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来到延安
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就在欧洲战场形势扭转的情况下，中国的前途则更为黯淡。从4月起，日军对河南发动猛攻，相继夺取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接着又向南攻击湖南。截至6月，国民政府军政部统计，国民党军队共伤亡2835548人，其中殉国将士1160472人，平均每30人即有一名军官。蒋的嫡系部队除了远征军和防御中共的胡宗南部队外，可谓殆尽。[103]经历过7年战乱，国民政府其时已至崩溃边缘，只不过是百足之虫罢了。1944年初，岷江上游叠溪山崩，春水不畅，天府的食米供应也成了问题。[104]重庆市面上出现了面值500元、绿茵茵的法币新钞，其价值大约只相当于战前的1元，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让穷人更穷，贪官更贪，知识无用，政府信用扫地。中国民众和在华外籍人士一齐将矛头对准了国民党政府。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6月20日下午，华莱士在范宣德、拉铁摩尔等外交人员的陪同下，辗转西伯利亚、新疆抵达重庆。这位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边疆（尤其是蒙古）问题的美国学者，在冷战期间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亲共人士。他幼年曾随传教士父母在山东住过，后经苏联间谍居里向罗斯福介绍，得以蒋中正顾问的名义于1941年来华，1943年返美负责美国陆军情报局在旧金山的对日宣传工作。在他看来，共产党的优点在于能够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而且“中共只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起义在20世纪的表现”而非“苏联的工具和傀儡”。他曾于1937年6月与共产党刊物《美亚》杂志的贾菲（Philip J.Jaffe）、毕恩来（Arthur Bisson）一起以观光客身份访问延安，并且作出好评。[105]此次华莱士一行还在访问苏联的时候，新任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特地赶往乌兹别克的塔什干会面，并把斯大林的意见转告华莱士。华莱士显然听信了莫斯科的那套后来十分著名的说辞：“蒋另一大过失在于他拒绝利用中国共产党去对付敌人。这是一个愚蠢的政策。不但不用他们抗日，还继续在意识形态上与之争执。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margarine）共产党。但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并想打日本佬”。[106]
1944年6月21日，华莱士与蒋中正进行正式会谈，美使馆及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座。华莱士在听取了政府各部汇报之后，发表意见，劝蒋减少货币发行和积极抗战，并提及西北胡宗南部与中共之间“相互牵制之兵力达数十万人”，希望用于抗日。蒋答以“中共居心叵测”，意在“赤化中国”，故必须监视之。华莱士随即委婉批评了蒋的固执和独裁。他首先很客气地表示自己是“外人”原不宜置评，紧接着就置评道：中共只是因为其政治改革的主张未获国民政府采纳而走上军事对抗的道路，只要蒋先让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即可经由谈判解决争端。蒋随即哭诉“非不让步，且迭作重大让步”，而中共一味趁火打劫，旨在夺取政权，因此错在中共。华莱士于是正式建议由美国以第三者身份居间斡旋，并明白表示这是罗斯福总统的意思。[107]
6月22日晨，双方再谈，美方的态度仍是逼蒋让步，于是不欢而散。下午5时续谈。蒋中正力图证明中共系受苏联指使，却举不出切实证据，不得要领。范宣德当即以苏联当此二战之际似不致指使中共放弃抗战、颠覆国民政府而予以批驳。蒋一时慌乱，口不择言，辩称“中共自美参战后，已坚信日寇无力北进，远东战局，无须中国抵抗，日本亦将失败”，故将继续“赤化”中国以夺取政权。这显然偷换了命题，而且恰恰证实了美国怀疑国民党消极抵抗的可能性。范宣德继而祭出“中共以外若干进步人士”的意见，也证明中共不过是“实行农业改革之民主集团”，只要政府让步，就能与之合作。蒋则想到二十年来的仇怨而大动肝火，忙不迭地指责中共实行“毫无人道”、“惨绝人寰”的政策，旨在达成世界革命，又表示国民党秉承国父孙氏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政策才是正途，最后抛出一句“中共参加政府一事……暂不考虑”。由此看来，蒋中正是一个笨拙的谈判家，他缺乏像周恩来那样揣摩对手而相应举出利己证据的技能，反而时时立足道德高位规劝对方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因此往往适得其反。由于没有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必要的事实论据佐证，他言辞中所表现出来的固执和说教，让美国外交官很不受用。会谈又一次陷入僵局。蒋中正这时候再次提出美国对中共和苏联双向施压的要求，华莱士表态消极，蒋即表示若此则美国应“对国共之争执，暂转超然态度”。华莱士不得不又一次抬出了罗斯福总统，蒋的语气这才稍稍缓和。范宣德趁势再次提议，为明了事实真相，美国“拟派一军事观察团及其他人员赴共区一行”，被蒋当场否决。
