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平成时期（1989～2018）的30年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989年日本平成（明仁）天皇即位之时，正值冷战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局面得到缓和的历史转折时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睦邻友好成为各国政府的优先政策选择和民心所向。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并行不悖的潮流，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获得了整合、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涵盖了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诸国与诸经济体，即东北亚的中国（包括港澳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东盟（ASEAN）10国。2005年东亚峰会启动以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成为新成员。与欧洲、北美等地区的区域合作相比，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起步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1967年成立的东盟，在很长时间内是东亚地区唯一的政府级地区经济合作机制。
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实力的壮大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东亚各国的贸易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表现为：（1）各有关国家的地区主义意识普遍增强，地区认同正在逐渐形成，有关建立“东亚经济圈”“东亚共同体”“亚太自贸区”等概念与构想相继涌现；（2）地区国家对地区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态度，成为地区合作的根本保证；（3）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迅速，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以东盟为中心的各种双边合作机制相继启动；（4）以东盟为平台的东亚系列峰会规划并引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调整并取得新进展，“10+1”“10+3”等合作框架运作多年，在推动以东盟、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合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也为今后东亚新的合作框架的建立和推进打下了基础。
从东亚区域合作展开的脉络来看，日本一方面充当了独特而积极的角色，即凭借其经济大国的实力以及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特殊关系而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另一方面，由于日美同盟的限制及自身因素的束缚即自身的定位问题始终未能很好解决，日本未能充分发挥这种“独特的纽带作用”，更多是作为一个协调者的身份发挥作用。在日美同盟关系的限制下，对美国态度的过多考虑成为日本难以施展其独特作用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在探讨区域合作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取得过一些成果，但日本在区域合作方面一直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当谈及区域经济合作时，日本言必称“美国”“亚太”，唯恐引起美国对日本是否有意主导东亚的疑虑。
同样是在平成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国内出现了关于日本是否应该“脱美入亚”的辩论。这也是一场关于日本是否应该改变以日美“双边主义”为根基的对外政策而支持“地区主义”的辩论。但辩论的结果显示，日本仍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轴，并希望能以日美同盟为依托，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尽管民主党执政初期力推“东亚共同体”，一度呈现“脱美入亚”势头，但美国的紧箍咒作用依然有效，号称实现“历史性政权更迭”的民主党黯然退场。安倍晋三二次执政后，着力拉近与东盟国家关系，积极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示浓重的亲美色彩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特朗普执政白宫后兑现竞选承诺，宣布退出一度热炒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即便如此，在经历短暂的挫折之后，日本一方面期待美国有朝一日能回心转意，另一方面则自扛大旗，力图在这个新的跨太平洋贸易自由化协议方面占据领导地位，以抗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势头。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也日趋积极和成熟，对东亚区域合作表现出坚定的信心。中国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并以实际行动积极地配合东盟发挥作用。东盟作为共同体已经从与中国的商业贸易拓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近十余年中，中国与东盟关系几乎每年都有一项以上的重要进展。由于中国多年来持续不断地积极推动东亚合作，尤其是近年来力主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东盟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及评价越来越正面，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彰显。东盟如今把中国而不再是日本视为带动该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因而中国在日本对东盟政策中所占的位置也自然大幅提升。
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了这一覆盖16个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进程。2015年11月21日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发言时强调区域经济融合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也是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指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力争2016年结束RCEP谈判，努力建成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贸区。2015年末东盟共同体宣告成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又出现了新的契机。
2017年11月14日，在马尼拉举行了RCEP磋商开始5年多来的首次领导人会议。在谈判中，尽管要求在较高程度上撤销关税和制定贸易规则的日本及澳大利亚等国与希望保护本国产业的印度等国之间存在分歧，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则强调RCEP有助于经济一体化和实现包容性增长，敦促各国代表加紧磋商以早日达成协议。这表明本区域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合作，逆全球化思维难以阻挡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亚合作应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促进国家之间和谐相处、尊重社会制度和文化多样化与多元化的合作。东亚合作应坚持开放性，欢迎域外国家和组织参与，致力于共同构建一个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利、安全上互济、文化上互鉴的和谐东亚。
回顾区域合作历程，从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实践经验来看，基本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引领区域合作，而是由地区内主要国家共同发挥核心作用。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指出：“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由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欧洲联盟的德国和法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在推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日两国都有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并有较强的综合实力。中日两大国通过协调相互关系，将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研究应用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从回顾战后日本地区外交政策的制定及日本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入手，梳理平成时期即20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变化；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与实践的分析，总结其政策变化的历史背景、制约因素、战略意图；根据经济与外交目标的实现程度，对日本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做出评价。
本书由绪论、本论与结论三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是对本研究内容的总体概括。包括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以及本研究的创新点等。
本论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对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做理论阐释，借鉴并总结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研究、探讨的基础理论：相互依存（依赖）理论、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的区域合作理论、国际合作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等。
二是通过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情况的介绍，比较欧洲、北美洲以及东亚的地区主义的区别。尽管日本地区主义成为新东亚地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具有日本独自的个性特征。
三是论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型。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型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一直影响至今。
四是选取日本区域合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几个案例，总结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实施过程中各阶段的特点。
结论部分对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与实施效果做出评价。通过日本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及今后将会影响日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相关问题做前景分析，并概述了本研究主要学术观点，笔者对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研究的体会以及今后需要继续关注的课题。
笔者认为：危机推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是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政策调整、变化的主要促进因素。进入平成时期以来，对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危机”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1997年后半年发端于泰国、之后波及整个东南亚和亚太多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该危机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也是日本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契机。
第二次是2009年前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显示美国主导世界能力的衰落趋势，以及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这两个趋势是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因包括日本在内的各方经济实力的对比以及国际情势变化再度调整的重要动因。
第三次危机在表象上也许不是世界经济或者区域经济的因素所致，更多是基于日本民族特有的“危机意识”，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冲击如退出TPP等，直接给希望联美抑中的日本执政当局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制约未来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是日美同盟关系的走势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调整，中日和解、合作并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然是理想的选择。鉴于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以及东北亚地区互信的缺失，包括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内的地区一体化将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