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方权力结构的多元化

开埠之后，商品经济发展，对外交流增多，传统的社会形态变革，地方权力结构亦逐渐改变，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商人阶层的崛起

开埠之后，福州商人颇为活跃，他们组成商帮，既与官府交涉，又与洋商竞争。1869年，在福州茶叶公会策动下，华籍茶商联合抵制洋商，提高收购价格。每当局势紧张，大商帮常招募兵勇，协助治安。如马尾海战前夕，南台广帮、泉帮各雇勇数十名，守卫番船浦、南台等地，闽浙总督何璟颁发谕令：“倘有土匪乘机窃发，除派兵勇拿办外，各洋行仍须督率伙伴若干人，合力堵御，以期靖患。”随着木材贸易兴盛，木帮实力凸显，雇用哨丁、排夫等巡逻，一旦发现窃贼，“振臂一呼，追骑云集”。在南台颇有影响。

此时，福州商人罢市事件增多。康乾时期，全国罢市时有发生，多集中于江南地区，福州仅见一起，为雍正四年五月，南台饥民阻止米商运粮出境，引发城内外小商店铺罢市。近代之后，福州民众动辄罢市，或保障经济利益、或免遭旗人欺凌、或维护信仰自由等，而地方官多抚谕了事。1874年，福州“城内其民居，向有佛会，近来官宪禁止，而民甚不服，誓欲罢市作难，官以兵戎临之，而民有纠众抵抗，观其势，似将欲叛乱，官恐激成大变，赶紧收兵，事始得寝”。罢市反映“商民群体意识的增长和社会主体意识的提高”。

较之开埠之前，商人影响扩大，一方面积极参与地方事务。1875年，南台火灾，受灾之人，“露宿号寒，枵腹忍饿”，有同和、玉记两店主，捐赀施粥半月，以纾眉急。至清末，商人已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如瓷器商人王锦铨开设商号十余所，以善行著称，“其于里社善举，如赒嫠恤孤、施医给槥、放生惜字之类，为之数十年，未尝少懈”。他们与士绅交游密切，如王锦铨后欠债自杀，陈宝琛为其作传。另一方面，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此时，商业税占地方财政比重上升，厘金与关税，取代田赋和盐课，成为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木业不仅为各类善堂提供资金，更关系地方稳定。1893年，因筹设护卫队请求未能获批，木商暂停运木出口，时人对此颇为忧虑，“不特厘局海关收数不无短绌，即省会粮食亦必逐渐加昂，关系诚非浅鲜也”。凸显木业地位的重要。

商人阶层兴起，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与政治局势有关。咸丰以前，“闽省地瘠民蛮，筮仕者视此，拜为畏途，文武候补官员，寥寥无己，故稍有才具者，无不兼差兼缺，再有当道招呼，则得意易如反掌”，同治以后，“劳绩捐纳，两途太滥，而闽省之宦游人亦多，年盛一年，遂形拥挤，以致候补者，苦海茫茫，欲登无岸”。捐纳者多为富商，如福州总商会创始人张秋舫即有以下头衔：“诰受资政大夫，赏花翎顶戴，户部郎中加五级，特请二品，封典荣封三代。”政治身份的获得，使商人成为绅商，社会地位有所提升。

2．外国势力的渗入

地处海滨要道，福州成为教会入华的桥头堡。1624年，传教士艾儒略在福州创办三山堂，吸引教徒数百人，并向闽东等地传播。康熙年间，福建区宗牧颜珰无视中国风俗，激怒康熙帝，爆发礼仪之争，以致禁教长达百余年。开埠后，福州教会势力复苏。至宣统年间，市区共有信徒数千人，教堂几十座。除传教外，教会还涉足其他社会事业，他们关心时弊、出版报纸、创办学校、建立医院、拯救溺婴、收治麻风、革新风俗、传播新知，推动近代福建社会的变革。

官员对传教人员较为忌惮，时人谓之“中国官吏畏外如虎狼，待民如犬马，凡遇关涉外人之案，辄扬外人而抑平民，加之衙役藉端而鱼肉，罗汉乘隙而扰害，甚至倾家倒产，无所聊生”。许多无告之人民，“始则求援于教会，继则归化于外人”。甚至连富商亦难幸免，如张秋舫因其弟弟私运禁物，害怕受到株连，不惜“万金购英国籍”。教徒“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且无可奈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这必然损害士绅利益，冲击其权威。如上述罗汉即为“士林中之不肖者，武断乡曲，勒索钱财”，加上受到中西文化隔阂、民族情感等其他因素影响，福州士绅与教会冲突不断，共发生八起，分别为19世纪50年代一起、60年代六起、70年代一起，此后三十年，再无教案，即便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旅榕山东人煽动反教，周边教案迭起，福州却平静如常。近代福州教案的变化趋势，反映地方权力结构的嬗变和西方文化理念的传播，说明教会与地方社会日渐融合。

