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洪真起事与婺源立县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休宁县人洪真（一作“贞”）聚众起事，以休宁县回玉乡鸡笼山为营寨，在歙、衢、睦三州交界区域的遂安（今淳安）、开化、休宁县地域400余里范围内活动。朝廷为之震动，玄宗李隆基急忙派兵征伐。起事历时3年才被镇压下去。为了加强对这一“松散”地区的治理，玄宗诏令划出歙州休宁县回玉乡和饶州乐平县怀金乡两乡共纵横200余里的地域建立婺源县。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初八，婺源县治正式在清华（今县北清华村）建立，县名即以县治“地近婺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歙州，属江南东道。当年县衙门前的一棵苦槠树，在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雨霜雪之后，仍然生机勃勃，树影婆娑，成为婺源立县的唯一见证者。

唐天宝元年（742），歙州又改为新安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新安郡复改为歙州，婺源县均随而属之。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婺源被定为上县。当时，一些户籍为婺源县的民众居住在与婺源县交界的饶州乐平县丹阳乡。为了加强管理，元和七年（812），朝廷派员勘定后，将乐平县丹阳乡划归婺源县管辖，婺源县地域由此扩大了45里45步。就在这次行政区划的变更中，汉长沙王吴芮（前241～前202）的陵墓，随石老山（亦名“鸡笼峰”，即今镇头镇冷水亭南侧之鸡山）划入了婺源县版图。

清华镇老县衙苦槠树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婺源县治由清华迁移到县境南部的蚺城。自此之后，蚺城一直是婺源县治、州治的所在地。蚺城得名于城内的蚺城山，因其山5个山冈起伏类似蚺蛇，故称为蚺城山。在县治迁入之前的唐咸通六年（865），歙州刺史卢肇就曾上奏在蚺城置弦高镇，驻兵镇守。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因盗寇猖獗，歙州游奕使、婺源制置使汪武曾在这里以私财买民地建城堡，于腰滩、蚺蛇两港架木立栅，并在港旁设立营寨，以利战守。当年，婺源县治之所以由清华迁至蚺城，与蚺城优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的人们认为蚺城“背枕龙阜，面耸鸦尖，方山峙左，丁峰插右”，群山环抱，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个“百年之内，异才间出，悉其风土者，共乐而安之焉”的风水宝地（康熙《婺源县志·山川》）。

五代十国时期，婺源先后随歙州属吴宁国军、南唐建威军管辖。南唐升元二年（938），都制置使刘津率领关西士卒1500人镇守婺源。刘津在弦高镇建造新城，首次完成了婺源县治城池的建设。

唐代，中原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乱，即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黄巢起义。战乱一起，赤地千里，庐舍为墟，生灵涂炭，无数难民外迁避乱，形成继晋代“永嘉之乱”后中国第二次北人南迁的大潮。婺源山川险阻，兵革难至，正是人们逃避战乱的理想之地。所以在唐代中后期，先后有詹、洪、郎、程、汪、王、胡、江、方、戴、曹、叶、朱、俞、张、陈、金、单、项、潘等姓迁居婺源。随后在五代十国时期，又有游、吴、黄、刘、许、周等姓迁入。此外，一些官员在婺源任职后留恋其秀美山水，也选择留居婺源。还有一些纵情山水、寄身林泉的文人学士，也把婺源作为隐居佳所。唐末昭宗皇帝李晔之子因朱温篡唐而避祸婺源，把姓氏由李改为胡，取名昌翼，隐居考川（今考水），开创了中国“明经胡氏”一脉。

因避中原战乱而移民婺源的北方士族，大都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在婺源除了恪守宗谊、严守谱系、完善宗族的宗法文化外，还不断传播儒家文化，敦进儒学文礼，促使婺源“俗益向文雅”（罗愿《新安志·风俗》）。他们坚持不懈的教化，使当地山越土著逐步接受中原文化，终于在唐末完成了汉、越的融合。五代以后，再也不见有关山越族的文字记载。

唐宋时期，婺源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昔日的“刀耕火种”逐渐转为精耕细作，山间盆地不断开垦，山场逐渐开发，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南唐初，随都制置使刘津前来镇守婺源的1500名关西军兵士，因当时国家分裂不能回归原籍，于是分诸校置营，与招募来的流落散兵一起垦荒屯田，后留居婺源以耕种为业。当时他们屯耕的地点分布婺源各地，有武溪香田、思溪大田、潋溪车田、浮溪言田、古溪丰田以及杨田、梅田、长田、罗田、冲田、仰田等地，婺源境内凡以“田”为村名者，多为其屯田之所。茶叶此时已成为婺源主要的经济作物，在山间广为栽种，“绿丛遍山野，户户飘茶香”。成书于760年左右的陆羽的《茶经》，明确注明“歙州（茶）生婺源山谷”，茶品质量亦为上色。唐杨晔《膳夫经手录》有言：“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这一时期，婺源的制瓷业也已具规模。1957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唐代婺源县北清华东园一带广布瓷窑，烧制的青瓷、青白瓷等器具质量较好，产品大量销往歙、饶、衢、睦等州。唐中期以后，婺源龙尾砚（亦称“歙砚”）已闻名全国。唐元和年间（806 ～820），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中，便已将龙尾砚列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五代时，龙尾歙砚曾被梁太祖用作奖赏大臣的御赐品。南唐时，龙尾歙砚的产制进入兴盛期，中主李璟特在歙州设置砚务，令砚务官赴龙尾山为朝廷督制贡砚。南唐后主李煜，更将龙尾歙砚夸为“天下之冠”。

唐代，婺源在民俗方面产生了崇拜“五猖”的神灵信仰。明弘治《徽州府志》载，官居门下省侍中的婺源人王瑜有园在蚺城北隅，唐光启二年（886），一夕红光烛天，只见五猖（又称‘五显’‘五通’‘五圣’‘五郎’等）神从天而下，威仪如王侯。为了让五猖神驱灾免疫，保佑百姓，王瑜捐地、输租，特建庙宇以祀，供奉东西南北中各方“猖神”。自此，民间崇拜五猖神的信仰逐渐传播开来，成为江南地区信奉者弥多的民间信仰之一。五猖信仰也得到了皇家的崇奉，宋大观三年（1109），徽宗赐婺源五猖庙“灵顺”庙额；宋淳熙元年（1174），孝宗封五猖神为公爵；宋嘉泰二年（1202），宁宗封五猖神为王爵。元延祐元年（1314），仁宗赐“万寿灵顺”庙额。婺源灵顺庙成为五猖信仰的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