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区域、时段

长江自江西省湖口进入安徽省，至和县乌江流入江苏省，在安徽省境内全长416公里，习惯上称为“皖江”。皖江两岸，支流众多。如在北岸，主要有华阳河、皖河、菜子湖、巢湖水系。如在南岸，主要有黄湓河、秋浦河、青弋江、水阳江水系。皖江沿岸地带，构成紧密的生态系统。1877年芜湖通商开放之后，依靠这些水路联系，皖江沿岸地带，更直接形成以芜湖为中心的口岸-腹地经济圈，构成紧密的区域经济系统。从地理区域上分析，以同治三年（1864）的行政区域为例，皖江区域主要涵盖以下府县（见表0-1）。

从研究时段上分析，根据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1877年芜湖海关设立，标志着作为近代皖省唯一的约开口岸——芜湖正式对外通商开放，成为近代皖江区域现代经济变迁的起点。皖江区域经济在通商口岸条约体系下，深受国内外市场波动的影响。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皖江区域重要城镇相继沦陷，打断了经济原有发展轨迹。因此，本书主要以1877～1937年为研究时段，有些研究内容会根据实际需要，推早到1877年之前。

二 研究理论

关于近代中国经济趋势，呈现为发展还是沉沦，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就发展论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罗斯基（Thomas G. Rawshi）、马若孟（Ramon H. Myers）、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科大卫（David Faure）、布兰特（Loren Brandt）等人，运用数理分析方法，根据对不同广度资料的分析，论述近代中国或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受到这些西方学者著作影响，以及西方近代化理论范式的引入，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中心线索之一。近代中国经济存在增长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同时，为了区别于直线式的发展，有些国内学者更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波动现象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国外学界，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对16～18世纪的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进行研究，也主张以波动来替代直线性的进步模式更为恰当。

因为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中，只要存在商品生产与货币交换，就一定存在着经济波动现象。马克思最早对于经济波动造成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进行了精辟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经济中已经孕育着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

除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形式之外，至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内在矛盾爆发的表现。这种矛盾必然使危机成为周期性现象。只有通过危机爆发，危机因素内在的统一才显示出来，独立性被强制地消灭。马克思说，只要有支配地位的发达商品经济，危机就会变为现实性。

除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外，随着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经济学界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众多。1962年前后，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在《繁荣与萧条》（第3版）一书中，对西方周期理论进行过总结。诸如：（1）霍垂（R. G. Hawtrey）提出的纯货币理论。他认为，经济循环是一种纯货币现象。货币流量变动，是经济活动兴衰的唯一而充分原因。（2）以哈耶克（F. A. Hayek）、庇古（A. C. Pigou）等为代表的投资过度理论。这种理论的主题是，生产资料或资本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相比，因为受到经济循环的影响更为严重，所以前者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造成经济波动。（3）以霍布森（J. A. Hobson）为代表的消费不足论或储蓄过度论，认为消费不足或储蓄过度，导致投资与需求的不平衡，引起经济波动。（4）以凯恩斯（J. M. Keynes）为代表的心理理论，强调了心理的作用。认为人的不同情绪，会对投资、消费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当情绪乐观时，消费者会增加消费，生产者增加投资，刺激经济繁荣；情绪悲观时，消费与投资活动都会减少，导致经济萧条。（5）以W. S．杰文斯（W. S. Jevons）为代表的农作物收获性理论，认为宇宙气候影响到农作物收获，农作物收获丰歉又会造成经济普遍的波动。

这些理论一般从不同侧重的角度，在假设其他因素或为次要或为固定的前提下，而对周期波动进行解释，因而相互之间往往也是相容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滞胀”现象，因此，周期理论研究有很大的进展，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等。这些理论可以概括为内生和外生两类。外生理论强调经济体制以外因素，诸如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内生理论强调经济体制内部因素，诸如货币、消费、投资的影响。

这些理论均以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周期波动为研究课题。就近代中国而言，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工业化水平很弱。就皖江区域而言，工矿业等现代经济十分落后，传统农业经济仍是主体。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离不开通商口岸制度设立、西方经济冲击-反应的宏观国际环境。经济波动除了内生因素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军事、制度变化、自然灾害、国际市场等外生因素影响巨大。因而，上述的理论，对我们分析近代皖江经济波动，仍然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三 研究现状

除了以上理论的分析之外，笔者阅读的现有研究成果，与本课题相关的主要如下。

第一章，关于土地研究方面：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芜湖县南乡3个村庄102户农家进行过调查；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又在芜湖选择6个村庄，抽查100户农家。这些调查资料收集在卜凯所著的《芜湖一百零二农家之社会及经济的调查》和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两书中。两书从经济学角度，对农家经营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农家经营的规模经济进行分析，对农家经济生产力水平进行研究，是从生产技术方面研究农村经济的代表著作。马克思主义者薛暮桥、冯和法主编的《中国农村》论文选，选录农村经济研究论文多篇，注重从生产关系方面认识农村经济，从而弥补了卜凯研究成果的严重缺陷。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师生，在萧铮主持下，对包括皖江区域在内的全国土地问题进行实践调查，为本书研究土地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框架资料。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推行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计划，并取得丰硕成果，其中谢国兴主持的皖省现代化研究课题有著作和系列论文发表。如谢国兴所著的《农业经济的困局：近代安徽的土地问题》一文，对近代时期安徽省土地分配概况、租佃现象，以及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做出详细论述，是研究皖省土地问题的力作。