其实在与华莱士会见之前，蒋中正已于6月18日的军事会报时“决定准美国派员至延安”。[108]那为何他不做个顺水人情，趁势同意呢？原来他是在没有摸清美方意图的情况下，不敢轻率许诺。23日清晨，蒋紧急召见曾担任过其顾问的拉铁摩尔，“在早餐之前于庭院中散步”。稍做寒暄之后，蒋便径直问华莱士此行的真实意图何在。拉铁摩尔根据范宣德的消息，向蒋发表了“一次最长而未被打断的谈话”。他告诉这个中国领导人，华莱士此行主要是针对战后美苏合作，美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工厂转产和战后失业，美国的工商金融界也都希望与俄国达成谅解，由于中国经济上的落后局面，苏联的重建会先于中国的重建；但是“中国将始终是美国亚太政策的重要支柱”，美国希望“一种能够让美国参加进来的中俄友好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中国应实行民族自治政策，防止边疆地区倾向于苏联，在远东成为平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并暗示美国会帮助中国发展海军。最后，拉铁摩尔提醒蒋，苏联在欧战结束之后就会直接进入蒙古和东北对日作战并迅速取得胜利，“那将改变太平洋战争的全貌。因此较好的办法是，在他们参战之前，美国和中国与他们真诚地达成谅解”。蒋中正应该没有忘记三年前的一个黄昏，也是在重庆，也是对拉铁摩尔，他曾私下里表态：“战后中共问题必须以武力解决，但苏联不同。我们无法与中共谈判，因为同一句话对我们和他们含义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相信斯大林，他恪守诺言。”[109]然而，这个他自以为姑且可信的斯大林最终还是把蒋中正给出卖了，在下一章还会详细论述。
对于中美苏三角关系，蒋中正早有考虑。6月初的时候，兼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原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字孟真）即向他谏言：
苏联之参战，初于远东有大利，后乃中国之大忧。然此非中国所能劝之阻之之事，姑以不论。欧洲战胜后，苏联凭其胜利之优势，五年可以恢复，故战后世上最强之国仅美国与苏联耳。窃以为今日中美之合作，似更有加重加密加速之必要，其中有关因素，不以利小而不为，不以害小而忽之。即中苏关系，或亦可于中美亲交中得其一时之解决耳。[110]（强调为原文所有）
其后的事实表明拉铁摩尔的说辞，抑或是傅斯年的话，对蒋中正产生了影响。上午9时会谈伊始，华莱士先搬出总统来，说昨晚收到罗斯福经由陆军发来的电报，特要求向中共地区派遣观察团，重申蒋委员长已表示原则同意。蒋中正顺水推舟，称“经一再考虑，以为证实中共之真相，无过实地视察”，爽快地同意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111]随后他旋即将话题引到苏联和中苏关系上来，试图借华莱士之口来证实拉铁摩尔的话，而且其后所有的会谈内容都与中苏直接谈判有关，并协同宋子文一起反复强调美国应对此发挥积极影响。华莱士意外地达成了使命。24日晨起散步及送机时，蒋中正又向华莱士多次表示：希望借美国之力改善中苏关系，对于从速举行的中苏直接会谈，“仍盼美国暗中多为中国之助”；甚至即便美国愿意调解国共矛盾，国民政府亦不认为干涉了内政。当然，蒋迫切希望罗斯福援助的，还包括“每月增加空运两千吨”以及“设置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协助中国战后经济建设”。[112]
在美苏冷战的前夜，蒋中正清晰地表现出联美制苏的外交意图，同时希望与两家都达成对己有利的协议。[113]他随后派了一个普通的外交官员向驻渝苏联武官罗申试探派宋子文访苏的意思，却很快收到斯大林冠冕堂皇的答复：苏联正在全力抗德，请中国外长耐心等待冬季到来，再做商议。[114]蒋又应苏联政府的要求，把斯大林憎恶的盛世才撤职调来重庆，力图缓和中苏关系。[115]他甚至通报了自己与史迪威的矛盾。[116]然而，斯大林看不起蒋中正，中苏关系并没有因盛的离职而改善。直到冬季来临的时候，苏联驻渝代办才象征性地找到蒋经国，表达了安排蒋斯会谈之意。蒋中正虽然不相信莫斯科的诚意，但还是立即通知了华盛顿方面，主动表示中苏关系的任何进展都不会对罗斯福有所隐瞒。[117]他想不到的是，这种引美制苏的梦想很快就因国际形势的急转而破灭。
然而，华盛顿终于如愿以偿地在陕北插了一脚。观察组于1944年7、8月分两批抵达延安，并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一直待到1947年的3月，共约32个月。它又被美国人称为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暗示是被派往内战反对派的心脏。不过，这个小规模的“观察”组（18-20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初级组织，参加者包括中下级外交官、陆军军人和战略情报员，而大部分人员接到的指令较为模糊，重点是情报搜集，包括调查中共对日作战的可行性以及其对美合作的态度。
