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口号
国共关系在年初缓和之后，不久就又开始谈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两党一直是打打停停，停了再打，摩擦不断，皖南事变不过是较大规模的一次。国共关系很早就成了国际关系的晴雨表。毛泽东经常挂在嘴上的是一句“国共反映美苏”。两年前，1942年夏，当毛泽东做出类似判断的时候，他的依据是“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因此决定要在下半年“设法改善两党关系”。[149]由此推之，毛泽东在1944年初考虑到美英原本承诺于1942年开辟的欧洲第二战场即将实现以及苏联有可能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而对日作战，因此决定“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协调国共关系。
3月初，戴笠就报告蒋中正：“延安拟先派林祖涵试探中央态度，如情势和缓，则同中央谈判，凡中央所不能接受之条件，均全部提出，意在拖延时间，若无结束，即藉中央有意为难，使数十万红军无法参战，并鼓动盟邦人士代为宣传”。[150]毛泽东这一次并没有派出中共长期在渝的谈判代表周恩来，而是派林伯渠和董必武这两位元老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这次谈判将无疾而终。一经反复，林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试问我个人如何能够做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151]
4-6月进行的国共和谈只不过是两党习惯性争吵的继续。双方在正式谈判之前开出的条件甚至比以往还要苛刻，这也说明彼此原本就对达成协议不抱太大期望。[152]这样，谈判未有丝毫进展。毛泽东在5月中旬，趁国民党军在日军“一号作战”中失利，完全推翻了林彪在一年前以及林伯渠在一个月前带去的条件，增开了十多项要求，包括“军队决不能少于五军十六师”“边区应正名为陕甘宁边区”“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应请政府允许发行地方纸币”“边区及敌后各地之民主设施，不能变更”等。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对外发表”。果然，林伯渠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张治中（字文白）、王世杰（字雪艇）的反驳，并拒绝向蒋提交。[153]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报告说，只要有实力，有地盘，拿不下全国，也可以搞联邦的办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根据开罗会议后得到的消息，毛泽东更有信心地宣称，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予以直接援助，“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Josip B. Tito］”。[154]一旦蒋中正对美国做反共宣传时，毛泽东就要给他“下大雨”。[155]中统情报称，毛泽东注意到华莱士访华的消息，认为不可丧失此时机。[156]此后，毛泽东果然指示将国共双方条件秘密提交华莱士和在中间人士及记者中传观。[157]
河南守军汤恩伯部惨败后，毛泽东在整个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开始酝酿新的对蒋政策。5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其实与9月提议的“联合政府”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介乎“统一战线”与“联邦”之间的概念。任弼时在6月5日提出的可能方式是“与地方实力派、民主政团同盟结成民主同盟，而以共产党为领袖”，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158]这里面没有蒋中正什么事。甚至到7月31日，中共就建立“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向驻昆明美国领事试探态度时，想象中的政府也只增加了“国民党的进步力量”。[159]这与1940-1943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是一致的，该过渡性政府里并不包含蒋中正“大资产阶级”的代表。[160]考虑到延安刚刚经历过主要针对王明“投降主义”的整风运动，中共领导人中也只有毛泽东敢再度提出与蒋“联合”的说法。无论中共表示对美国式民主如何推崇，深受社会进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他们，认定“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不过是“旧民主”罢了，只是争取中间党派和国统区民众的工具。[161]他们积极建立中共政权。用刘少奇的话说：“［日本］敌人正在进攻正面，我们可以利用时间”。[162]
但是毛泽东真正想到用“联合政府”这一号召来作宣传武器，却是受到了美国人的启发和鼓励。[163]最早在1941年2月14日，居里来华会见周恩来的时候，就告诉他国民政府应该进行改组。[164]1943年末，罗斯福会见蒋中正，第一次私下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意见，戴维斯随后就公开主张美国支持在华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new coalition）。[165]1944年初，盟邦的意见在重庆似乎已非秘密。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嘉森（字君劢）此时告知中共外围人士：“美国人对蒋介石很不满意，将来可能成立联合政府”。[166]中共紧接着向美国外交部门进行了求证。5月下旬，由救国会出面，秘密邀请美英外交官出席在成都的集会，就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阵线政府”（united front Government）寻求其本国政府的支持，并要求表态；当时与会的美国使馆二秘潘菲尔德（James K. Penfield）由于未获指示而没有给予肯定答复，但随后向大使和国务院做了汇报。[167]7月4日，美国军方应史迪威的请求，代总统草拟了发给蒋中正的电稿，第一次明确提出将“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盟军资源”置于史迪威的统率之下。[168]罗斯福全盘接受，将电稿未改一字，于6日签字后发往重庆。出于对宋氏兄妹深刻的不信任，电文由驻渝的美国高级军官菲利斯（Benjamin Ferris）准将亲自转交蒋中正，由谢伟思充当翻译。[169]同样是7月4日，也是在重庆，美国使馆也不甘寂寞，大使高思带着领事艾其森（George Atcheson）主动与立法院长孙科接触，提出了组成以蒋为首的联合军事委员会（joint coalition council）的建议，孙科对此表示出“明显的热情”。[170]要知道，孙科的英文秘书陈志昆正是周恩来派去的情报人员。[171]7月22日，谢伟思作为第一批军事观察组成员到达延安；7月27日，周恩来亲自向他试探，应“将所有抗日团体纳入政府”，似乎没有得到谢伟思的明确回应。[172]与此同时，高思-艾其森建议得到了华盛顿方面的支持和授权，使馆开始扩大活动规模。[173]8月16日，董必武和林伯渠向延安汇报：“在英美人士的心目中，对蒋的伟大是很勉强的。但对我党所领导的、日益增长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力量，则正以惊异的目光密切注意发展……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人中做了批转。[174]翌日，他即指示董、林，与民盟商量“各党派联合政府”的问题。[175]次日，董、林回电明确说“要争取美国的支持，请由延、渝同时进行”。[176]几天后，8月23日，谢伟思在第二次会见毛泽东时，两人持续相处长达八个小时；其间，在毛泽东的“诱导”式询问下，谢伟思暗示美国政府已经打算迫使重庆改组政府。[177]9月4日，毛泽东电令正在重庆谈判的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估计此种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是项主张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通过，我仍可向国内外宣传”。