第二章，关于交通、工矿业方面：日本学者松浦章（）论述了民船在清代芜湖内河水运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在论述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强调了现代轮船与传统木船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关系。此外，马陵合对江南铁路的兴建、推动皖南与域外市场的经贸联系，进行了分析；也以皖江区域规模最大的铁矿公司为例，论述了中日债务纠纷，制约了安徽借助资源优势发展实业的进程。

第三章，关于商品贸易方面：美国学者施坚雅（G. W. Skinner）所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为近代中国区域市场网络层级结构研究提供了范式。王鹤鸣所著的《芜湖海关》一书，利用芜湖旧海关档案资料，对芜湖海关的进出口贸易趋势、进出口商品种类，以及海关贸易对近代皖省经济的影响，做出详细的具体论述。谢国兴对芜湖旧海关贸易数据，进行数理量化分析，论述中外资本在近代安徽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近代中国海关管理制度中，只要货物经过口岸海关输出入，无论是输出入到国际市场，还是中国其他口岸的国内市场，都属于进出口贸易。本书也将与以上研究成果一样，在行文中沿用这种概念。此外，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的《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以及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赈务委员会主持、洪迥编写的《安徽省水灾查勘报告书》两书，对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的成因，皖省各县受灾损失情况进行过详细调查，为本章从灾荒原因视角研究经济波动，提供了量化资料。

第四章，关于粮食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降，粮食问题成为中国最紧迫问题之一，洋米大量入口和引发的贸易逆差，破坏了中国国民经济，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针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国内存在两种争论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可以维持民食需要，出现米荒问题的原因，在于国内统一粮食市场的不发达，因此主张加强国内粮食的自由流通；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的增加，使得本国粮食生产已经不能维持民食需求，导致洋米的大肆进口。因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而言，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全国米粮供需情况。南京国民政府相关机构，开始运用西方的统计学知识，从事对全国农业，包括重要米市的实际调查，其中林熙春、孙晓村、吴正，均对芜湖米市粮食的来源市场、消费市场、交易程序、市场组织作了专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徐正元在以上调查资料基础上，撰写了《芜湖米市考略》一书，论述了近代芜湖米市形成、发展与衰落过程。范毅军借助旧海关档案等各种资料，以芜湖米市为视角，重点阐述通商口岸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紧密互动。劳伦·伯兰特（Loren Brandt）对1928～1932年上海、芜湖、长沙、杭州、南昌五座城市每月米价行情统计，通过相关系数分析，认为近代中国国内区域粮食市场已经高度融合，并且以上海为中介，融合于世界粮食市场。大卫·贝斯勒（David A. Bessler）对伯兰特列举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对1928～1931年的上海、长沙、芜湖、杭州的米价数据进行更为缜密的数理分析，得出的结论支持了伯伦特的观点。松浦章先后利用旧海关档案，以芜湖稻米市场为例，分析清代商品流通与海关建立，以及与民船运输之间的互动联系。吕绍理对包括芜湖米市在内的全国粮食市场运销组织的效能，进行分析与评估。王春芳认为，近代安徽米谷市场存在着区域内部市场层级与量器容量梯度的反相关系，是维系米谷市场发展的纽带。陈计尧、王业健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粮食市场国内外贸易网络分析，认为不能简单用反帝的思维作为分析粮食问题的框架。此外，张培刚、廖丹清所著《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一书，对近代中国粮食生产、消费、运销以及粮价变动与农家收入关系进行探讨和分析，是系统研究中国粮食经济的专著。

除了以上专题式研究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史研究的兴起和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流行，涉及皖江地区研究的成果甚多。周忍伟、张仲礼、章征科、朱庆葆均从城市史视角出发，对芜湖和安庆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历程进行过研究；沈世培具体地考察近代西方文明对江淮地区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王鹤鸣、施立业所著的《安徽近代经济轨迹》一书，以皖省各产业的发展沿革为主线，描绘安徽近代经济发展轨迹，并提供了详细的统计资料；翁飞所撰《安徽近代经济史》对安徽近代经济的衰退及其原因作了分析；谢国兴所著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一书，更是运用翔实的史料，论述在中外力量的影响下，安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过程，是皖省现代化研究的必备参考力作。

四 资料情况

本课题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费力颇多。除了利用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台北中研院郭廷以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网络资源和纸质书籍之外，全文篇幅利用最多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类。（1）安徽省档案馆藏的胶卷版芜湖《工商日报》。（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资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共170册）；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共199册）。（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关于芜湖土地纠纷档案。（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设委员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