例”，他指出“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之事，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切任其虚冒侵欺，莫敢究诘。武营纵兵为奸，营兵以通贼为利”，这实际上是台湾各种弊端的源头。该奏折引起了同治皇帝的重视，其建议也得到了认可。十月二十四日，皇帝晓谕军机大臣：

台湾一郡远隔大洋，番民杂处，易启衅端。现当生齿日繁，洋舶来往，尤宜加意整顿，以奠岩疆。该督以去闽在即，一切规画未暇致详，请饬该镇道等妥办，具见实心。

所陈台湾积弊，兵制则班戍之期已废，有册无兵，战船无一存者，而修费不减；吏事则官索陋规以取盈，民好械斗以争胜。锢习相沿，殊堪痛恨。该督拟复班兵旧章，三年更戍；复设道标，以重事权；申明镇兵归道察看之例，以互相维制；移修船之费，以制船巡洋、募练水兵；裁革陋规，别筹津贴，以资办公各条，均属因时制宜之策。

既然“复设台湾道标”属于“因时制宜之策”，台湾镇道也议请“将台镇右营改为道标，将原设游击一员，改为都司。又守备一员，改为千总。其余该右营原设弁兵，归于全台兵额，分别酌定裁留，作为道标专辖，归台湾道钤束，以重事权。……内据该镇道酌定将现改为道标之台湾镇标右营……各裁去游击一员，各改设都司一员。又现改为道标之台湾镇标右营，裁去守备一员，改为千总一员”。提出了台湾道标的设置方案。之后，闽浙总督英桂也奏请了此事。最终，在同治八年（1869）三月十一日上谕：“改台湾镇标右营为台湾道标，专隶台湾道管辖。从闽浙总督英桂请也。”并且该道标一直保持到光绪朝日本割台为止。

同治年间复设的道标与康熙年间相比，有一个很突出的变化，那就是新增了道标都司一员，图2-3乃“福建台湾道标陆路都司”关防 [因其名称，根据上文台湾道职名变化情况，大致可推断，该关防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都司是正四品官，而康熙年间道标的最高武官是守备，守备是正五品官，说明同光年间的道标规格比康熙年间更高了。而且在同光年间，闽浙总督常因台湾道标都司之职缺而上奏，最早是在同治八年（1869）八月初二日，闽浙总督英桂奏请“以都司柯昌元补授福建台湾道标都司”。其文如下：

奏为福建台湾海外重地，新设道标都司员缺紧要遴员请旨补授以重职守……窃照“福建台湾镇标右营陆路游击一缺于闽省裁兵加饷案内议，裁改为台湾道标中军都司，经兵部议复照准，仍作为陆路题补之缺行，令拣选熟悉台地风土情形之员请补于同治八年三月十一日复奏奉旨依议，钦此”等因咨行到闽即□□行遵照在案。

伏查台湾系孤悬海岛，民番杂处，风俗素称强悍，兼之现在各口通商时有交涉事件。且道标系属新设，该都司为一营之领袖，钤束弁兵，巡防缉捕，事事均关紧要，非精明干练，晓畅营伍，熟悉风土民情之员不足以资整理。悉心遴选现在台湾内地陆路各营都司、守备，或甫任掣补尚未赴任，或应行送部，或缘案未结，或缺未补人，或承领□扎等，□可计以及籍隶本府应行回避，一时实无合例堪以升调之员。随于曾经在台剿匪出力尽先名次在前人员内详加拣择，查有蓝翎军功留闽尽先即补陆路都司柯昌元，年五十三岁，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由世职云骑尉随军渡台剿匪，克复彰化县城池并旌斩逆匪案内出力保奖，于同治三年二月初晋缺，奉上谕荐免补守备以都司留于福建尽先即补，先换顶戴著赏戴蓝翎等因钦此。该员年力正强，营伍熟悉，现署台湾城守营右军守备事务，办理裕如，以之补授新设台湾道标中军都司员缺洵堪胜任，引该员尽先名次系属最前，且曾随军渡台剿匪，叠著战功，现署台地营缺于该处风土民情均□熟。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台湾海外重地，新设道标都司员缺紧要，人地实在相需，准以军功留闽尽先即补陆路营伍，地方均有裨益，如蒙俞允俟□到部复，即行给咨送部引见恭候钦定。各要缺需人起见，谨会同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合词恭折具奏……

奏折中，闽浙总督英桂提出了由“年力正强，营伍熟悉”且“曾渡台剿匪”的柯昌元任新设台湾道标都司，此奏请得到了皇帝的同意。在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间台湾总兵林宜华所用《台湾兵备手抄》中就记载了当时台湾道标的在职员弁名单。

