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庭抗逆力的主要研究模式

家庭抗逆力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被展开以来，其内涵、意义及解释在大量家庭治疗临床工作中存在，或是带有累积性或是独树一帜地开启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模式及路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致力于家庭压力研究的学者聚焦于家庭如何面对经济大萧条及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重重危机以及对成功摆脱危机困境的家庭所具备的独特品质的研究。如Komarovsky（1940）对失业男性及其家庭的调研，证明家庭认同品质对帮助家庭成员应对危机、摆脱困境具有关键意义；Burgess（1937）把家庭危机分为三类，包括生活状况的改变、家庭成员的观念冲突、家庭成员的丧失或离去；Angell（1936）提出了家庭整合和家庭适应力两个概念；Koos（1946）研究了纽约低收入家庭和罗切斯特中产阶级家庭各自存在的问题，描述了家庭危机如过山车般的处理过程，包括危机、解构、恢复、再组织等，同时开发出适应及整合的评估量表。这些基于危机和压力的研究基础无疑为下述学者为家庭抗逆力研究模式的累积性贡献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

一 ABC-X模式

20世纪40年代以来，家庭抗逆力通过Reuben Hill（1949, 1958, 1960）的“ABC-X模型”（也称为家庭危机模式）研究获得了实质性进展，该模型包括四个要素。

“A”（the event/stressor）指压力源事件，是潜在的、可能引起个人或家庭系统发生改变的或是破坏原有家庭现状的事件，无论是家庭内在或外在、正常的或是非正常的事件都能成为家庭的压力事件；“B”（the family's resources for meeting the crisis）指应对家庭危机的资源或力量，包括家庭成员个人资源（如理解能力、知识和技能、人格特质、生理和情绪层面的健康状况、自尊和掌控生活的意识等）、家庭系统的资源（如家庭的沟通、家庭的组织结构、家庭的凝聚力、领导模式等）和社会资源（如医疗机构、学校、教堂、政府机构等）：“C”（the family's definition of the event）指家庭对压力事件的认知或定义，这是决定家庭压力严重程度的关键；“X”（the crisis）代表压力或危机，任何突然的改变使得家庭原本平衡的状态起了波折，便会对家庭形成压力，家庭对压力事件所赋予的意义是决定家庭压力经验严重程度的关键。

在Hill看来，一个家庭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威胁或破坏之时，便会对家庭成员造成一种压力，而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使得系统的危机程度得到有效的降低或消除，家庭会以原有的个人认知及社会资源来应对压力和危机，重组他们的结构、角色、互动方式及彼此间的关系。Hill的研究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已有的压力导致危机的认识，把几种调节机制作为变量引入进来，进一步区分了对家庭抗逆力生成具有关键意义的两类变量（包括家庭对当前境况的认知以及家庭现有资源），从而为后来家庭抗逆力研究几种模型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二 Wesley Burr的研究模式

Burr（1973）在已有的ABC-X模式及相关的其他研究基础上，专门对各类家庭易损性要素（vulnerability）以及由此而新生成的应对能力（regenerativity）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的易损性要素指的是有可能引发家庭危机的各种内外因素，如家庭成员对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家庭适应力等；新生成的应对能力主要包括协商、婚姻调整等。在Burr看来，这两组变量直接决定了家庭面对风险危机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恢复过来。

三 双重ABC-X模式（Double ABC-X）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McCubbin和他的同事们（McCubbin, Patterson; 1979, 1983, 1988, 1993）陆续发表了系列文章，提出了修订版的ABC-X研究模式，也被称为双重ABC-X研究模式，家庭压力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静态的结构化描述到动态的时间序列的变化过程。

双重ABC-X模式在已有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四个变量：“aA”，指的是累积的压力，当家庭面临一种以上的压力事件时，当前的压力事件也有可能让先前未解决的压力事件变得更加剧烈，从而导致家庭的失衡；“bB”，指的是因变化的压力而产生的新资源；“cC”，指的是家庭对累积中的危机、压力事件，现存及新开发的资源的界定或是再认识，在这一阶段家庭若能把压力视为一种成长，而非一种困扰，则摆脱困境的概率将增大，反之，则增加家庭累积性的困扰；“xX”，家庭因前面多重因素作用而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适应或是动态平衡。这里强调的是在家庭整体需求与家庭成员间取得均衡。

McCubbin等人的双重ABC-X模式通过增加新的变量，观照到家庭面对危机时的应对策略及过程，将压力的累积效应和资源再生纳入分析框架，更为关注压力累积所产生的复合效应，而不是简单地面对危机本身，就像Van Breda（2001: 100）所言，从危机状态到适应性调整所导致的结果改变，实质上是学者们从家庭压力研究逐渐向家庭抗逆力研究的转变。