除传教士外，其他行业的外国人亦陆续来到福州，共有英、法、美等17个国家设立领事馆，集中分布于烟台山，在此周围，海关、洋行、医院等机构云集，成为著名的洋人聚居区。南台洋官、洋商虽多，却较少干涉地方事务，一些人员还参与赈灾。1877年，福州洪灾，各西人“共捐洋银二千六百十八元”，并派遣“华人数十名，至彼灾家给予牌一面，示明于西史六月二十一日持牌来受赈，是日到者竟有六千人之多”。总督何璟特派专人致谢。步入20世纪，日本人在福州人数增多，或收集情报，或开办学校、报馆，或开店设栈。由于日货泛滥，加之台籍浪人多从事不法活动，与市民矛盾渐深。

3．绅权依旧强大

孔飞力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结构有一个较大变化，那就是绅权扩张所带来的基层权力结构的演变，以及国家、士绅与地方行政关系的调整，并认为持续的地方军事化开启了近代地方军阀泛滥之源头，标志着王朝的衰落和旧秩序的崩溃。然而福州情况有所不同，开埠之后，士绅却较少干涉政务。非常时刻，亦设有团练，但事后多予以解散。1882年，法军入驻马江，福州设团练局，主持者为林寿图，后总督“以目下军需奇绌，札令于十五日遣散”。1894年，甲午战争，福州团练恢复，由臬司会同府厅县遴选团总十人，招募勇丁，以防止日人入侵。时势稳定后，又予解散，地方未因此而军事化。在民众中，士绅威信下降，街头上出现揭帖，公示士绅秽事，极尽嘲讽能事。“文昌宫议事不休，笑蛙群兮聚讼，作赋召龙头学士，泮宫莫采芹香，谈经尽猴耳名师。”此种情形缘由，一方面是商人、外人等新兴势力冲击士绅地位，另一方面，此时榕籍官员官至督抚者极少，其势力有所衰退。

尽管威望削弱，士绅影响依旧，在公共事务上，官员仍须得到其支持。1885年初，由于“联甲因经费不敷，停止有日”,侯官县令邀请士绅数十人在关帝庙商议，移晷方散。与此同时，士绅兴建育婴善堂，主持内河清淤、西湖开浚等工程，筹款修补道路、桥梁，并制定乡约，禁止赌博、开设烟馆，违犯者或禀官处理，或自行处罚。西关外某乡，禁赌十数年，某甲与“二三戚好共赌牙牌”，乡董闻之后，“刹时间，即邀集各董，传甲至庙重责一百二十下”。许多不法之徒，企图讨好士绅，免受处罚。一些巨绅仍是地方核心人物。如陈宝琛归田后，专注慈善事业，协助官府赈灾，“好善之名，益著于乡闾”。官府中人亦借助其影响，申述不平。1896年，标兵数百人，因粮饷被削，诉求无门，于是到陈宝琛家中，求为代达，陈立即亲赴督辕，面陈一切，可见威望之高。

较之开埠之前，福州士绅仍是赈灾主力，并冲破地域限制，与上海等地互动，参与义赈。丁戊奇荒发生后，福州普安善堂致函上海协助晋赈公所，索取捐册，“劝募晋赈，并拟专人至台湾各处集有捐款”，由南台裕昌洋行莫梅峰先生转汇协赈公所。数年后，福州水灾，士绅们通过救灾网络，向江南等地求援，筹集款项，并身体力行，实施赈灾。筹赈局董到城内外被水之区，“凡有孤寡贫民，挨家施赈，每名给钱一千，约有三千余家”。福州士绅赈灾呈现区域化的特点，得益于埠际贸易兴盛，使人员、信息流动通畅，沪榕两地善堂得以互动。而商业机构则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赈灾过程中，裕昌洋行、丝业会馆、招商局负责转手经费，木行因在沪榕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常成为义赈洽谈场所。

总之，开埠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新兴阶层日渐崛起，士绅虽有削弱，仍在地方占主导地位，这体现在赈灾参与上，商人虽有行善，却难与士绅相比。1900年水灾，陈宝琛督办筹赈局，举行平粜，“非得富户源源接济，万难持久”，而家拥重金的柯广文却屡次拒绝捐资。直到数百名贫民拥至其家，柯广文才“潜到局中”，答应捐千金，“始得脱身而归，然已异常狼狈矣”。柯广文应是位富商，其消极态度可见一斑，而且他在危急时刻，求救的对象不是官府而是筹赈局，显示士绅在基层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