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台湾道设置的背景

台湾道的设置与发展不仅与清代道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与台湾本身特殊的地理、军事、政治因素息息相关。

一 闽台地缘上的密切关系

对台湾与福建地缘上的密切关系，现代的地质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学者们都已经做了充分证明，兹不赘述。诚如《台湾省通志稿》“防戍篇”所言：“台湾既位于中国之东南，东临太平洋，西濒台湾海峡，与福建仅一衣带水之隔。北面之基隆，与福建之三都澳、马尾遥遥相对，他如台中与厦门，台南与汕头，均为对岸，地理上至为接近，互为掎角之势。……台湾本岛实为闽粤两省防御之前卫哨……”充分说明了闽台两岸地缘上的特殊关系。

实际上，古人对闽台两岸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早已有深刻认识，在各种文献里都对此有记载，这里，主要从文献角度，考察清人对闽台两岸特殊的地缘关系的认识。

1．闽台山川相连

明嘉靖十三年（1534）夏子阳的《使琉球录》就记载：“闽中士大夫常曰：‘霁日登鼓山，可望琉球。’盖所望者，小琉球也。”这里的小琉球即台湾，说明“天晴时在福州鼓山即可看见台湾”这一现象早就为闽人所熟知。

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闽人云：台山发轫于福州鼓山，自闽安镇官塘山、白犬山过脉至鸡笼山”，故闽台山川常可相望。刘良璧在《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中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自福省之五虎门蜿蜒渡海，东至大洋中二山曰关同、曰白畎者（与塘山、白犬字异音同），是台湾诸山脑龙处也。隐伏波涛，穿海渡洋，至台之鸡笼山，始结一脑。扶舆磅礴，或山谷，或平地，缭绕二千余里，诸山屹峙，不可纪极。”此外还有诸如“北路之后垅港，与兴化南日对峙；后垅而上，有竹堑社与海坛对峙；竹堑而上，有南嵌社与福州闽安镇关潼对峙；自南嵌至上淡水，与北茭相照；淡水至鸡笼城，与沙埕烽火门相照”，都进一步说明了台湾山脉发轫于福建、闽台山川相连对峙的特殊现象。

2．台厦一衣带水

台湾与厦门地缘上的关系更为密切，李元春在《台湾志略》中就指出，“（台湾）与泉州府同安县之厦门东南斜对”。刘良璧也认识到“台湾附近闽南，俨如屏障”。而周凯编纂的《厦门志》“陈序”则进一步描述了台厦的地理位置关系，“厦门东抗台澎”，书中还提到“厦门重镇海口，控制台澎。声援联络，舟师、商舶往返不停”。

而且，厦门虽与台湾隔海相望，但厦门是福建与台湾海运距离最短的港口。《澎湖纪略》中记载：“由厦门海道七百二十里至台湾。”古代以“更”来计算航程，一天一夜定为十更，以此计算，“自厦门至澎湖水程七更，自澎湖至台湾水程四更”，在顺风的情况下，“自澎往厦，悉以黄昏为期，越宿而内地之山隐现目前”，也就是说从厦门到台湾的航程只要一天多的时间。可见，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如“鸟之两翼”，从交通上看，是大陆到达台湾最近便的地方。

总之，台湾与福建，特别是与厦门的特殊地缘关系，成为清代统治者进行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一直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分巡台厦兵备道”的设置更是基于台厦地缘上的便利条件。

二 台湾的战略地位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必然成为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战略要地，从而使康熙帝在所谓的“台湾弃留之争”（尹全海认为，“历史上几乎不存在台湾弃留之争，所谓的 ‘弃留之争’不过是对台湾如何管辖而已”。笔者认为不论是否存在“弃留之争”，我们要关注的乃是争论过程中各方对台湾的认识问题，故下文主要梳理积极治台论者对台湾重要性的认识）中最终决定采取“闽台合治体制”来治理台湾。

1．军事上的战略要地

闽台特殊的地缘关系使二者在军事上也必然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地理学家顾祖禹就指出：“澎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台湾）即澎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而齿寒，不特澎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