[178]接着他又获悉高思在重庆某社交场合表态“要改变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必须请中共参加政府”。[179]9月10日，谢伟思再次明确告知毛泽东：已收到华盛顿发来的一封重要电报，让美国大使馆推动改组重庆政府，这就意味着要对蒋施压。他进而宣称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联合政府（a coalition government）——将更为便利。[180]事实证明，谢伟思并非如其后来辩称的那样，是在10月23日由延安返回后才从高思那里获知联合政府提议的。[181]这就让毛泽东很早就摸清了美国政府的意图，也增强了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代表中共中央向谢伟思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毛泽东于是做出正式决定。9月15日上午，林伯渠再次根据毛泽东的电令，借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之机，在报告即将完毕的时候，以呼吁形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82]措辞与毛泽东4日电指示内容几乎一模一样。9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承认：“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和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倒走在自己的前面去了。”[183]（强调为引者所加）这才是“联合政府”的真正由来。尽管谢伟思、高思这些职业外交官清楚地知道，“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是1922年以来长期的对华政策原则，[184]但事实上从1944年初开始，各种原则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内在逻辑，他提出“联合政府”应该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战后苏联与美英的合作仍将继续，因此苏美都会希望国共合作继续；二是“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国共再战的观念在推销上有困难。[185]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当时还不具备正面迎击国民党的实力，即使国民党军在最近的豫湘战役中遭受重创。[186]即便国民政府有心改组，“联合政府”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过渡形式”而已；等到实力强大了，中共必然还会进行革命，最终要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是已经明白宣告的。连戴维斯都承认，毛泽东具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明确目标。戴维斯在他最后几份关于延安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他们得到美国援助，即使仅与蒋所获持平，他们就能很快建立对中国绝大部分哪怕不是全部地区的控制”。[187]
美军观察组带来了延安与美国直接接触的契机和源源而来的军事情报。在观察组人员的鼓舞下，延安越来越觉得盟军大规模登陆中国即将到来。8月20日，毛泽东急令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搜集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日本海军情报，“以便供给盟军”；同日，又令太行、山东和华中各军区分别建设飞机场，供美军观察组使用；翌日，答复陈纳德派驻鄂东大悟山新四军五师的欧高士少校有关建立无线电网络和“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并复电新四军明确提出 “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指示他们于苏浙沿海地区“认真布置”。[188]而当时美国确实正积极准备在中国的登陆事宜。5月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史迪威、梅乐斯等，准备在中国沿海建立登陆基地。5月16日，梅乐斯要求国民政府提供中国东南“自厦门至上海沿海各港口各登陆口岸各岛屿及各突出地带”的详细资料，为准备“建立美舰队供应站之用”。[189]
因此中共在与重庆谈判时也底气十足，变得更为强硬。8月22日，毛泽东指示重庆谈判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等“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军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190]9月22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研究成立“解放区委员会”问题，毛泽东宣布国共是“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191]
美国，很快成了毛泽东的关注重点和决策依据。大多数中共干部对美国并无好感，即便如陈毅这样的留法派，在酒后还当着美国人的面表露出反美情绪。[192]但毛泽东视华盛顿出兵中国为可趁之机，就在提出联合政府的同时，也确定了“城市工作”和“向南发展”的战略方向，改变了一年前“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战后与国民党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的总方针。[193]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自己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时强调，要“看谁先进城”，要“争取做铁托”。刘少奇也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你要来打，就自卫回击”。此即为建立独立政权做好准备。中共逐渐开始包围中等城市。[194]如前所述，8月21日，中共中央明令新四军各部：“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95]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等率三五九旅一部（包括至少4个连的干部）约5000人10月出发南下赴湘鄂赣创建根据地。[196]9月26日，中央军委又发了一个内部文件，极其乐观地要求各根据地做好准备，“在美国的帮助下，我八路军、新四军相当大的一部正规军与游击队，会抽出来接受新装备和训练”。[197]9月27日，中共中央又电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198]后来，更提出了“破敌、收京、入沪”的口号。[199]积极扩充实力，成为抗战后期中共对蒋对日斗争遵循的重要原则。
令人头痛的是，国民党对联合政府的提法进行了封杀。蒋中正更置之不理，在日记中写道：“参政会上，上午由共党代表林祖涵报告，下午由政府代表张文白报告。其结果是非曲直判明，自于政府有利也。”[200]后来蒋又向党内高级官员表示：“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201]蒋召集在渝的第三方面政党代表与会，据青年党主席李璜透露，蒋表示只要和国民党合作就给小党以合法地位，共产党则不在此列，因为他们有割据的党军。美国使馆内一位还算清醒的二秘庄莱德（Everett F. Drumbright）就此事讥讽说，国民党也有党军，同样需要交予政府而免受党派影响。[202]高思大使曾报告赫尔国务卿说：“鉴于他［蒋中正］有限的相关经验和所受之训练，有理由相信他对无论是民主的特征还是其实践都没有任何实际概念。”[203]他们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蒋早年受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深受德国纳粹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党统（人治）观念，并没有理解权力制衡的设计，对美式民主的政党轮替也是嗤之以鼻，斥为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