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至关重要：1944
延安对美外交
元旦，陕北的窑洞似乎抵御不了塞北的风寒，天快要下雪了。毛泽东在枣园里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警告。尽管共产国际解散了，但苏联依然强大，尤其是苏德战场的形势明显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第二天即通过苏联军情局驻延安代表孙平（Пeтр П.Владимиров）回电莫斯科，谦逊地辩解了自己的政策，甚至指出王明与米夫（Павел А.Миф）关系可疑。[1]但是之后数日，毛泽东仍在担心“前电可能不妥”，于是两次邀约孙平谈心以示友善，并在1月7日一大早突然在未带警卫和任何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情况下跑到孙平的住所，抽完两包烟之后，又写了几段话，请孙平“打”给莫斯科：
季米特洛夫同志：
除我1月2日电所陈之观点外，今日就此问题补述如下：
我衷心并且深为感谢您和您给我的指示。
我必须彻底地学习它们，牢记在心，并付诸行动。在与国民党关系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
我估计在1944年这方面的形势将更好……
请您务必安心。您所有的想法和顾虑，我都深能体会，因为［这与］我本人的想法和我本人的顾虑，在根本上，是完全一样的。[2]
季米特洛夫对此深表满意，要求毛泽东按照第三国际时代的惯例，每十天汇报一次工作近况。[3]
可巧的是，蒋中正在华盛顿的压力下，也命第八战区嫡系胡宗南部外撤，除一线的碉堡部队外，已将二线两师兵力撤至外围的咸阳和宝鸡。[4]蒋命胡以政治攻势而“不用一兵一卒”对付共产党。[5]国民党驻延联络参谋郭仲容正式向毛泽东提出邀请林祖涵（号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谈判事宜。
陕甘去年以来的紧张局势骤然缓解，仿佛美苏之间的谅解真的可以促使国共妥协一样。2月4日，毛泽东通过秘密电台指示中共驻渝代表董必武：“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并因此命令眼下至6月，从延安到各根据地，对待国民政府取守势，“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加派两党元老林伯渠赴重庆。几天后，毛泽东又频电山西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2月8日）与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滕代远、邓小平、杨立三（2月8、9日），要求“免起冲突”，甚至明令八路军方面让出地盘来避免接触，“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6]这是怎么回事呢？任弼时是这样解释的：“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也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7]
1月9日，延安电告在渝的董必武“与美英人员来往今后应有区别”。[8]1月21日深夜，毛泽东试探性地对孙平说：“对中国来说，美国的政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9]在没有听到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延安展开了对美外交攻势。2月中，毛泽东再次电示董必武通过亲共的德裔记者斯坦因（Günther Stein）向美英记者表示，延安邀请他们前往考察。[10]他要利用记者打开局面，就如同26年后的“文革”期间，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一样。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23日按照要求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工作时提到他已了解到罗斯福在开罗告知蒋中正“维护国共联合及避免二者冲突的必要性”，而且“罗斯福已经表达了他任命自己的军事代表来［陕甘宁］特区调查人民革命军队情况的意愿”，而中共“亟盼美国给我们武器弹药的援助，这是我们所急需的”。在电报的最后，毛泽东甚至请求季米特洛夫联络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Earl Browder）为此提供帮助。[11]但美共正趋分裂，自顾不暇。于是，中共主动与美国人接触，康生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孜孜不倦地将各种信息提供给美国大使馆和军事机构”。[12]