四 家庭调整与适应性反应模式（FAAR）

McCubbin等人（McCubbin, Patterson, 1983）在双重ABC-X模式基础上，进行了反复修正，提出“家庭调整与适应性反应模式”（FAAR），更加侧重描述家庭如何在需求与资源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对“巩固、适应、调整、抵抗、再构、平衡”等七个环节的详细勾勒，在大量的追踪研究中，McCubbin及其同事发现，每个家庭面对各类危机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适应阶段：抗拒、再构及联合。当危机事件到来时，很多家庭表现出拒绝接受的态度，从而导致家庭危机的出现，同时也预示着家庭面临调整与改变的必要，从而推动家庭成员建构新的家庭格局。有时一些家庭成员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转变，恐怕这种需求就很难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导致家庭的解构，当然也是新的家庭关系格局的开始。调整并不等于适应，调整恐怕是家庭面对危机时的短期反应，而适应包含了再构性适应以及巩固性适应两层含义。

五 双重ABC-X的类型模式（T-Double ABC-X）

考虑到家庭类型的不同将对家庭的沟通方式、适应能力以及问题解决方式等家庭生命周期的运转带来直接的影响，1989年，McCubbin等人在FAAR基础上提出了家庭适应与调整的类型模式研究，侧重把家庭类型因素（T factor）和脆弱性因素（V factor）纳入已有模式，拓展对家庭的调整与适应路径，关注到家庭生命周期对于理解家庭的脆弱性以及抗逆力程度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成员共享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对家庭良性运转的重要意义，把家庭架构作为压力评价（对逆境的定义或是认知）的补充层面。

六 家庭调整与适应的抗逆力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McCubbin（1993）等人正式把抗逆力研究视角纳入家庭生态系统的模型建构。通过增加适应与调整的关系视角，建立了更为精细化的家庭抗逆力的发生模型，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家庭抗逆力发生的动态结构模型。

按照家庭系统发生作用的四个主要领域（包括人际关系与发展、自我完善与精神境界、社会关系及属性、结构与功能）, McCubbin及其同事提供了家庭认知与评价的五个维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架构”（schema, CCCCC）、“凝聚力”（coherence, CCCC）、“范例”（paradigms, CCC）、“对处境的评价”（situational appraisal, CC）和“对压力的评价”（stress appraisal, C）。在此基础上，提出构成家庭抗逆力的四个重要因素：“压力源及其严重性”（A）、“家庭的脆弱性因素”（V）、“家庭类型”（T）和“压力评价及认知”（C）。

面对大量可预估以及不可预估的风险及压力事件，家庭类型的不同直接导致抗逆力表达的过程与结果的不同。McCubbin等人详细勾勒了四种家庭品质——包括可修复的品质（regenerative）、多样化的品质（versatile）、节律的品质（rhythmic）、传统的品质（traditionalist），每种类型可以划分出高低两个维度，按照每种品质表现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分解出16种类型的家庭，如“自我复原的品质”可以演绎出脆弱型家庭、安全型家庭、持久型家庭和可修复型家庭。

对于家庭抗逆力的具体表达过程，McCubbin通过勾勒适应与调整两个基本阶段，围绕四个变量——家庭类型（T）、家庭资源（B，抵抗或支持）、危机认知系统（C）、问题解决对策（PSC）——的相互作用展开模型图的设计。通过适应（bonadjustment）与失调（maladaptation）两种路径走向，推动家庭应对不同程度的危机（X），进而通过压力的逐步累加，获得下一阶段策略的改变。

七 Walsh的一般家庭抗逆力过程模式

十余年来，对家庭抗逆力的过程研究，不仅围绕遭遇逆境挫折的家庭生成抗逆力的动态过程，更关注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关键性的品质支撑渡过难关，从而为引导及激励更多家庭生成抗逆力品质提供反思。芝加哥大学Walsh教授（2006）提出的一般家庭抗逆力的构成系统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参考框架。

首先，家庭信念系统（family belief system）。作为构建家庭抗逆力系统的首要部分，作者着重强调内在信念系统对家庭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意义，并指出信念系统包括以下几层面含义。①形成对待逆境的意义：把抗逆力看作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视危机为家庭共同面对的挑战；以平常心看待逆境考验；增强家庭凝聚力；正向视角看待逆境，以增强家庭责任感，更好地扭转逆境。②积极的展望：希望；强化优势；把握机遇；勇气；把握可以把握的，接受不可把握的。③灵性的超越：更大价值体系的建构；灵性力量的支撑；灵感启发；转变，尝试通过学习增加改变危机的可能。

