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改革的方向 公益的力量
中国的慈善公益部门依照国际学术研究共同认知的标准，属于跟政府部门与公司营利部门相对应的非营利部门，又称第三部门。它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发挥的社会功能，即是基于个人志愿的资金奉献或时间奉献，通过非营利组织的有效管理，来解决社会公共空间构建的资源不足、公共空间治理的失效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以增进社会资本，实现社会协同发展。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2016年用于第三部门的仅仅资金捐赠就有近400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7200亿元），占美国当年GDP的2.17%。如果加上志愿时间折价，估计要超过5%。在美国，非营利组织货币捐赠的收入大约只占总收入的20%，还有30%收入来自政府采购，50%收入来自服务收费。因此，第三部门始终成为美国前三位的大行业，创造的GDP和就业岗位都超过10%。这些还不包括30万家宗教组织的收入，尽管其收入很大部分用于慈善，因其无须向税务部门报告，故不在捐款统计之列。
相对而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部门的力量就弱小很多。2016年中国捐赠134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97.94亿美元），仅占中国当年GDP的0.18%。据2015年民政部的统计公报，全国66.2万家社会组织，全年累计收入为2929.0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0.43%。社会组织吸纳就业734.8万人，人均创值3.98万元，而当年全国同口径服务业人均创值10.4万元，是社会组织人均劳动生产率的2.5倍。
表面上看起来的资源不足，潜藏在后面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第三部门不是从民间发育出来而是从政府发育出来，官办色彩很浓，官僚气息很重，因此用钱的效率很低，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力和动员筹资能力也就很有限了。同时官办非营利组织的作风与文化基因，严重影响行业的社会沟通能力与社会融合能力，削弱行业公信力和民间筹资的激励能力。此外大量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像本部门的二政府，层层垄断了捐赠资源，大大挤压了民间及草根非营利组织的生长空间，从而极大影响了第三部门筹资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的提高。因此，除了允许并鼓励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之外，如何改革中国第三部门的官气，使官办非营利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并去行政化，以逐步消除官办非营利组织对慈善捐款的垄断与滥用，一直是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难题。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慈善法》，应该是第三部门行业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这种方向明确的改革有可能往前推进的一个好的立法开端。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一个1989年成立的官办非营利组织，最初由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林乎加、陈俊生及项南等老同志所创建，项南同志为第一、第二任会长。1999年国务院扶贫办在中国加入WTO大改革背景下的开放式改革思路和王郁昭会长聘用何道峰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法定代表人），推动了该机构的去行政化改革试验，成为慈善公益领域中迄今为止唯一进行去行政化改革试验的成功案例。10年前，我参与北京大学《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的编撰，并为第十九章“官办社团的‘转型’实践：中国扶贫基金会案例”作评，指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转型是其他同类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改革转型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一个开明的业务主管单位，就是国务院扶贫办；二是有一个德高望重、支持改革、压得住阵脚的如王郁昭、段应碧这样的会长；三是出现了一位可遇不可求的优秀改革操盘手，就是何道峰。
改革使中国扶贫基金会可以从市场上招聘人才，直面市场竞争，从市场中寻找灵感与公益力量的源泉，使中国扶贫基金会获得了超常的能量与勃勃生机，从而使其从众多官办基金会中脱颖而出，逐渐发展成行业的引领者与创新者。我有幸受聘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与何道峰先生及扶贫基金会理事会的同人分享这一改革的历程和这一改革试验个案的书写。
记得在1999年希望工程国际研讨会上，何道峰约上王郁昭会长在会场默默坐了3天，到会议结束才做自我介绍，我才发现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不速之客”。何道峰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要对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质上是“弯道超车”，制定了赶超的目标与战略，跑到前头。此后打造的富于中国扶贫基金会机构品牌色彩的母婴平安120项目、新长城大学生资助项目、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项目、爱心包裹项目、筑巢行动、饥饿儿童及“善行者”等项目，一个个脱颖而出，获得公众青睐，使基金会的年捐赠额从改革前不足2000万元上升到现在4亿～6亿元，年受益人口从改革前的数万人上升到现在的数百万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第一家在缅甸、尼泊尔、埃塞俄比亚、苏丹及乌干达等国家拥有长期公益项目、常设机构与常驻人员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开启了走向国际、走向世界的时代先河。还须特别提及的是，何道峰将其1996年在秦巴山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实施的志愿性公益小额信贷项目引入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多年培育和改革，创造了一家坚持时间最久的中国精准扶贫社会企业——中和农信公司。2016年，中和农信公司为中国贫困地区250个县的近40万贫困农村妇女发放小额贷款67亿元人民币，有3000多名当地山村的高中毕业生经过培训在为40万从未得到过包括信用社在内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村贫困妇女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在国务院参事室向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汇报会上，我作为特约研究员，报告了中和农信的公益精准扶贫模式，受到与会参事和领导的关注。在2017年6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上，中和农信又荣膺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奖最高奖“年度社会企业奖”。
中国扶贫基金会用自己的改革实践证明：去行政化改革是中国官办非营利组织的唯一出路，改革是促进《慈善法》落地和第三部门良性发展的唯一出路，改革也是小平同志所领导证明的中国摆脱贫穷并平稳迈向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201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将其成立以来的公益探索之路特别是改革探索之路编写成会史，以供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后来者和公益行业的学者查阅、研究与反思之用，此举意义重大，我由衷支持。一个组织机构，注重历史的记录和从历史的记录中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组织走向成熟和有力量的标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扶贫基金会改革发展简史（1989 ～2015）》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经典案例》，不仅是会史编辑小组辛勤劳动的成果，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公益行业内第一部公益组织个案史，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对行业发展的又一次新的引领。仔细研读这本《简史》与《案例》，不仅能感受到这个组织每一次战略调整与管理改革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经济脉冲，而且能感受到每一次改革与调整的激情与理性，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从理事会、会长会议、秘书处、各部门、各项目乃至基层各色小人物为这个组织的整体筹谋而奋斗的立体画面。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这个团队在体制改革后培养起来的特殊个性、协作精神与核心竞争力。
这是一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信史，弥足珍贵，她的主要目的不是给先行者立传，而是中国公益组织传承机构文化与管理基因的尝试与发端，让未来领导者从这部《简史》和《案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同时，也希望中国公益行业的学者及政策制定者们能从这个改革试验案例的《简史》和《案例》乃至未公开出版的《制度汇编》与《领导讲话》中得到启示，审时度势，引导未来。毫无疑问，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这部《简史》与《案例》也是贡献给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教科书，大家一定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和营养，审视各自机构，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市场和社会创新的大变局时代中，把握好变革的方向，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提升民间公益即第三部门的主体地位，增强公共空间及公共利益建构的张力与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