而史迪威、戴维斯与中共的频繁交往要从1938年的汉口说起。那时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逃到武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也随之内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兴未艾，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久改为南方局）可以在武汉三镇公开活动。共产国际拥护者、刚刚离开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相当活跃，对美英在汉人士施以左派平等思想的洗礼，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副官窦恩（Frank Dorn）、副领事戴维斯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Kerr）爵士等。而另两位延安的铁杆宣传家海军陆战队卡尔逊（Evans Carlson）上尉（罗斯福家的熟客）以及刚刚出版《西行漫记》的斯诺则在一旁推波助澜。这个小圈子的参与者，还时常包括中共魅力人物周恩来、叶剑英、章汉夫和王炳南（及其德国夫人王安娜）中的一位或几位。[13]从那时起，史迪威就已经开始为共产党搜罗药品。[14]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迪威、窦恩、戴维斯组合再次奉派赴华。史迪威升为中将，名义上是美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但他主要还是指挥中国人。窦恩仍旧是他的副官。戴维斯是自己要求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由窦恩通过作战部从国务院借调，虽然名列驻渝使馆二等秘书，但八面玲珑的他并不把自己的老师、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Gauss）放在眼里，专门负责替将军打通与华盛顿或者延安各方面的关系。而他的发小谢伟思也从昆明领事馆调来，任驻渝使馆的三秘，后因高思赏识擢升为二秘，不久，又被戴维斯挖走，变为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同样派给史迪威的外交官还有会日语的艾默生（John K.Emmerson）和另一位“中国通”拉登（Raymond P.Ludden）。如此在重庆，史迪威指挥部再次通过戴维斯、谢伟思等外交人员私下与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联系，“自觉主动”地与中共合作。[15]
要说到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它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一直被低估。周恩来和王炳南自不用说，单就乔冠华、龚澎等几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党员，很快打开了局面，使重庆成为延安与国外交换情报的重要据点。尤其龚澎简直就是史沫特莱第二，与在渝美国人士普遍建立了友善的关系，她的崇拜者中甚至包括陈纳德将军顾问、罗斯福总统远房表弟、专栏写手艾尔索普（Joseph Alsop）以及后来担任马歇尔将军助理的领事石博思（Philip D.Sprouse）。[16]在这个情报网中，有几个重要的美国人发挥了枢纽作用，除了戴维斯和谢伟思以外，还包括美国陆军情报局-新闻处（OWI-USIS）驻华代表费正清（John K.Fairbank）、其门徒并且即将为中共而与《时代》周刊决裂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前程似锦的大使馆参赞范宣德（于1943年调回国务院并很快升任远东司司长）以及财政部驻渝顾问同时也是苏联间谍的艾德勒（Solomon Adler，代号Sax）和科佛兰（Frank Coe，代号Pick）等。总之，无论在汉口还是在重庆，美国人与中共之间的联系算是有了一个基础。王炳南坦承，在各国使节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还是美国朋友”。[17]
此外，相当数量的中共情报人员以专家、秘书或者文员的身份为掩护，安插于重庆中央政府高层、美国驻渝机构官员的左右。其中既有单线联络的地下党员或同情者，主要包括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刘斐，[18]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孔祥熙的机要秘书冀朝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速记员沈安娜，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奎璋），美国陆军情报局-新闻处驻重庆办事处中文部主任刘尊棋等；也有时常与王炳南联络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秘密共产党组织，成员数十人，主要包括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王昆仑（孙科亲信，代号岗），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阎宝航（宋美龄亲信，代号元，接受苏联驻渝武官罗申Николай В.Рощин直接领导），立法院立法委员、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屈武（于右任女婿，代号纬），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吴茂荪（刘峙亲信，代号盛）、许宝驹（李济深密友，代号轩）、刘仲容（李宗仁、白崇禧亲信）等。[19]冀朝鼎更与谢伟思、艾德勒共寓重庆一所。[20]另据后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属军统）主任的无线电密码专家魏大铭透露，他的前任毛庆祥以及自己治下就一直有未暴露的共产党情报人员潜伏其间。[21]
