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综述

（一）国内道教音乐研究概况

道教音乐一直是中国宗教音乐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发表的多篇相关研究综述显示出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持续探讨的研究热度。较早关注到道教科仪音乐的有关论著，是陈国符于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执教期间撰写的《道教斋醮仪源流考》一书。随后，作者从该书中选取有关道教科仪音乐的部分作了增补，写成《道乐考略稿》收入《道藏源流考》并由中华书局印行。音乐学界对于道教音乐的采录整理工作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工作组曾对湖南省44个县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包括“应教”和编者所称的“巫教”音乐作了乐谱记录和简要的文字解说，最后和佛教音乐等调查结果一起刊登发表。这不仅是中国音乐学界第一次对某一地区所有乐种进行的普查，并且能够把关注焦点放在民俗性和宗教性音乐方面，在当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期的研究成果还有对苏州玄妙观、佳县白云山道教音乐以及苏南地区道乐的考察所记录的乐谱和简要文字概述。这一时期的道乐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曲谱资料的采录与整理，研究成果大多以油印本的曲谱汇编面世，还未进入到真正的研究层面。尽管如此，这些记谱与简要情况的介绍，为以后留下了极其可贵的原始资料。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借助于全国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对宗教音乐收集工作的确定和展开，中断了二十余年的道教音乐研究重新得以复苏，并为开创道教音乐研究的新局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资料成果主要围绕湖北武当山、北京白云观、四川青城山、沈阳太清宫以及山东、江苏等地的宫观道教音乐进行采录、收集、记谱、整理展开，并印行了部分经韵曲谱。同时，由于一批道教音乐研究方面深有影响的学者的积极参与，涌现出一批较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使得这一时期的道乐研究工作开始进入到真正的学术研究层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宗教音乐的全面收集，道教音乐逐渐形成当时学术研究的热点。较为系统深入地对道教音乐进行学术理论研究的格局已开始形成，由对某一道乐的源流沿革、基本形态的描述，延伸到对道乐史、道乐形态、道乐体系及相关社会文化的综合性分析研究。这一时期召开的几次重要学术会议为道教音乐进一步深入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5年在香港召开“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海外学者，如日本的田仲一诚，加拿大的简其华，法国的施舟人、劳格文、白客金、包士廉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学者的学术参与，使得道教音乐研究朝着更广泛的领域迈进。这一时期出版的较为重要的道教音乐研究专集主要有《全真正韵——玉溪道人闵智亭传谱》《道教音乐》《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等。

90年代以来，道教仪式音乐研究成为伴随仪式音乐研究的兴起而备受关注的领域。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的曹本冶教授发起与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研究推向中国境内更广阔的领域。该项目分为三期完成：第一期为“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1993～1998）”。该项目联合了近二十位相关学者，有计划地对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圣地的传统仪式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共出版《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系列丛书》21本，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期为“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曲目、风格及传统研究·西南—西北地区（1999～2001）”，编辑出版了《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西北卷》。第三期为“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曲目、风格及传统研究·华东—华南地区（2003～2006）”，编辑出版了《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华南卷》。与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宗教音乐研究侧重于调查、采样、记谱的取向相比，道教仪式音乐研究注重“全方位地分析研究仪式音乐与其所处生态环境（仪式、信仰体系及其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从而达到对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的结构规法及其在中国信仰体系中意义和内涵的宏观认知”。与此同时，关于仪式音乐理论研究方法的讨论仍在热烈进行，代表性著作和文章有《道乐论：道教仪式的“信仰、行为、音声”三元理论结构研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仪式音声”的研究：从中国视野重审民族音乐学》《仪式环境中的道教音乐》《香港与大陆之道教音乐的比较研究——有关发生环境的分析》等。

追溯道教音乐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道教音乐研究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全国各地较为重要的宫观道教音乐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记录工作，为理论界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资料，进而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历代正统道乐发展厘清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我们也看到受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研究方法的影响，道教音乐研究更加注重对仪式系统内部结构规律以及文化意义层面的探讨，这些转变为传统的道教音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从目前各地道教音乐的总体研究情况来看，道教音乐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正统道教音乐源流体系的梳理与探讨，且受道教在南方地区较为发达的情况所致，学者们对南方道教仪式音乐的关注远多于北方，对不属于正统宫观派道教和目前大量散居于地方民间的北方道教科仪音乐研究仍较薄弱。

