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尴尬处境，首先是因为自身知识生产的问题。事实上，女性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之初，主要将妇女问题与“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分析，认为理解妇女问题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需要引入社会资源才能真正推动妇女问题的解决。例如，李子云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女作家时指出：“她们的眼光和笔触不仅不局限于女性的特殊感受……她们与男作家一样，也关心政治，具有社会责任感。”张抗抗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中强调：“妇女的解放不会是一个孤立简单的‘妇女问题’。当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起码的平等关系时，还有什么男人与女人的平等？”因此，“女作家的文学眼光既应观照女性自身的‘小世界’，同时也应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大世界’……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成熟的女性文学应同时面向‘两个世界’”。可以说，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逻辑架构，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女性文学研究话语主要还是建筑在“男女平等”话语的基础上，在强调女性创作“特殊性”的同时，也主张不能简单地将女性文学孤立、封闭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学说以及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实践经验。

然而，基于“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语境，在知识界强烈的“新启蒙”意识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裹挟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大潮中长驱直入，在“去历史”“去政治”乃至“去国家”的策略下逐渐获得了存在合法性。可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伍尔芙（Virginia Woolf）、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米尔特（Kate Millet）、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iva）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者的著述逐渐被翻译到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开始使用“女性意识”“女性主体”等舶来的概念来分析女性文学创作，这些概念的选择显然“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即针对（20世纪）50～70年代妇女解放理论及其历史实践的后果”。然而，由于这些舶来的概念本身是立足于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格局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而一旦被不加甄别地引入中国，必然会导致其在打开讨论女性文学分析维度的同时，其隐含的特定意识形态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种正当性，而这正是当时的研究者所未能予以足够关注和警惕的。

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话语争夺更是演变为一场看似一边倒的西学东渐过程：借由与新自由主义互为支撑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借助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契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通过全球旅行而似乎成了一种毋庸置疑的“常识性”存在，进入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方面面，其中，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当仁不让地成为最受瞩目的理论。体现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就是面对“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下半身文学”“酷儿文学”等富有争议性的文学现象时，由于主要使用“姐妹情谊”“身体政治”“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由新自由主义思潮推演出来的社会性别话语概念，因而会着力肯定女性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借助市场力量浮出历史地表的一面，而对于女性文学受到市场扭曲乃至宰制的另一面往往视而不见；对于裹挟在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自由主义之于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需要的原子化“个人”的潜在呼唤，更是缺少应有的反思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工厂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布局所导致的女工现象及女工文学，对于文学中所呈现的城市底层妇女问题以及“三农”问题情境中的留守妇女现象等，女性文学研究又往往关注不足，重视不够，未能在地化地提供必要的理论分析，因而使其常常被批评为与跨国资本主义合谋而缺少真正的现实人文关怀。可以说，这种“西风压倒东风”的所谓话语转型，既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作为“地方经验”仰仗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似乎毫无阻滞地“普适化”过程，也是脱离本土妇女解放经验而走向空洞化的过程。在这样的知识生产格局中，女性文学研究饱受指责，被认为沦为了一种背离具体社会语境同时又与主流文化相脱节的自娱自乐的亚文化式的存在。

从深层次说，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尴尬处境，其实也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领域乃至当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知识生产话语权的一种缩影。30多年来，理论原创力匮乏问题一直困扰着当代中国学界，主要表现在，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再次引领了学术生产的潮流，从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代性、公共空间、解构主义一直到后殖民主义一路的大行其时，使得中国几乎成了西方学术话语的操演场。更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学界往往对受到“后冷战”思维影响的海外学术话语缺少必要的反思，尤其是对其自觉不自觉潜藏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认识不足，导致失语情况愈演愈烈。另外，以新儒学为标志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的复兴，在重新连通了中国传统学术理路的同时，也对当代学术生产造成了“影响的焦虑”；特别是国学热所导致的对1919年之后的现代中国文化有意无意的压抑，更使得这段历史实践仿佛成为一种“例外”而需要重新阐释和建构自己的正当性。在上述情形下，当代中国学界对20世纪中国本土历史实践特别是对中国独特的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不仅其问题意识、理论资源与研究范式有逐渐脱离本土历史实践的危险，而且在海外西学与传统中学不同维度的冲击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这段历史的刻板印象而导致未能生产出多少有广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理论概念，更遑论大的历史逻辑的架构。上述问题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是近30多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逐渐失去了其在文学领域开风气之先的位置和能力，相反，常常因为无法有力地回应历史与现实而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女性文学研究作为新兴的学科领域，因之找不到足够的支撑性理论资源亦在所难免。

在这样的反思格局中，女性文学研究要想走出失语困境，显然不仅需要回到女性文学研究内部去探寻性别/文学资源理论化的可能性，而且需要立足于更为开阔的社会历史语境，汲取当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对于自身知识生产瓶颈问题的反思成果，才能看清楚自身面临的挑战及其症结所在，进而寻找到话语重构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