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渤海人的构成

一 靺鞨族

渤海人是对渤海国境内各族的总称。随着其疆域的扩大，“海东盛国”局面的形成，旧的部族消失，新的族体融合凝聚，民族构成亦呈现显著变化。渤海前期以靺鞨族为主，高句丽人是重要的成员；后期以渤海族为主，其构成主要是靺鞨人。

靺鞨族包括粟末部、白山部、黑水部等各部靺鞨人，是渤海国前期的主体民族且处于统治地位，其他的部族皆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渤海国在接受唐朝册封之前，大祚荣虽自称“震国王”，但仍以“靺鞨”为国号。“靺鞨”或“靺鞨国”，既是包括唐人、新罗人和日本人在内的周围邻人对渤海国的他称，周邻均把初建之际的大祚荣政权即渤海国的前身称之为“靺鞨国”；又是渤海王室及其统治集团对本国或本族的自称。渤海国自然就是靺鞨人建立的国家了，其主体民族也就必为靺鞨人，从而形成了“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的局面。

据考察，靺鞨族是由若干部族组成的民族混合体，其中北系黑水靺鞨诸部同南系的粟末、白山诸部之间，无论是族源、血统，还是文化形态等，除了共同之处，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所以，说他们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就未免失于笼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唐代靺鞨这一泛称之下，不仅包括秽貊、肃慎两系，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族系。如《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把郡利、窟说都列入黑水靺鞨传之中，但郡利即金元时的吉利迷、乞列迷，明清时费雅喀，今俄罗斯境内尼夫赫；窟说为元明时苦兀，清时库页，又有“库野”“库叶”等不同写法，他们都属古亚细亚语系，与肃慎系统通古斯语族不同。因此，靺鞨是若干族群的统称，并不是一个民族。

渤海建国后，接纳和收容了大量的靺鞨诸部之人和高句丽遗民，史称：“汩（伯）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在不断的“斥大土宇”“开大境宇”的过程中，又陆陆续续兼并了其他靺鞨部落并招纳了其他民族的成员，史载有拂涅、虞娄、铁利、越喜、率宾、“达姑”诸部族之人。其中拂涅部，应该是分布于今三江平原南部一带的勿吉本部；虞娄部，分布于今三江平原北部一带；率宾部，其先世很可能是原北沃沮人中的一个分支，后逐渐同挹娄人以及勿吉—靺鞨相互融合而形成新的人们共同体；而“达姑”或作“达姤”，系室韦诸部中的一支，属于东胡—鲜卑系统。

从渤海人姓名上分析，可看到在目前已知的90个姓氏和大量的名字中，多数姓氏是靺鞨人的，如大、葱、德、贺、智、慎、斡、慕、舍、菸、谒、合、先、挞。俄罗斯著名渤海史专家Э.В．沙弗库诺夫曾指出，用于书写姓氏的汉字，多半是渤海靺鞨氏族部落人名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汉字“高”，见于727年渤海国赴日本使者高斋德一名，该名的另一种写法——高吉德见于1029年。该名的古汉语标音近似于“科基德”（кокидэ），这就同满洲氏族部落的人名科基里（кокири）、基德里（кидэли）找到了相似之处。这里的附加成分“里”（—ри）显然来源于晚期。至于附加成分“德”（—дэ），在一系列渤海靺鞨的人名中都可以见到，如谒德、慕感德、萨五德、申德等。汉字“乌”，见于渤海国一些使臣名字的开头：乌那达利、乌舍利、乌施可蒙、乌素可蒙、乌借芝蒙、乌焰度、乌斯多等。据《松漠纪闻》载，渤海王以大为姓，右姓望族多以高、张、杨、窦、乌、李为姓。

二 高句丽遗族

渤海国境内的高句丽人或高句丽遗族是汉唐时期东北地区高句丽政权的遗裔。该政权由汉唐时期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古老民族高句丽人所建，是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藩封国。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胜兵三十余万。唐总章元年（668），唐王朝讨灭高句丽政权，完成统一大业。其遗民大部分被迁入中原，小部分亡入靺鞨、新罗、突厥，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故地。迁入中原的和亡入靺鞨的，以及留在原地的高句丽遗民先后成为渤海国民众。因此，渤海国建立后，高句丽遗民成为渤海国境内一支重要的群体。张国钟认为其人“占绝对多数”；朴时亨认为“大约占十分之三四”的程度。从现有文献考察，大约占二三成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成为渤海国编户的高句丽遗民，其民族特征渐渐消失，逐渐融合到正在形成的渤海族中去了，不再以高句丽族见之于史。