（二）晋北地区民间道教音乐研究综述

1．调查报告、志书类介绍性文章

与晋北地方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相关的文献资料，早期主要散见于各类调查报告、志书类介绍性文章以及曲谱选登。如刘建昌的《道教音乐》，刘建昌、陈家滨、任德泽的《山西宗教音乐调查报告》，李国瑞的《恒山道教音乐》《朔州民间歌舞》（上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工作对“山西道教音乐”部分内容介绍以及孙秀华、张磊的《山西道教音乐》一书。这类文献大多仅作概括式介绍，尚未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层面。

《集成》认为，山西的道教正一派和全真派兼具，正一派主要在晋北一带活动，区域包括阳高县、天镇县、大同市、浑源县、应县、朔州市等地，而全真派主要活动在晋南一带。书中同时收录了正一教道曲24首，其中大部分为笙管曲目，经韵曲目占少数。同样值得关注的资料还有原雁北行署赵甫仁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晋北朔州民间道士音乐进行的初步整理。整理记录了朔州地区山阴县和朔县两个县区的部分仪式经文资料以及23首乐曲和18首锣鼓经，同时对朔州民间阴阳文化进行了简要介绍，这些都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朔州民间歌舞》（上册）一书中。这是笔者在朔州地区考察过程中发现的唯一一份朔州地区民间道乐记谱资料。这些资料介绍了三四十年前朔州民间道乐的基本情况，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山西道教音乐》主要从山西道教史、山西道教科仪分类与程式、山西道教音乐概述以及道教音乐选录四部分对山西道教音乐进行了简要介绍，主要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编写工作中搜集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大量篇幅偏重于对晋南全真派道教音乐的考察，对晋北地区民间道乐的讨论较少。其中涉及的道派划分仍延续《集成》中的分类观点，即将晋北地区道教笼统划分为正一派，未注意到晋北道派源流的复杂情况。

2．笙管乐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和学科间理论的相互借鉴逐渐成为学科共识与研究自觉，陈克秀、景蔚岗、吴凡、张振涛、钟思第等发表、出版的论著可以视作是这一学术研究趋势在音乐学理论界的一种体现。学者们对该地区同一乐种、同一音乐文化事项持续不断的探寻，将晋北民间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真正的学术研究层面。受80年代学术界对民间器乐尤其是对北方笙管乐种的研究旨趣影响，对晋北民间道教音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笙管乐方面。陈克秀、景蔚岗将目光投注于对晋北道教音乐的律、调、谱、器等方面特征的考察，重视历史维度逆向溯源，并关注到其与晋北笙管乐的整体性关联。

陈克秀的《雁北笙管乐的调查与研究》从乐律学研究角度出发，根据在晋北地区发掘的两本道教音乐字谱抄本，结合传统宫调理论、历史渊源等内部联系的整体性，将流传于雁北地区的“正一派”道乐和民间笙管乐视为同一。文章通过对其乐器、字谱、宫调的历史溯源考证，提出雁北笙管乐黄钟=e，为唐宴乐律最高标准；其使用的十七管笙与西安鼓乐“官调”笙一样可谓“唐笙”，其现用谱字与唐传乐谱部分字形、音高一致；同时找回了历史文献中丢失一千年而在民间实践中从未丢失、隐藏在稀有宫调中的“勾”字；并结合雁北地区政治历史沿革，最终提出辽循“唐制”，认为雁北笙管乐为唐宴乐之遗声的结论，成为继杨荫浏、黄翔鹏之后反驳日本学者田边尚雄提出的所谓“隋唐音乐在中国已佚灭无存”观点的又一重要佐证。在其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作者的这一观点有更深入的展开。