新改道标：都司 柯昌元

千总 吴兴旺（授督委）

把总 左哨二司 王连恩

右哨头司 吴金标 右哨二司 郑超英（俱授督委）

外委 左哨 许长隆

右哨 陈燕麟 右哨二司 程济川

额外 宋金标 赵长桂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同治年间复设的台湾道标中已裁去守备，而设都司、千总、把总等职，可见清朝统治者对台湾道标的重视。当然，这些都是清朝统治者在应对外来侵略时采取的应对举措，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台湾道台在中外交涉事件中的作用是很大的。

2．吏役

除了带有军事性质的道标及其长官外，道署里必不可少的是各种吏役。其中典吏两名（嘉庆朝所记），其他杂役若干。被称为台湾三大民变首领之一的朱一贵也曾“充台厦道辕役”, “辕役”即衙役，因为朱一贵后来领导了清代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变，所以他的名字被“载入史册”，而其他杂役因地位卑微，故在史籍中是不见对其个人的记载的。

高拱乾的《台湾府志》详细记载了这些杂役的数量及他们的“工食”（工资），情况如下：

分巡台厦道：……门子四名，共工食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带征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皂隶一十二名，共工食银七十二两（闰年加银六两，年带征银二两四钱），实给银七十四两四钱；轿伞扇夫七名，共工食银四十二两（闰年加银三两五钱，年带征银一两四钱），实给银四十三两四钱；快手一十二名，共工食银七十二两（闰年加银六两，年带征银二两四钱），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听事吏二名，共工食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年带征银四钱），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铺兵二名，共工食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年带征银四两），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

这些门子、轿伞扇夫、听事吏、皂隶、快手、铺兵等役共39名，合计实给工食银二百四十一两八钱。而且，其中门子4名，轿子、伞、扇夫7名，铺兵2名的工食是由台湾县支出的，皂隶12名，快手12名，听事吏2名的工食则是由凤山县支出的。

此外，台湾道道署中还有专门的掌印人，“咸丰六年（1856），天后宫捐题重修芳名碑记中有道署门印、府属门印各捐款四大员”，门印就是掌印人员。

上述这些吏役地位虽低，但他们常常会互相勾结，蒙上欺下，苛索百姓，百姓深受其苦，而台湾的吏役之弊尤为严重，被认为是台湾民变不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司狱

台湾建省之后，添设福建台湾巡抚、布政使，但并未设按察使，系因“台湾道向兼按察使衔，毋庸另设臬司”, “全台刑名仍归台湾道管理”，但添设司狱一名来协助台湾道台管理，称为“台南按司狱”。考虑到“会典”职官有“按司狱、府司狱，而无道司狱”，所以又奏准“以候补按司狱、府司狱轮流借补”。

据《台湾通志》记载，任此职的共有3人，分别是：“陈时宝，光绪十四年六月到任；王守诚，光绪十六年三月到任；唐步云，光绪十七年六月到任。”

4．幕友

除了道标和吏役之外，道署里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算官也不算吏，但常常能对道台产生很大影响，他们就是道署里的不入编人员——幕友。如前文分析，道台聘幕友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在《清代士人游幕表》中记录有万钟杰、顾肇熙等在台湾道台任上聘幕友之例子外，在现存的碑铭中也可以寻到幕友的记录，“嘉庆元年（1796）新修海靖寺碑中有道府署师爷捐款”，师爷就是道署幕友通称。

另外，在光绪年间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幕友，即福建闽县人王元稚。光绪三年（1877）九月，王元稚“应台湾道夏献纶之聘，协侄儿王学孟附‘长胜’船从福州东都抵台”，入夏献纶幕，并奉夏献纶之命，“纂《日本窥探抚番纪略》和《全台舆图说》二书”，后又入“道署协助新任道台刘璈办理文案”。

幕友虽不是道署的正式人员，却是道台身边的重要辅助人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多数台湾道台入台后人地生疏，且台湾吏役之弊，由来已久。台厦道吴昌祚向蓝鼎元请教治台方略时，蓝鼎元就曾指出：“台中胥役比内地更炽。一名皂快，数十帮丁。一票之差，索钱六七十贯、或百余贯不等。吏胥权势，甚于乡绅；皂快烜赫，甚于风宪，由来久矣。近或稍为敛戢，亦未可知。宜留心访察，惩创一二，以儆其余。”蓝鼎元还特别提醒吴昌祚“本衙门胥役，善窥伺本官意旨，招摇撞岁，见事风生，尤不可不防也”。所以，为了防止衙内老吏上下其手，把持政务，台湾道台多喜聘请幕友作为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