事实证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充当了中共对美国政府的传话筒。第一任组长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虽然是马歇尔和史迪威在1930年代平津时期的老部下，却更像是一个语言学者。他喜欢充满深情地说着北京话。从他的回忆录来看，他当时并没有主动去侦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而是为了避免麻烦，处于被动地位。[118]虽然包瑞德发回了大量评估中共作战能力的报告，其中也有理性的分析，但数据主要是延安方面提供的。他们的出行几乎完全由中共安排，作为交通工具的骡马或卡车，也多由延安提供，并没有进行任何未经许可的访问。他们在各个边区设置观察组的要求，也被延安所否决。[119]在一两个月之后（9月23日）重庆以安全理由明令禁止他们离开延安去访问周边地区。共产党内部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外交工作指示”，包括接待的方针、内容、态度和规格等，明确“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拒绝答复和供给，其不便答复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120]
中共给美国观察者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拥有比国民党军更强的战斗力，因而更有价值。他们向这群美国使者不无夸大地讲述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在1937年9月25日伏击日华北第五师团所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包瑞德坚定不移地相信林彪率领的中共战士在这次战斗中歼灭了板垣师团约5000名作战部队的士兵并缴获了相当可观的战利品。他相信只要为这些共产党军队配以美式轻武器，足以牵制正规日军。[121]中共提供的战报与6月底提供给记者的数据完全相同，内容包括八路军现有战斗人员32万，武器是在74060次的对日作战中陆续缴获的，并造成日军伤亡351113人、战俘2407人以及劝降115人，这就消灭了侵华日军的半数，长期牵制侵华日军总兵力的2/5至3/5（甚至伪军还未被包括在内）。[122]在晋察冀，随着日军收缩、增兵太平洋，中共实际控制县城的数量从1943年的两个（太行山区的河北阜平和山西平顺）而增至40多个。[123]毛泽东稍后给华北各军区的指示明确道：
目前日寇忙于准备美在菲［律宾］岛登陆，隔断南洋，力求迅速打通安桂交通，华北敌军减弱，伪军动摇，我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根据地内之［汪］伪军、［蒋］顽军及敌［日］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在太行［太］岳山区努力增加子弹、炮弹、手榴弹、地雷、无烟抛［射］药及炸药生产，隐蔽储存……对伪军上下层工作均须加紧。[124]
毋庸置疑，中共的武器非常简陋，防御主要靠自制的手榴弹和地雷，正规军装备一般只有各式步枪和机枪，来源复杂，其中有苏联供给的，有自己制造的，也有从日占区购买的。黑市的单价为：步枪20（美元）、手枪30、掷弹筒50、轻机枪80、无线电200、火炮1000。[125]掷弹筒、迫击炮这样的武器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山炮。[126]子弹奇缺，战斗部队更是规定“士兵在没有把握击中敌人的情况下，不可乱开枪浪费子弹”。[127]指挥过“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坦承自己在华北至多只能调动1.2万人的部队作战，说得出来的理由就是缺乏给养。[128]
表1-1 中共主要根据地1937年7月-1945年8月武器产量统计
另一个成功植入的印象是中共和苏联并非隶属关系。“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已经没有联系”，毛泽东对美国人侃侃而谈，“以前和共产国际有关系，但再也没有了。共产党是对长期中国传统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29]作为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立即报告说中共领袖已经“（自发地）抛弃任何纯粹的共产主义的设想，并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委员长的领导”，但他也还留有困惑：“为什么共产党在坚持这些主张的同时，［却又］好像实行一种试图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国政权的政策？”[130]延安进一步给出了大胆的解释，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直译给美国朋友带来了误解，表示以后中共的名称要像国民党（Kuomintang）那样采用音译。[131]毛泽东笑着说，他曾经考虑为中共改名，但是，“一旦群众了解他们就不会害怕了”。[132]
