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下皖江区域经济(1877~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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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业经济状况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严重恐慌,引发了学者关于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土地问题自然是不可回避的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土地分配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地权的高度集中,地主占有大量农业剩余,是造成农村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见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李紫翔《中国经济恐慌之观察》,章乃器《中国经济恐慌与经济改造》,中华书局,1935;孙冶方《财政资本底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中国农村》第1卷第12期,1935年9月30日;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中国经济》第1卷第4期,1933年8月;冯和法《经济建设中之土地问题》, 《新人》第3卷第40期,1937年5月;等等。以卜凯(J. L. Buck)、托尼(R. H. Tawney)为代表的改良派则认为,土地只是农业生产要素之一,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农户可以通过其他要素投入,或通过非农业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不足,因此土地不是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见J. L. Buck《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台北:学生书局,1971,第210~212页。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Ltd.,1932, pp.36-78。改良派的观点得到当代西方新古典学派学者马若孟、科大卫、布伦特等人认同,而受到黄宗智的驳斥。黄宗智认为,在近代中国,并不存在自由竞争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土地流转和劳动力流动,也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但是,黄宗智没有正面回答,土地租佃制度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他着重分析了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在人口增加、耕地面积不足的环境下,农户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从事家庭手工业商品化生产,来应对家庭人口的压力。黄宗智认为,这种商品化生产,带来的是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农家经济仍然处于糊口水平,处于“过密化”状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第8~14页。以上学者研究区域,主要以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为例。那么在近代皖江区域,人地自然环境如何?土地分配情况怎样?租佃关系经历了怎样变化?农家收入结构如何?本章试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