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渤海族的形成

一 渤海族族称与族源

渤海族族称源于第一代国王高王大祚荣接受唐王朝册封，《新唐书》卷219《渤海传》明确记载：“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族，故文献中又有“渤海靺鞨”和“渤海靺鞨大祚荣者”的说法。从开元十二年至二十九年（724～741），常有“渤海靺鞨”之名见于史册，《旧唐书》将卷199专列为《渤海靺鞨传》。自大历八年（773）起，即唐代宗李豫以后，文献中不再见“渤海靺鞨”，取而代之的是“渤海”一称。“渤海”既是地方政权的名称，又是靺鞨人的自称。“渤海”一称随着渤海国疆域的扩大，靺鞨各部的交融统一，成为共同认可的称谓。

渤海国境内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并靺鞨余部、高句丽遗民、扶余、契丹等部族，历经200余年的文化交融和种族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即渤海族。突地稽和大祚荣是粟末靺鞨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袖和代表人物。隋初，突地稽率粟末靺鞨部众及军士，自扶余城西北移居营州地区，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居住营州。唐朝建立后，突地稽遣使朝贡，唐高祖以其部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贞观初，唐太宗拜突地稽为右卫将军，赐姓李。其子李谨行，武力绝人，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唐总章元年，灭高句丽政权，白山靺鞨“素附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粟末靺鞨“徙居营州”，与突地稽所率粟末靺鞨大体居于同一地域。在营州中原文化的熏陶下，历经30余年的交融，两部粟末靺鞨之众形成了新的文化认知。因此，在营州叛乱之际，靺鞨首领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才能实现率部族及部分高句丽遗民“东走渡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这支东归队伍在渤海国开国和政权确立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构成了渤海族的核心部分。

渤海国存世的二百余年间，第一代王高王大祚荣建国，第二代王武王大武艺雄才大略，既巩固了已有的疆域，并且“斥大土宇”，开疆拓土，迫使“东北诸夷畏臣之”。“东北诸夷”即黑水靺鞨所属的拂涅、越喜、虞娄、铁利诸部。第十代王宣王大仁秀时，“役属海北诸部，拓大境宇”，渤海国疆域包括了除黑水部以外的靺鞨六部居地和扶余、秽貊、沃沮、挹娄、高句丽等部族的故地。因此，在渤海国统治期间，上述地区的六部靺鞨及各族遗裔又相当多地加入了渤海族的行列。渤海国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设有15府，其中在高丽故地置2府，在扶余故地置2府，在沃沮故地置南京南海府，在秽貊故地置东京龙原府，共6个府，占2/5。既然称之为故地，显然故地的主人已不复存在。在渤海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强制力量的作用下，各部族日益渤海化，按照渤海国确立的规范交融凝聚，形成了共同的心理意识、共同的经济利益和道德信仰。渤海国第十一代王大彝震以后至辽金时期，渤海族曾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强大部族而存在，乃至在辽金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渤海族的基本特征

渤海族的形成未经历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过程，而是以靺鞨为主导的若干个部族共生共融形成共同的名称和意识，是民族形成中的多元一体模式。“多元”是指各族具有各自的起源、历史文化；“一体”是指各族间长久地（百年以上）发生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统一的整体，是民族体分化后的重新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渤海族是复合民族，即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众多单一民族的集合体。渤海族初始之时正值中华民族进入盛唐之际，高度发达的中原封建经济和文化，对渤海国诸族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渤海政权上层统治者审时度势，积极地接受唐朝册封，既能正视自我，又能主动学习先进，将渤海族纳入（融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正因如此，渤海族在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语言、心理素质、风俗习惯、道德标准、信仰等方面彰显出中华文化的诸多特质并成为主流，同时具有一定靺鞨文化的要素及高句丽文化的成分。

渤海族主要居住在渤海国的五京地区，即今牡丹江、图们江、海兰江、绥芬河流域，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农业是基础性生产。由于渤海国境内各部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形成了若干个经济区。西部农业区，盛产粟、麦、稻；畜牧业有猪、马、羊、鹿等，其中扶余之鹿闻名中原；冶铁、制绵、纺绸、制陶等手工业都有一定规模。中部农业和渔猎区，主要产粟、麦、稻，其中以卢城之稻最为有名。北部和东部地区为狩猎区，老爷岭、完达山脉、锡霍特山脉蜿蜒其间。在一望无际的林海、崇山峻岭及草原之中，栖息和繁衍着各种珍禽异兽，为渤海人的狩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猎获量最大的是鹿、熊、狍、貉、貂、獾、鼬、狐狸等。渤海国地区经济生产的差异使交换贸易成为必需的生计，而贸易的发展必然使渤海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加强，从而形成渤海人相互依存的经济利益。