台湾军事上的战略地位还远不止于此，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指出：“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兹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足见台湾一地关系四省安危。被后世誉为“筹台宗匠”的蓝鼎元也认为，若台湾失守，“则泉、漳先为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俱各寝食不宁”。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台湾“外则日本、琉球、吕宋、噶啰吧、暹罗、安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航；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比邻而处，门户相通，曾无藩篱之限，非若寻常岛屿郡邑介在可有可无间”，故而“统计宇内全局，则台湾为海外弹丸黑子，似在无足重轻之数；然……万一为盗贼所有，或荷兰、日本所据，则沿海六七省皆不得安枕而卧，关系东南半壁治乱，非浅尠也”，字里行间充分强调了台湾不仅关乎沿海安危，而且也是大陆与各国往来的一个重要交通要地。

2．经济上的富饶之地

在施琅收复台湾之时，台湾还是一个未被很好开发的地方，但仍然是一个物产富饶之地。姚启圣言：“台湾广土众民，户口十数万，岁出钱粮似乎足资一镇一县之用。”力谏康熙帝台湾宜留不宜弃。而且施琅还一再上疏强调“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台湾），备见野沃土膏”。在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中他详细分析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条件：“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矿、水籐、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蓝鼎元也看到台湾“沃野千里，粮糈足食，舟楫之利通天下”的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因此，台湾“土地肥沃，面积广大，足以养民数十万”的这些优势使康熙帝进一步意识到台湾“不可弃”，并促成了在台湾设道管辖政策的实施。

正是基于上述对台湾地理、军事、经济上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统一台湾后，清朝统治者开始对台湾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政策，即闽台行政、军事一体化管理政策，而这一政策的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的设立。

三 “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的设立

施琅收复台湾后，经过一番争论，康熙帝最终下定决心在台湾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并形成了一府三县的格局。但是，在府之上，又设置“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简称“台厦兵备道”。另，在康熙朝的档案奏折中并没有出现“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之全称，但是在曾担任过该道道台的高拱乾 [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任] 的《台湾府志》“自序”的落款则明确有“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之称，又因其加兵备衔，故综合之，定康熙朝所设之台湾道的全称为“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一员分辖，其用意何在呢？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对这一特殊的道的名称进行分析。

1．设置的目的

第一，这是一个“分巡道”。根据上文的分析，分巡道本是按察使司的派出机构，其主要作用是分巡某一地方，掌管监察与司法。而台湾是清初从郑氏集团手中收复回来的，清朝统治者必然要对这样一个“郑氏余孽未尽”之地加强监控。正如伊能嘉矩的分析，“先是，居住台湾汉人之大多数，概系前朝遗民，故对于新政往往执有敌忾心，不为悦服之倾向，清朝因此穷于善后事宜……”。故而，在府之上，清政府又专派了掌刑名监察的分巡道一员来达到监察控制台地民众之目的，以防止变乱再生。

第二，这是一个“兵备道”。上文已论及，道台本是文职，但也常常为了管理地方的需要而在边区或内地重要地点设置与武职同摄地方兵政的兵备道或由其他道兼兵备衔。特别是清初因抚戢降兵降将的关系，依明制在一些重要地方设立兵备道或兵巡道。康熙朝收复台湾之时，台湾社会仍是不稳定的，外有“琉球、日本、红毛、安南、东京诸国”虎视眈眈，内部则台民“喜乱”“好为盗贼”，面对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军事要冲地区，加强防务、保境安民是当务之急，因此，“兵备”衔的设置就是必然选择了。

第三，这是一个管理台湾、厦门二地的道。上文已经分析了闽台特别是台厦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以及台湾战略上的重要性，故而，采取了闽台一体的政治体制来管理台湾。又因台厦交通上的便利，更便于清政府加强对台湾的管理，因此，出现了一道跨海管辖两区的特殊现象。且名称上外加“福建”二字，更加凸显了对台湾治理上闽台区域政治体制一体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福建分巡台厦兵备道”是一个综合型的道，集军政职能于一身。有研究者分析，“清廷另在一府三县之上，设台厦道以联结台湾与福建；当时台湾仅设一府，却能加上厦门后成为一个道区，此例实相当罕见；台湾之行政地位从 ‘府’提升至 ‘道’，实有加强军事与政治控制之意，亦显示清政府对台湾之重视”，很透彻地指出了“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的设立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台湾特殊的地理、军事、政治地位决定的。