三 汉族、契丹、九姓杂胡

唐朝东北重镇营州，是汉朝辽西郡故地，隋朝称柳城，唐朝，营州地区已有众多的汉、契丹、奚、高句丽、靺鞨等族居住，是多民族杂居区。唐朝诗人高适的《营州歌》对营州的民族风貌做了描述：“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隋唐两朝大体上能够“顺其土俗”，予以善待，对其上层人物尽力笼络，分别授予包括都督、刺史在内的各种官职，并为此建置了一系列的羁縻州、府。当地的官长也大都注意调解处理民族关系，“怀抚靺鞨、契丹”，隋唐两朝曾一再“悉发（契丹）酋长与奚部首领从军”，包括契丹、靺鞨、奚人等在内的营州“胡兵”曾为讨伐高句丽的主力部队之一，并屡屡立有军功，而统率这支部队的边帅如韦冲、程名振、张俭等人则一时俱号称为“名将”。

营州地区很早就有汉民居住，汉末乌桓乘天下大乱，掠有汉民十余万户。曹操破乌桓蹋顿，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十六国时北方战乱频仍，慕容氏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流民纷纷徙至。唐代，营州作为中央王朝经营东北的前沿阵地，周围散布着多个蕃族部落。《通典》卷178《州郡八》柳城县条云：“有龙山、鲜卑山，在县东南二百里；棘城之东塞外亦有鲜卑山，在辽西之北一百里，未详孰是……其龙山，即慕容皝祭龙所也。有饶乐水、汉故徒河县城和龙城。室韦、靺鞨诸部并在东北，远者六千里，近者二千余里，西北与奚接，北与契丹相接。”又柳城郡条：“东至辽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东南到安东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百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帐四百里。”

武德四年（621），契丹酋帅孙敖曹内附，唐诏令于营州城旁安置。孙敖曹行辽州总管，至其孙为归城州刺史，这是契丹人大批迁入营州的最早记录。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辱纥主曲据率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武则天载初年间，由于社会稳定，人口滋生，又设立沃州等处置契丹人。人口数量的增加为番族的活动提供了人员基础，数年之后，契丹据营州之地叛乱。

696年发生的营州之乱有异于其他叛乱，本质上属于饥民暴动性质，参加者未必局限于契丹。薛宗正著《突厥史》中援引《资治通鉴》卷205《唐纪21》万岁通天元年八月条的如下记载：“先是，契丹破营州，获唐俘数百，囚之地牢。……伺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遂释之。”并推论“饥饿的汉族灾民自然也支持这场暴动”。加之武懿宗“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胁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刳取其胆”，并欲将“河北百姓从贼者”“尽族之”。这就迫使当地汉人、契丹人等参与了东奔。两唐书《渤海传》分别称，渤海“风俗与高丽及契丹同”, “余俗与高丽、契丹略等”，考其原因虽多，如靺鞨人与契丹在历史上长时间接触，尤其是在营州地区的长期共处，建国后又长期为邻等，但其居民中自始至终有一些契丹人在内，显然也是个重要的因素，这也就表明当时可能有不少契丹人跟随祚荣东奔。契丹人如此，当地的奚人以及九姓杂胡等在唐军的讨伐和屠戮下，也可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粟特人在渤海国境内不仅人数多，而且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粟特人又称昭武九姓胡、九姓胡，在营州柳城一带有大量聚落。柳城素为突厥、高句丽等诸番交易之地，而诸番贸易经常少不了中亚商业民族粟特人的参与，粟特人能够不远万里辗转来到营州，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武德四年（621）六月，“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石为昭武九姓之一，可见唐初粟特人在营州就有一定的势力。开元五年（717），营州的许多粟特胡人仍以经商为业。“营州杂种胡”安禄山、史思明就曾为“互市牙郎”，两人实际是流寓营州的粟特部酋。安史之乱时，粟特人对渤海国王大钦茂提出“保守中立”的建议并被采纳，足以说明粟特人在渤海国中的地位，可以左右朝政。近年在黑龙江省的渤海墓葬中发现有蓝绿色眼睛的陶俑（现藏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或许就提供了九姓杂胡之人参加东奔并成为后来渤海居民的“物证”，只是其具体的数量似又较汉人和契丹为少。不过，这几部分人加起来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总数可能有几千人。

因此，渤海国的民族构成是靺鞨、高句丽、汉人、契丹、奚人、九姓杂胡、达姑以及扶余、沃沮、秽貊人的后裔等，其中靺鞨是主体民族。此外，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9世纪中叶回纥国灭亡后，“大量的回纥部落迁移到渤海国的领土上”。而从族系上说，其中的靺鞨人属于肃慎族系，扶余、高句丽、沃沮、秽貊等属于扶余—秽貊族系，契丹、奚人及达姑部人属于东胡—鲜卑族系，汉人属于华夏系，回纥人则属于古突厥系。因此，渤海国的民族构成可谓复杂多样，绝非单一的民族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