颇为有趣的是，此时在延安实现了美苏两个军事情报组织共处的局面。中共也希望跟两边都搞好关系，从而获得两家的支援。对于苏联方面，毛泽东不仅经常用电台向莫斯科直接汇报，而且每次与美国人员接触后，也都会把交谈要点告知孙平或者他的继任者阿洛夫（Андрей Я. Орлов）。[133]对于美国方面，年轻的中共领导与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关系火热。毛泽东50岁刚出头，周恩来只有46岁，刘少奇45岁，而包瑞德53岁，谢伟思才35岁。于是，谢伟思怀着同情，向国务院报告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可能通过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和延安的电台。中共未获得苏联武器。”与此同时，谢伟思报告说，目前在延安的俄国人有三个：一个是外科医生阿洛夫，他是坐1942年11月最后一架苏联飞机来延安的；另外两个是塔斯社的记者，郭立（Николай Н. Риммар，昵称Коля）和孙平。在谢伟思看来：
他们声明除了一个接收器之外没有［其他的］无线电设备。这已被访问过他们住所的人们和担任共产党无线电技术顾问、熟悉当地一切设施的迈克尔·林赛（Michael Lindsay）所证实。无论这些声明是否属实，苏联媒体似乎并没有报道未经重庆审查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三人看起来都没被当作重要人物对待。他们来的时候不会说汉语——现在仍旧说得不好——缺乏任何“中国问题专家”的特征。他们看起来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被给予像日本共产党冈野［野坂参三］那样的“面子”。事实上，他们很少露面，除非在大型社交场合，那时他们也不过是群众的一员。[134]
那个英国人林赛中文名叫林迈可，由于受前文提到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左倾思想感染，同情中国抗战，同时也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他和他的中国妻子李效黎于1944年5月中旬才到达延安，之前一直待在晋察冀边区为聂荣臻部修理无线电设备并培训技术人员，林迈可当时正忙于制作自行改装的无线电发报机和架设针对美国广播的天线。[135]他们与谢伟思一样对延安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苏联驻延安军事情报组早在1940年创设，由基斯林科中将带队，大约有10位苏军混合兵种的情报人员，原旨在建立华北和东北各大城市、边区的情报网，在延安独自开办训练班，为苏联培训间谍。但由于毛泽东的消极抵制，这个情报网为日本特务机关所破，苏联军情人员陆续减少，最近一批于1943年10月刚刚乘坐苏联军机离开。此时至1945年10月期间，苏军驻延安情报组确由三人构成，孙平为负责人，同时兼任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另有将级外科军医阿洛夫和无线电报务员郭立。他们被康生安排驻在枣园的后面，受到中共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不许任何人进入或接近”，“极少有同外界接触或往来的机会”。[136]
延安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其实也不止一个。毛泽东本人最常用的那个，代号“农村工作部”，服役期为1940-1944年，可以直接与季米特洛夫联络，负责人为任弼时、吴德峰、师哲等，有时刘义虎、李唐彬也参与电报翻译。苏军情报组有自己的电台，与红军情报局伊利乔夫（Иван Ильичев）中将联络，电报抄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942-1945年10月由孙平负责（其后至1949年8月由阿洛夫负责），毛泽东也经常利用这个电台与斯大林联络。孙平忠实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善于交际，具备充分的交流能力（至少掌握了汉语官话和毛的湖南方言），连反感他的师哲都承认，孙平“有一定的中文水平”，甚至可以“直接与群众接触”。毛泽东在1944-1945年，“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他长谈，每次谈话都要花三四个小时”。[137]孙平本人的报告多次提及他与中共各领导人包括家属私下交谈的情况可以佐证这一点。他比包瑞德要厉害得多。