2．设立时间考辨

那么，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设立的时间是何时呢？目前最普遍的看法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福建料理钱粮侍郎鳌拜，会同福建督抚提督上疏奏请：“台湾地方千里，应设一府三县，设巡道一员分辖。”这一奏请得到了康熙帝的批准，于十四日谕户部、兵部：“台湾僻处海外，新入版图，应设立郡县营伍，俾善良宁宇，奸宄消萌。教化既行，风俗自美；著于赤嵌设台湾府，附郭为台湾县，凤山为凤山县，诸罗为诸罗县；设一道员分辖。又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名，分为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名，分二营，设游击、千、把等官。”由此，台湾的政治、军事体制基本建立了，标志着“台厦兵备道”正式设立了。

实际上，翻阅相关史料，还会发现，有一些史料中记载的分巡台厦兵备道设立时间则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如乾隆朝王必昌主持修撰的《重修台湾县志》中记：台湾设分巡道一员，“康熙二十二年设，为分巡台厦兵备道兼督学政”。《广阳杂记》中也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克塽投诚后。设台湾一府，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而以台湾厦门巡道统之”。《广阳杂记》虽是笔记小说，但其作者刘献廷是康熙朝人物，且还参与修明史，其所记录之事当也是可信的。那么，为何会出现相差一年的情况呢？这就先要来考察一下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说的来源。

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中，收录了一份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十六日的起居注，这份起居注里所记之事，当是“台厦兵备道设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说的来源。其内容如下：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十月）十六日癸丑早……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以援事道员周昌为厦门道料理台湾粮饷，上问：“周昌原参事如何？”大学士明珠等奏曰：“审无入己之赃，援赦具题，部议尚未复。”上曰：“如此，则周昌正宜用于此处，令其效力，可照施琅所题补授厦门道。台湾转饷事关紧要，倘该督抚不能接济，必致贻误，且海上风涛不测，若无专管之官或都运人员，虑违期限冒然前进贻误益多，令周昌专司此事，缓急随宜，庶于运饷有济。”明珠等奏曰：“上谕诚然！”

这份起居注里出现了“厦门道”这一道名，那么“厦门道”与“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是同一道，还是专管厦门的道呢？根据起居注中的记录，厦门道的作用是专司“台湾转饷”事宜，说明其不可能只是专管厦门之道，且其主要职责是专门面向台湾的。而施琅所题请的补授厦门道之官员乃周昌，这也正是多数史料所记载的第一任“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由此也就可以明确“厦门道”与“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乃同一职名的不同说法而已（按：此处的“厦门道”与雍正五年后的“厦门道”是不同的，雍正五年，移兴泉永道于厦门，故又称为“厦门道”，如《澎湖厅志》卷十四艺文 [下]“抚恤六首，答蔡生廷兰”: “大府闻告急，飞章达天衢；檄令厦门道 [兴泉永道驻扎厦门，人呼厦门道]，就近携所需；帑金出厅库，薯丝 [地瓜干] 购海隅……”特此区分之。另，第二节将论及的有部分学者将厦门的兴泉永道衙署认作台厦兵备道衙署，也极有可能是来自于兴泉永道移驻厦门之后，被简称为“厦门道”而产生的误会）。

实际上，“厦门道”的说法还出现在其他史料中，如《池北偶谈》“台湾府县”条中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设府一，曰台湾府；县三，曰台湾、曰凤山、曰诸罗。又设总兵官，分巡厦门道，各一员驻焉。幅员之广，古未有也。”而郑开极主持修撰的《福建通志》中亦记曰：“分巡厦门道一员，管运粮事，康熙二十二年新设。”该通志成书时间在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间，正是该道设立的时间，其所记情况当是实情。

综观上述资料，可以肯定，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就已经开始设立了管理台湾的道，只是此时清政府内部所谓的“台湾弃留之争”还未结束，台湾还未真正纳入大清版图，故而主要是用“厦门道”之称法，一直到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最终决定“留台”并下发上谕在台湾建立管理机构，才有了“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的正式称法。但这也仅仅是清朝台湾道制发展的一个起点，其后台湾道的名称又有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从而突显了台湾道制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