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文明渊薮

1 中国古代文献及其收藏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献大国。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大多是通过各种文献流传至今的。文献就是文明的载体。

早在中华文明初始之时就出现了文献，甚至在文字产生之前，就有了《河图》《洛书》《连山》《归藏》这样的以图画符号为主的占卜之书。前人曾这样归纳先秦的文献：“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卷八）此外还应再加上“刻于甲骨”。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在纸张和印刷术出现之前，我国早期文献的六种形态是陶文、甲骨文、金文、玉石刻辞、简策和帛书，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简策和帛书。这是中华文明独到的文献载体，而西方古代文献的三种主要形态是泥版文书（Clay Tablet）、纸莎草（Papyrus）和羊皮纸（Parchment）。

有了文献，就有了相应文献收藏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制度，专门从事典籍的编撰、管理与保存。这些史官乃是要职，史官所掌握的典籍也是国家的重器。史载，夏朝将要灭亡之时，太史令终古携带典籍“出奔如商”；殷商将要灭亡之时，内史向挚也带着典籍“出亡之周”（《吕氏春秋·先识览》），可见文献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关于古代文献的重要性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秦汉之际，刘邦军队率先攻入咸阳，将领们都去争抢金银财帛，唯独萧何抢先把秦王朝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日后证实了萧何的远见卓识，“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大约从两汉开始，我国古代的藏书制度就开始成熟，形成了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三大类型。

官府藏书是最早形成的藏书制度。西周之前基本上是“学在官府”的局面，亦称“学术官守”，相应在文献上则是“官守其书”，文化、教育和典籍均为官府垄断，王朝史官制度即是其表现。从两汉直至明清，官府藏书兴盛繁荣，成为我国古代藏书的主流。史载，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从此而形成了一整套藏书收集、整理、编撰、校勘的制度，历代王朝皆遵守为定制，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

私家藏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先师孔子以其毕生的教育活动，变“学术官守”为“学在民间”，打破了“官学合一”的局面。《庄子》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都是当时私人藏书兴起的事例。隋唐之后，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私家收藏逐渐蔚为大观，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私家藏书保存了大量文籍，培养了社会读书之风，促进了民间学术发展，其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书院是中国特有的教育组织，兼有教育、研究、讲学和出版多种功能，藏书是书院的重要物质保障。书院源起于唐代，宋代以后尤其发达，明清两朝的书院都超过了千所。书院藏书除购买添置外，还有朝廷赏赐和官员捐献，另外还印制许多本院学者的著述和讲义，别具特色。书院藏书可在院内师生中公开借阅，发挥了很大的教育功能。晚清时许多书院改为学堂，其藏书也成为学校图书馆。

除了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这三大类型外，中国古代文献中还有寺院藏书。佛教有寺庙的佛藏，道教有宫观的道藏，后来还有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堂院藏书。这些藏书比较另类，管理上较为封闭，难以与其他藏书融合，这里就不赘述了。

2 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

我国古代藏书的场所称藏书楼，近代以来新型的文献收藏机构称图书馆，这一历史变化的过程被称为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转变。这是通常的说法，也是图书馆史研究的专业术语。

细究起来，将我国古代的文献收藏称为“藏书”更为恰当。如上文所述，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史记索引》注：“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这就是藏书一词的最早出处。老子所职掌的周王室藏书室，也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就相当于周王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藏书”一词，实际上便是我国古代文献收藏的总称，也是前人的一贯说法。例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新唐书·艺文志》）等诸多记载，便是例证。

至于“藏书楼”一词，则是一种较为晚出的说法。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似乎还很难确切考定，但不会早于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据《新唐书·李鄌传》记载：“……（李鄌）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又据《郡斋读书志》载：“（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大概就是最早被称作藏书楼的文献收藏了。

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了鼎盛时代，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私人藏书家们往往要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之以“××楼”“××阁”的雅称，就是一些没有多少文献收藏的士大夫们，也常常为其书斋取个藏书楼的名号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之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了古代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就是近代问世的一些早期新型图书馆，往往也标之以藏书楼之名，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等。

