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山越先民的变迁

秦统一六国后，派兵南征越族。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国大将王翦开始率师定江南，降“百越”。大约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秦军占领今皖南地区，设黝（后改“黟”）、歙二县，隶属鄣郡。婺源地域当时属于歙县管辖，因此也随之归属鄣郡。据说“鄣郡”得名也与婺源三天子鄣（大鄣山）有关。秦始皇在平定百越后，把广东、福建等地部分越民强行迁至黟、歙等地，增加了这些地方的人口，促进了这些地方的开发。

西汉元狩二年（前121），鄣郡改为丹阳郡，婺源地域作为歙县的管辖地随之隶属丹阳郡。

秦汉时期，生活在黟、歙地域的土著越人和被迫迁徙来的越人，因不堪封建王朝的暴政，凭借区域内奇险多峻的山水，纷纷逃入山中，形成“山越”。山越人刀耕火种，聚族为群，保留着传统的习俗，“以渔猎、山伐为业”。他们长期居住于幽深山谷，不是封建王朝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无须上缴皇粮国税，也无须承担官府差役，自给自足，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一时期，婺源地域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1975年，婺源思溪村出土了一枚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的陶权，其长、宽均为6.4厘米，通高7厘米，上有阳文“元兴元年中作”和“史师所作”。这枚陶权是这片土地那时“丰给”景象的一个佐证。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陶权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丹阳郡成为孙吴政权的割据地之一。由于山越人遁迹于山林，不但不纳粮当差，而且还经常出没山林袭扰孙吴政权，对孙吴政权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吴主孙权因此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派遣威武中郎将贺齐率军对黟、歙一带的山越人进行了讨伐弹压，其中最惨烈一战“凡斩首七千”。贺齐初步平定山越后，孙吴政权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分割歙县的辖地，增置始新、新定、犁（后改“黎”）阳、鸺（不久改“休”）阳4县，加上原有的黟县、歙县共6县，建立新都郡，隶属扬州。婺源地域归属休阳（三国吴永安元年，即258年，改名“海阳”）管辖。后来，山越人发动过多次反抗斗争，但都被孙吴政权一一镇压下去。吴嘉禾三年（234），孙权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采取武力围困、断绝粮源与招抚攻心并用的策略，逼迫山越人出山。诸葛恪花了整整3年时间，才基本平服皖南山区的山越，并将大量山越人迁出了山林。

山越人走出深山后，部分身强力壮的男子被补充到孙吴的军队中，成为孙吴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补充；另一部分人则被强制与汉族人一起编入户籍，开始向朝廷纳赋当差。山越的被征服，结束了这里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当地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客观上加强了越族和汉族的融合，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尔后，随着西晋时期“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先后爆发，北方陷入长期战乱，中原一带许多名门望族、仕宦之家为躲避战祸，纷纷向南迁徙。山限壤隔、地旷人稀的婺源，自然成为他们逃避战乱的绝好安居之所。这些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既增加了婺源的人口数量，也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加速了汉、越融合的步伐。同时，他们还带来了儒学文化和相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灌溉技术，不仅冲击并整合了这里的山越文化，改变了其文化结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经济结构，使之由一个半原始形态的山越丛林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变。

西晋太康元年（280）晋灭吴，新都郡改为新安郡，海阳县改为海宁县，婺源地域属海宁县管辖。隋开皇九年（589），新安郡改为歙州，开皇十八年（598），海宁县改为休宁县，婺源地域隶属歙州休宁县。隋大业三年（607），歙州复改为新安郡。唐武德四年（621），新安郡又改为歙州。婺源地域一直归属休宁县管辖，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婺源县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