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油美元与天然气人民币的诞生

“天然气人民币”是指在天然气交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进而推动人民币发挥计价货币、储备货币以及投资融资途径的作用。

目前，天然气虽然尚未形成独立的国际市场，但毫无疑问，作为未来世界能源消费最大宗的商品，天然气是一个重要的、经常性的、大宗交易的商品。对于实现中国的能源安全、促进中国能源转型，以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天然气无疑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简单而言，天然气人民币是与石油美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通过人民币在天然气投资、生产和贸易中的广泛与大量使用，推动全球天然气市场实行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二是通过天然气贸易流向境外的人民币未来可通过天然气出口国进口中国产品或购买人民币金融产品回流中国，如此形成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天然气人民币体系得以建立、巩固和延续。

天然气人民币绝不仅仅是石油美元简单的“翻版”和复制，对于中国而言，其影响和意义必定十分重大。天然气人民币不仅有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能源结构转型，而且在构建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过程中，要求中国建立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天然气交易中心，而交易中心的建设又将倒逼国内天然气行业的改革，完善国内的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提升天然气行业的效率，从而扩大中国天然气的利用规模，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

构建天然气人民币体系设想的提出既是基于对石油美元的借鉴，也是基于当前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放缓的大背景的反思。可以说，构建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设想是融合了实现中国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需要的一个思考，可谓“一举多得”。

作为天然气人民币所借鉴的石油美元，其形成背景、运行机制和作用意义都值得深入探讨。

1．当美元离开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西方主要大国开始擘画全球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如果说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的政治格局，那么同样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召开的另外一个会议则奠定了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那就是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依靠丛林法则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确立。该体系的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其实质是建立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以黄金为支撑，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硬通货”。该体系一举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日不落帝国”的英镑不得不“禅让”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这一体系能够维持的重要前提是美国雄厚的黄金储备。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达到2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官方黄金储备的60%。到1957年的时候，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相当于其他国家官方黄金储备的3倍。

鉴于美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的承诺，西方国家都愿意接受美元为储备货币，美元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这样一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和日本的商品大量流入美国，并产生了巨额的顺差。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美元大量外流，美元贬值压力加剧，美国的黄金储备也不断萎缩，美元兑换黄金的体系变得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法国等欧洲共同体（欧共体）国家宣布，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欧共体内部成员国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如此一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撑——美元与黄金挂钩和盯住汇率制度均不复存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瓦解。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从“硬通货”变成了信用货币。简单地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就相当于黄金，而该体系瓦解后，美元只能依靠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因为美元的发行是由美国财政部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向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发行国债，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的形式向市场投放货币，所以美元信用实质上是美国政府的背书。

2．美元与石油联手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信用基础大为削弱，然而，20世纪70年代，美元非但没有大幅贬值，反而一直保持强势地位，并且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份额维持了高位。数据还显示，美元在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更是从1969年的54.4%上升到1979年的79.2%。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主地位的维系，靠的就是石油美元。据考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份“不可动摇的协议”，即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协议。由于沙特阿拉伯在整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处于特殊地位，因此其他国家也被迫接受了这一规则，并延续至今。沙特阿拉伯这一以石油和美元做交易换取自身安全的协议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其国家安全和王室稳定，但也由此使国际石油市场步入了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时代。美元成为石油这一全球最大宗商品贸易的主货币，美元的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得以维系。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以及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1978年底，伊朗政局动荡，此后又爆发了两伊战争，伊朗的石油产量锐减，从每天580万桶降至100万桶以下，打破了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脆弱的供需平衡。油价从1979年开始暴涨，由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1年的34美元，由此导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机。OPEC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石油美元体系的完善，它不仅维护了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地位，而且美国通过石油期货交易所的建立开展石油期货及其衍生品交易，使石油的定价权从OPEC国家顺利移交给美国金融市场。近年来，美国页岩油气生产的迅速发展使美国成为一个主要的油气机动生产国，取代了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石油机动生产国的地位。美国强势的货币政策、发达的金融市场的交易以及页岩油气的产量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石油价格的波动。

3．石油美元体系的威力

石油美元体系为何能得以长期维持？其背后靠的是两大循环链条。一是石油输出国通过石油贸易获得大量美元，这些美元部分被其用于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进口本国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以及国防产品，剩余的美元则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二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的“亚洲四小龙”、日本以及随后崛起的中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制造业基地，东亚大量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也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和美元流入。东亚地区进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商品后剩余的美元，一方面用于购买中东、非洲、美洲等地的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这就形成了美元第二个主要循环链条。

通过这两大循环链条，美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通行全球，并保持其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的主导地位使美国获益颇丰。首先，最直接的收益自然是“铸币税”。“铸币税”原本指统治者由于拥有货币铸造权而得到的净收益，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铸币税”是指一个国家因其货币为他国所持有而得到的净收益。在金本位制下，一国对国际“铸币税”的索取无法摆脱金属的限制，因为贵金属本身的铸造成本是比较高的，但这种限制在信用货币时代就基本消失了。由于信用货币的发行成本极低，发行国的净收益大大增加。国际“铸币税”实际上是货币发行国对持有国财富的一种占有。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货币的供应，占有境外美元持有者的资源，是世界上受益于国际“铸币税”最多的国家。简单地说，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在境外沉淀了巨额美元资金池，这意味着美国年复一年地无偿使用着他国的商品或服务，以极低的成本攫取着他国的财富。

其次，金融市场规模庞大，市场流动性强，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发行美元证券的筹资成本低。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大量需求增强了其流动性，降低了利率，从而使美国政府和企业融资成本较低。也就是说，通过金融产品的发行，美国以较低的成本弥补了美国贸易和财政赤字，使美国贸易和资本项下的“双顺差”格局得以长期维系。低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美国获取了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的部分利益。

再次，美国可以以货币超发的形式减轻自身的债务负担。美国不断提高其债务规模上限，几乎无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而不必对等地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美国向别国举债以美元计值，其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元贬值即可操纵负债的价值水平。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调节货币供给就可以轻松地逃债。总之，美国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指挥棒和闸门，既可以积蓄财富也可以转移债务负担和远期风险。

最后，美元的主导地位还使美国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美国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量化宽松增加货币发行量，避免信贷紧缩和信心崩溃引致的经济危机，而通过增发美元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还可以通过贸易逆差转嫁给他国。美国经济复苏时，美国货币采取加息等货币紧缩政策，引发美元升值，又可以使美元回流美国。一旦美国经济过热，美国还可以借助美元的国际流动将通货膨胀向境外输出，而不会导致本国严重的通胀。总之，美元的独特地位使美国在货币调整中可以更好地收放自如，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是维持美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支撑。石油美元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其实早已为国内学术界所深刻地认识。美国推行的石油美元战略并不是“阴谋”，而只不过是一个“阳谋”。

今天，天然气人民币虽然还无法彻底撼动石油美元的地位，也无法获得与石油美元相匹配的超额收益，但是，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同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也有着深远积极的影响。因此，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建立必将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一项重大抉择。

如果说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主要是能源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那么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人口红利不断削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就不得不依靠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仅如此，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却十分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构建中国在其中拥有主导权的体系并付诸实施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