其次，家庭组织模式（family organizational patterns）。家庭组织模式是促进家庭走向良性改变的实施过程，这其中有三方面要素发挥了关键作用：①灵活性：适应性的改变；在破坏与中断中学会维系稳定；强烈的哺育、引导与保护儿童及家庭弱势成员的愿望以及家庭权威角色的扮演；②关联度：相互的支持，合作与承诺，彼此间的尊重与信任，修复受损的关系，寻求和解的途径；③社会及经济资源：动员亲属、社区以及社会支持系统，吸收指导性的意见，维系家庭良性关系建立，确保家庭财产状况稳固，在工作与家庭生活间寻找平衡点，以求建立更大的社会支持系统。

最后，家庭沟通过程（family communication processes）。家庭沟通过程尤其强调的是家庭成员间建立稳定而紧密的应对模式，以随时应对家庭内外系统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①澄清：言行表达清晰一致，将模糊的意见与愿望明确化，忠于事实；②开放的情绪表达：家庭成员共同经历丰富的情感体验，彼此间的同理心，对差异的宽容，对各自的情绪、行为负有责任，避免相互责备，令人愉快的互动交流，幽默感，尊重等；③合作性的问题解决：明确问题、压力，限制与种种选择，创造头脑风暴，整合资源，共商进行决策选择，设定目标，稳步执行，期待成功，从失败中寻找经验教训，选择积极的立场，预防问题发生，尽量避免危机，为随时出现的挑战做好准备。

上述由“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系统”“家庭沟通系统”组合而成的家庭抗逆力体系，的确从构成家庭应对逆境挫折的一般性要素角度进行了清晰呈现。在Walsh（2013）看来，作为功能实体的家庭，在面对重大逆境或破坏性的生存挑战时，常常要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加以调适，因此，家庭抗逆力指的是家庭在面对种种不利环境时获得的机智灵活的反弹能力，以及从中体现出的积极的危机承受能力、挑战能力以及自我修复能力（self-righ-ting）等，可见，在Walsh看来，家庭抗逆力不只是压力管理或经受逆境考验，更包含了个体及社会关系层面的潜能转变与提升的含义。这就为探索一般家庭抗逆力的研究体系提供了十分清晰的研究框架。这一核心框架，也为后续进一步确立家庭社会工作临床实务的服务框架提供了模式。

八 Henry的家庭生态系统模式

Henry等（2015: 30）在《家庭抗逆力：进入第三次浪潮》一文中，详细勾勒了其基于文献研究的家庭抗逆力模式（Family Resilience Model, FRM）。这一模式覆盖了家庭系统、亚系统、人类适应系统等多个门类的系统理论，同时也是多学科的研究整合。

在综合考虑了家庭生态系统的结构化运行模式基础上，Henry等人（2015）认为构成家庭抗逆力的最外围系统是生态系统（ecosystem），其次是家庭适应系统（family adaptive systems），最后是家庭（情境的）意义系统（family situational meanings）。家庭（情境的）意义系统包括四个基本要素间的彼此互动：家庭风险的出现；家庭保护因素的增强（以平衡家庭的需求与能力，避免更多风险的出现）；家庭对潜在风险及累积性风险的易感性；短期调整与长期适应（见图1-1）。

其中的家庭适应系统是一个在压力与外在环境促动下的动态的复合体系，既包括过程，也包括结果。其中基本的适应体系的构成要素大致包括家庭情绪系统、家庭控制系统、家庭意义系统和家庭维护系统。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吸纳多维复合的家庭适应系统以及压力反应系统，以便立体透视诸多外在刺激引发的家庭适应性调整改变的过程。

图1-1不仅是一个帮助了解家庭抗逆力生产的过程性动态框架，更有助于从预防、干预以及政策制定等层面加以借鉴参考。如“以风险为中心的策略”可以包括减低风险程度、减少若干风险要素；“以资源为中心的策略”包括增强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以适应新的挑战；“以过程为中心的策略”包括了对更多系统间的彼此关联及互动状况的考察，如家庭系统、生态系统等；“聚焦家庭抗逆力的策略”包括协助家庭在面对危机逆境时增强保护性因素与抗逆能力；家庭抗逆力经常也包括协助家庭成员重新认识逆境，以积极方式适应新情境带来的新挑战。

正如Henry等（2015: 36）所说，家庭抗逆力模型是一个整合的框架，用以清晰考察家庭风险性因素、保护性因素、易感性因素以及适应性因素是如何在既定的家庭意义框架内整合并加以诠释的。不仅如此，它更是通过家庭适应系统的作用，通过情绪、控制、意义确立以及压力反应等环节加以动态调整。这实际上也进一步丰富补充了家庭抗逆力研究的体系建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