居住过延安的外国人中，必须隆重介绍的还包括越南共产党（当时改称印支共）的创始人胡志明（曾名阮爱国）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本名野坂参三）。1917年，越南海员阮爱国因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加入了法国社会党（法共前身），7年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Михаил М. Бородин）的翻译首次被派到广州，结识了叶剑英、周恩来、陈赓等中共风云人物，成为此后越中两党之间一段恩怨情仇的开始。他先于野坂在延安枣园接受培训，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前后开始用胡志明这个名字。延安名副其实地成为亚洲革命中心。顺带提及，越南民族主义组织解放同盟会经由国民党内以张发奎为首粤系将领的支持，并经蒋中正首肯，借广西柳州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以近两年的时间培训了702名越南青年（其中36人为女性），获得全部武装，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越共的主要干部并担任军政各部门的主要工作。胡志明于1944年夏离开柳州的时候，亲口向张发奎保证：“越南在五十年内，是不能实施共产主义政策的。”[138]一年后国民党在越北受降的时候亦对胡志明和越盟进行了纵容和扶植。[139]而野坂参三也曾和中共一致表示：“日本和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不能实施共产主义。”[140]后来越南和延安一样，都提早实行了自己的战略计划；日共则受到了联共（布）和中共的强烈批评。
而美军观察组是怀着很强的战术目的来到延安的。8月7日，战略情报人员就开始和中共军官讨论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提供军事训练和援助的细节问题；8月17日，开始简单的培训讲座，包括美军炸药和轻武器的使用等，而更为重要的是，听众也是毫无限制的。根据情报人员报告，大约有超过1000名的八路军士兵和指战员听讲，其热情和技巧给美国军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41]在二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人的动机都很单纯：“如果有人想杀日本佬（Japs），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支枪，而无论他的政治信仰。”[142]这和美国决策者重军事而轻政治的战时方略是整体一致的。邹谠在后来检讨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时说：“美国在部署军事战略时，没有考虑到它对中国国内稳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143]其实，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过于自信，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而是缺乏认真的考虑，这在未来的二十几个月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仿佛中国的问题，有美国人参与就没有解决不了的。
延安让那些品秩较低的美国官员感受到了在国统区所未受到的特别尊重。[144]若干年后，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评论道：
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包瑞德都如此。共产党领导人普遍年轻，较国民党高层表现得更有亲和力。观察组最年轻的成员高林斯最近写了一本书，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可以说，我们党使普通美军人员受到很大的感化。[145]
共产党承担了美军观察组日常几乎一切开销用度。饮食也维持在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水平：早餐一般有土豆烧肉、鸡蛋、面包、烤馒头片、果酱、牛奶、米粥、雀巢咖啡等，午晚餐则包括鸡、鸭、猪、羊、时令蔬果、嫩玉米、米饭、面饼、茅台、虎骨酒、绍兴酒、凤翔酒、白干等，有时还有甲鱼、野鸡、火鸡，此外茶叶、香烟、核桃、爆米花甚至曲奇饼也无偿供应。[146]由于观察组成员每天还有六美元的津贴，当包瑞德表示要为这伙食付费时，周恩来严词拒绝：你就是把钱扔到河里我也不要。[147]
然而，美国始料未及的是观察组的到来对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观察组的往来，宋庆龄得以突破封锁，将大量食品、资金、农作物种子、药品和医疗设备借用美军道格拉斯运输机由重庆运给延安。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仅7月底的第一次飞行就由包瑞德带去了200多磅的医疗用品。[148]更为重要的是，八路军和美军观察组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1944年末，根据美方需要，八路军太行军区在山西黎城县长凝镇修筑了简易机场，大大缩短了延安至太行的行程，而且这在1945年夏秋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详下章）。最为重要的是，中共从观察组那里直接获得了来自华盛顿的珍贵情报，为其制定对蒋斗争政策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