渤海人以汉字为官方文字，渤海人中的上层“颇有文字与书记”。汉字使用率大抵居十之八九，有时则全部使用汉字，如渤海贞惠公主墓碑和贞孝公主墓碑之碑文，全部用汉字刻写。金熙宗天春元年（1138），曾明文规定：“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汉字和汉语是通用的交际工具。从《贞惠公主墓志》《贞孝公主墓志》以及渤海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到渤海族的汉文水平的高深。

渤海族是笃信佛教的群体，渤海国境内发现的佛寺、佛像、佛舍利等遗物可证实。在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南部大庙处，至今还保存着完整的佛教艺术品石灯幢和修复的石佛像。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记载：“城内存石塔一，石观音一。康熙初，观音首脱，鼻端微损。”张贲在《白云集》中记载：“城南有古寺，镂石为大佛，高丈有六尺，风雨侵蚀，苔藓斑然。……前有石浮屠（即石灯幢），八角形。”雄伟壮观的佛教雕制品，恰说明渤海人对佛教崇拜之虔诚。此外，渤海曾用金银制作一对佛像进献给唐朝。在上京故城内外，经考古发掘证实的寺庙已达11处，西古城（吉林省和龙市）内发现4处，东京城（吉林省珲春市）内发现8处，俄罗斯境内克拉斯基诺古城内及附近地区发现了6处。另外，在上京城、西古城、东京城等渤海城址内出土了大量的各种质料、类型、姿态的佛像，据不完全统计有上千件。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美，不仅当时，且为后世辽、金所不及。渤海族信仰佛教的普遍性，由此可见一斑。1975年4月，上京龙泉府遗址内曾出土一组渤海舍利函。舍利函的造型结构、纹饰图案和函锁、漆匣、琉璃瓶以及函内丝织品等，均与唐代同类物品极为相似。这说明渤海的佛教来源于唐朝。在与唐朝的交往中，渤海的僧人、使者、显贵常到内地名寺谒拜。渤海与日本也常有佛教文化的交往。

渤海族具有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地向唐朝“就市交易”“入寺礼拜”“遣子入侍”“求写《唐礼》”，仿效唐王朝确立了渤海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和以儒家忠孝仁爱思想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形成了崇儒尚文的社会风气。渤海族主要吸收了中原汉族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同时继承了靺鞨族自身的传统，也受到了高句丽文化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渤海族是以汉化了的靺鞨族为主体的共同体。

渤海族得到了同时期周边政治实体的认同，“渤海人”“渤海族”成了名副其实的他称。这种认同在与唐朝、辽朝、金朝以及新罗、日本等的交往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唐廷或中原人看来，“渤海”只是一个夷狄番邦，故将其作为一个羁縻州纳入唐朝的册封体制中。对这个羁縻州，刘昫《旧唐书》作“渤海靺鞨”，欧阳修《新唐书》作“渤海”，收入《北狄传》；关于渤海国，从中原方面记载较为集中的《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旧五代史》等基本史料来看，大体有“渤海”“渤海靺鞨”“靺鞨渤海”“靺鞨”等几类称呼。辽金王朝对被征服民族渤海人基本上以联姻、任官等方式加以拉拢利用，存其风俗习惯，如婚嫁等习俗允其保留，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在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方面还保留本民族的某些传统习俗。总之，渤海人以独立的群体成为辽金王朝的臣民。

大仁秀统治期间，渤海国正式确立了对黑水靺鞨诸部的治理。以黑水部为代表的北方靺鞨部与渤海族在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渤海族从事农耕经济，居都市，颇知书契，而北方靺鞨诸部从事渔猎采集，穴居荒野，保留着原始文化状态。因此，黑水靺鞨诸部无法融入新形成的渤海族中，成为渤海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靺鞨族。杨军先生在《渤海国民族构成与分布研究》中指出，渤海国灭亡前，总计约60万户300万人，其中靺鞨人10余万户，秽貊族接近10万户，二者相加约占渤海国总人口数的1/3，其余40万户200万人是渤海族，约占渤海国总人口的2/3。秽貊族的居住地基本没有变化。靺鞨族与渤海族的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靺鞨诸部在东北，渤海族在西南。大体而言，在渤海的五京十五府中，上京、中京、东京、西京、长岭府、扶余府、鄚颉府，以及郢、铜、涑三个“独奏州”属于渤海族分布区，定理府、安边府、率宾府、东平府、铁利府、怀远府、安远府属于靺鞨族分布区，秽貊族主要居住在南京南海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