景蔚岗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对晋北笙管乐的一系列研究文章同样围绕该乐种的律、调、谱、器等方面展开探讨。其硕士学位论文《晋北笙管乐字谱考索》关注到了晋北笙管乐与北方笙管乐的同源关系，根据晋北地区发掘的七本字谱抄本（含五台山地区佛教音乐以及陈克秀发现的两份晋北道教音乐字谱抄本），从谱字、记谱法、板式、读谱法、乐器、宫调、笙管乐字谱的解读译谱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晋北笙管乐与毗邻的呼和浩特地区喇嘛教音乐、陕北佳县白云山和云林青云山寺庙笙管乐、西安鼓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冀中音乐、北京智化寺京乐等共同呈现出“某种‘遗传基因’决定的彼此率合”的基本形态特征，“是一个血统亲近的同祖家族”，各地的笙管乐是“一个迄今保存完整、历史久远、流布地域广、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的大乐种”的观点。后在《晋北道教音乐字谱解译的宫调问题》一文中，作者根据上述两份道教音乐字谱抄本，结合测音研究成果和黄翔鹏的“同均三宫”理论对晋北道教笙管乐字谱的宫调问题进行辨析，得出“晋北道教笙管乐和本地区佛教笙管乐以及俗家笙管乐在宫调和字谱体系上同宗；晋北道教笙管乐三种结构音阶兼用；晋北道教笙管乐实际演奏中确有本调、上字调、反调、工字调和梅花调五调；晋北道教音乐重调头、重煞声的传统赋予曲目本来的调头和煞声超常的稳定性”的结论，进一步从宫调研究的角度论证了硕士学位论文中的相关论点。这些论点在其后来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笙管乐申论》中得到了再次强调，并结合全国其他各地笙管乐的研究情况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与阐述。

3．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开始，钟思第、张振涛、吴凡等学者在关注晋北地区的鼓吹乐音乐文化时也注意到晋北地区的道教音乐现象，并在各自的论著中进行了论述。

1991年，英国伦敦东亚研究院研究员钟思第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薛艺兵、刘石以及山西省大同市雁北地区文化局的陈克秀、太原市音乐舞蹈研究所的景蔚岗首次赴山西阳高县采访，用英文写成了调查报告田野笔记《山西丧葬音乐》，发表在荷兰“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European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的会刊《磬》（CHIME）上，并把部分成果收入他的专著《中国民间音乐——活着的器乐音乐传统》（Folk Music of China: living instrumental traditions）。随后，作者在2008年出版的《雁北乡村礼乐》（Ritual and Music of North China: Shawm bands in Shanxi）中，除对雁北地区社会历史背景和当代鼓吹乐班境况进行了相当篇幅的分析和论述之外，对鼓吹乐班与道士在葬礼和庙会中的实践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近年出版的新著《华北民间道士与法事》（In Search of the Folk Daoists of North China）一书中，通过对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省部分地区的道士及法事案例研究，描述了在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葬礼仪式和庙会中的道教法事程序，并提供了这些地区职业的世袭奠定道士、驻庙僧侣以及业余仪式团体的有关详细信息，从而勾勒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贯穿整个20世纪战争和政治运动磨难中，中国华北地区民间道教的真实情景。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主要从人类学、宗教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描述华北地区民间道教传统仪式，对宗教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国南部民间道教（主要是台湾和福建）研究经验中所形成“究竟什么是道教”的问题提出质疑，试图通过对华北地区多种身份的道士关系探讨以及中国南部与北部道教仪式传统的对比提出“这就是道教，但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即提供道教在北方民间社会另一种生存样式。文中对山西的道教考察主要涉及晋北、晋南和晋东南部分地区的道教道团和仪式考察，较少涉及音乐讨论。

吴凡在关注晋北地区的鼓吹乐音乐文化的同时，注意到晋北地区的道教音乐现象，试图运用经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对其中包含的空间秩序的文化现象进行阐释。其在论著中通过对阳高县北部的鼓匠和阴阳乐班的考察，指出二者“作为构建秩序的中间砖石，链接起秩序仪式与象征体系主轴中的‘神圣’与‘世俗’、‘神灵’与‘村民’极点的两端；并通过在秩序空间——庙会与丧葬——的特定环境中，经由阴阳与鼓匠乐班的音乐建构，用两种功能相近、用法相异的文化符号共筑了个性化的地方历史”。文章对阳高北部三县的道教阴阳乐班人数进行了详细统计，并对该地区庙会与丧葬仪式中的道教仪式进行个案描述，对道教音乐笙管曲目中的“六大套”曲式结构进行了简要分析。

张振涛的《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一书在对晋北鼓吹乐文化现象进行重点关注的同时，对出现于同一文化空间中的晋北道教音乐也给予了些许笔墨。书中对出现在丧葬仪式以及庙会中的阴阳乐班进行了生动描述，对乐器“笙”“梅”的探讨引入了文化层面的阐释颇具新意，但基本不涉及音乐本体分析及宗教层面探讨。

综上所述，对晋北民间道乐的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为今天的研究奠定了重要而厚实的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尤其是从宗教音乐角度切入对晋北地区民间道教的宗教源流、科仪传统、音乐本体特征以及自明清以来的整体流变过程亟待学者们予以关注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