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安全到中国外交:朱立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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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什么需要未来取向的研究定位

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是具有意图和目的性的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结构的形成和改变具有主体建构作用。卡尔曾明确指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是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人员在思维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目,事实就会得到改变。”也就是说,共有观念可以改变社会事实、创造社会事实。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第17页。所谓未来取向,是认为中欧关系的发展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战略思维。在充满复杂性和可变性的世界里,要想使中欧伙伴关系出现积极的飞跃,并日益朝着朋友结构发展,还需要中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积极建构的实践精神。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一种规范的视角和未来取向的定位。

这里强调规范的视角,并不是说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可以不考虑体系结构的制约,而是说在体系结构与行为体的互动中,行为体应充分利用结构留下的空间发挥积极建构的作用,影响未来体系秩序。因此,需要考虑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体系和内部制约因素,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促进中欧关系的积极发展。

首先是体系因素。毫无疑问,国际体系正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全球化是所有影响因素中唯一一个清晰可见的原因。一方面,全球贸易和财富持续增长,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更加不平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兴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持续扩散。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各种制度的拓展加强了人们的沟通能力,人类活动日益超越领土界限,规范因素和身份政治因此而凸显出来。可以说,全球国际体系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势:一是国际力量格局日益多元化;二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和形象越来越重要。国际体系不仅仅是权力政治体系,还是一个各种规范的社会关系体系。后者是由国家之间共同具有的理解与期望所决定的,〔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不被理解和期待的力量难以获得合法性发展。

在这样两大发展趋势下,中欧互动从国际体系制约因素看,会受到两个主要变量的影响。第一是美国因素。如布赞所说,目前,“所有大国都会首先考虑到对美国的关系,而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的优先安排则根据距离的远近而定”。〔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第102页。在中欧关系上也是如此: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选择上属于“重中之重”;大西洋联盟关系在欧洲的政策选择上也远远超过其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再加上共同身份的作用,美国和欧洲应对中国崛起的协调会不断加强,美国因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成为影响中欧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国际力量格局日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国和欧盟的力量始终保持上升势头,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相对平衡的中、美、欧三角关系,中欧关系的发展就有更大的空间。第二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中欧关系的合作程度。欧盟在其对外关系领域,长期以来习惯于确定“游戏规则”,以指导欧洲国家内部和外部行为的各种规范。Karen E. Smith, “Enlargement and European Order”, in Christopher Hill and Michael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71.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深深嵌入其文化、精神、制度之中的一种内在反映,价值追求在欧盟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在发展对欧关系上将始终面临来自欧盟方面关于民主和人权规范的压力,建立政治互信需要中欧双方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这并不是说中欧之间难以朝着朋友结构的方向发展。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主张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其发展模式也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元素,这为中欧互动的积极变化提供了运作空间。

其次是中欧内部因素。中国和欧盟内部都在进行持续的变革,变化中的中国或者欧盟毫无疑问将影响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通过不断改变自己而影响世界。为了建设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合作——李肇星外长谈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 2005年8月22日,http://www.mfa.gov.cn/chn/zxxx/t208030.htm。改革开放28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在价值追求上越来越清晰地体现了和平与和谐的理念。这一理念与欧盟的多边主义和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追求基本契合。只要中国坚持和平与和谐理念,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中欧伙伴关系就可能日益具有全面的、长期稳定的战略意义,互动关系在对手和朋友的社会结构光谱上就有可能朝着朋友结构的方向发展。

当然,欧盟的快速扩大不仅改变了欧盟自身,也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Karen E. Smith, “Enlargement and European Order”, p.270.大批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以及欧盟治理系统构成了挑战。同时,欧盟实现地缘政治转变的工具主要是通过内部政治制度的扩展和延伸,而非传统的政策工具。软权力是欧盟国际政治地位的根本体现,也是欧盟借此影响世界的主要手段,它决定了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这种软权力方式受阻,或者不能保护未来欧盟的核心利益,欧盟是否会改变现有发展模式,积极发展和获取军事能力,并改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眼光看待世界,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当然,一个军事强权的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性的关系。

上述表明,体系层面虽然有一些不利因素,但是仍然存在着可以提升中欧合作的广阔空间。中欧之间需要塑造更多的共识,扩大共同利益,从而使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良性发展。中欧关系还需要增强韧性和耐心,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加强制度建设,拓宽沟通渠道,增强对话的实质性内容,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中欧双方都应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对方,充分肯定各自的成就,尊重各自的传统和规范,避免相互指责,培育化解矛盾的能力。中欧之间还要着眼于未来,特别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处在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中欧双方随着力量的增长,要进一步加大双方关系的独立性,并有效协调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