与藏书楼源远流长的历史相反，“图书馆”在中国是个完完全全的外来名词和近代文化现象。图书馆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Library，另一个是 Bibliotheca。Library源自拉丁语的Liber，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写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语中把书店叫Libraria，而法语中则把书店称作 Libraries。这个词后来由法语进入英语，就成了Library。而Bibliotheca一词源自希腊语Biblos，即书籍，由书写材料“纸莎草”（Papyrus）的希腊语读音而来。后来对于存书的场所，希腊语叫Bibliothek，拉丁语则称Bibliotheca，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均用这一词称图书馆，只是在拼法上有些小差别。对于Library或Bibliotheca，中国人最初译为“藏书楼”或“公共藏书楼”。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文“図書館（うィブうソー）”，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中国来的。1896年9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但是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没有马上为国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仍以“藏书楼”称之者居多，也有的称“书藏”“书籍馆”“图书院”“藏书院”等。从20世纪初起，使用图书馆一词的文献和机构才开始多了起来。例如，1900年9月的《清议报》上就有一篇名为《古图书馆》的文章；1901年6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幼稚园盲哑学校图书馆规则》。

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图书，以资考证”，并规定其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这是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便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楼的主管人也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正式官方藏书机构。直到1904年，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图书馆的名称才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现的各种新型藏书处所多数都标之以图书馆之名。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奉旨筹建，清政府又随之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名称在我国最后确立下来。

厘清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含义及其关联与区别，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史实：中国古代的藏书、藏书楼与近现代图书馆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产物，亦即“西风东渐”的结果，不是“中华古已有之”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献保存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连贯的文献大国，藏书楼则是这些文献的载体，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催生出新型的近现代图书馆。古代的藏书楼至多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但不是它的母体和前身。

新型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公益性、公共性，其表现就是面向社会普遍开放；而旧式藏书楼属于私人所有，或是皇家、官府等少数人占有，其主要特点必然是封闭的。

从历史发展看，在古代藏书初兴的殷周二朝，是“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的文化垄断，反映在藏书方面，则是“官守其书”的局面，贵族统治者之外的广大民众是与文化、图书无缘的。春秋末年，孔子通过毕生的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了从“学在官府”向“学到民间”的转变，使得众多的平民有了拥有、阅读图书的可能，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东汉以来，纸张发明并逐渐成为图书文献的主要载体，使图书的传抄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和廉价，于是社会上开始有了一些官府藏书之外的各种文献收藏，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唐宋之际，雕版印刷术发明并在全社会普及，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致使文献的收藏和利用水平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各种类型的藏书楼骤然增多，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但是，通过这三次变革，只是增加了社会上图书和图书收藏的数量，却基本上没有改变藏书楼“门虽设而常关”的封闭状态。

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楼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祁承爜对自己的子孙及其藏书楼的管理有着明确的规定：

子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遵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毕则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勿分析，勿复瓿，勿归商贾手。（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

不难看出，祁氏对其藏书楼采取的是严格的封闭措施，连子孙、亲友都要受到限制，外人自然就更无缘问津了。

而享誉明清两代的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其措施更为严厉苛刻：

司马（天一阁创始人范钦）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

藏书楼的图书竟然连子孙都不准入内阅读，已经和守财奴埋着金银饿肚皮无异，与文献收藏的本来意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澹生堂和天一阁只不过是两个典型的例子，类似的封闭措施在古代为数众多的藏书楼中属于常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并不都是藏书家自身的过失，藏书家们集聚、保存图书典籍的苦心孤诣和历史功绩也不可一笔抹杀。归根结底，藏书楼是小生产文化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形成面向整个社会的文献信息体制，也不可能承担起服务公众的社会化任务。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古代的藏书家并非全都是守财奴式的角色，也有卓尔不群者。例如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就曾尖锐批评藏书家“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的褊狭传统，以致古书“十不存四五”。他写了一部《流通古书约》，倡议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使“古籍不亡”，以免因秘不示人遭湮灭。清代乾隆年间，还有一位学者兼藏书家周永年，大胆提出了“儒藏说”，提倡“天下万世共读之”；还建立了“藉书园”，专门为“穷乡僻壤，寒门窭士”等贫寒书生提供可读之书，“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故以藉书名园”，实属难能可贵。然而这样的藏书家在中国古代尚属凤毛麟角，其视野和影响均有限，无法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其举措也难以延续。他们只是旧事物的叛逆者，却不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建人。

只有新型的现代公共图书馆才能完成向全社会平等开放、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使命。这是中国文献收藏史上第四次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变革的结果便是旧式藏书楼寿命的终结，新型图书馆历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