如果再加上宋庆龄的话，那么在渝的中共力量就是难以估量的。这位前“国母”与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集团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史迪威到重庆的时候，会去宋庆龄的寓所，两人一起玩纸牌“金罗美”。这位不喜社交的将军甚至也在自己只对亲信军官开放的官邸里宴请过宋庆龄。[22]一方面，他是宋庆龄援助延安的坚定执行者。应宋庆龄之请，史迪威向延安派去了陆军军医卡斯堡（Melvin A.Casberg）少校，并且一待数载。他还会毫不犹豫地动用美军飞机将宋庆龄的军用、医疗物资运往延安，甚至包括一台比机舱门还要大的原本打算陆运的X光仪。[23]另一方面，宋庆龄也是史迪威对抗蒋中正的坚定支持者。1944年夏秋，蒋史矛盾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宋庆龄写信给史迪威，鼓舞他说“［中国］人民感激您和您的行为”；她至少两次在自己家中招待史迪威，并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为他打气。10月20日，史迪威被解职后第二天，去见宋庆龄，“她哭了，基本奔溃”，并骂蒋是“纸老虎”，还谴责罗斯福居然示弱，对蒋过于纵容。[24]而戴维斯同样与宋庆龄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在史迪威被召回后，主动联系调往莫斯科的美国使馆。[25]在临行前，戴维斯除了拜访延安以外，也去看了宋庆龄。她很委婉地记叙道：“约翰·戴［维斯］与我共进晚餐，饭后斯义桂还唱了歌，但……我们都沉浸在烦闷的思绪之中。约翰已赴莫斯科，这个职务的变化对他是一种升级（在意识形态上说！）”她同样提到了另一个约翰：“谢伟思回来了，但他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因为他也染过颜色了，染得很深。”[26]几年后，史迪威去世，白修德帮助他的遗孀编辑出版了其部分文件，在扉页上写着“献给孙中山夫人”。[27]这些虽系后话，但他们彼此心有戚戚可见一斑。
中共的策略是给美国人戴高帽子，好让他们觉得自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蒋中正不断施压、逼其就范。1942年11月20日，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及毛泽东的代表林彪向范宣德和谢伟思表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唯一可能使国共形势得以改善的力量，必须强化对国民政府的压力，同时直接介入国共纷争，并供给共产党军队以“合理的美国援华份额”。随后，谢伟思也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要求国务院重新审核美国供给国民党政府军事装备的政策，应避免不用于抗日反用于内战。[28]1943年12月31日，开罗归来的戴维斯更直接写信给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提议加大对蒋施压的力度，并准备支持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新“联合政府”（a strong new coalition）。[29]史迪威对蒋施压颇有历史，且有过成功的经验。1944年4月10日，经他建议，马歇尔亲自下令停拨援华物资，从而迫使蒋派出驻滇远征军卫立煌统率的Y部队入缅。[30]7月，昆明的中共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又通过美国外交官告知华盛顿，只有罗斯福亲自对蒋施压，才有使国民党由法西斯转向民主的一线希望。[31]8月，毛泽东又让谢伟思相信：“美国在华影响是决定性的，中国人因此最为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政策……对蒋友好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事。他在持续、强硬并一致的压力下必定会屈服。对你的目标不要有丝毫的松懈：不断敲打他。”[32]不久，谢伟思在蒋史冲突的最后阶段，还从延安写信给史迪威，劝他一定要强硬：美国占据优势地位，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早就垮了，因此蒋必定会服从美国；国民党军不打仗，是因为相比抗日，国民党更热衷于攻击共产党，而中共军队或者地方军要比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军要更为有用。[33]所有在华的美国军政官员都拿出一副吃定国民政府的腔调：“中国依赖美国”，“美国需在华建立积极的领导”。[34]
这就又牵涉租借物资的支配权问题。早在蒋史交恶之初，就有重庆亲共人士杨杰通过戴维斯加以告诫。驻苏大使、军事家杨杰由于受莫斯科影响而同情共产主义，于1940年遭到蒋中正的罢黜而赋闲重庆；随后周恩来即通过宋庆龄与之结交，并秘密吸纳其为中共工作，由董必武单线联络。[35]1942年7月11日，史迪威收到戴维斯报告，说这位前大使提醒美国人要警惕国民政府，“必须有步骤地确保供给中国的物资用于既定目标。如其不然，租借物资就会被中国政府囤积起来（为内战做准备，以维持当权者的统治，并增强中国军力作为日后谈判桌上的砝码？）。‘我们中国人皮厚’，杨将军称，‘你们对我们太客气了。’”[36]这个版本与不久周恩来托戴维斯带话给总统特使居里（亦是苏联间谍，代号Page）的措辞几乎完全一致。[37]这个主张可谓与史迪威一拍即合。7月底，戴维斯即以肯定的语气在中印缅战区评估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在于保存而非发展其军事实力，并依赖美国海空力量及可能的俄国陆空军来击败日本……这导致转交给中国的租借物资一旦没有交换条件（quid pro quo）的要求就会被囤积起来而有违租借法案的初衷即用于抵抗日本人”。[38]（强调为原文所有）史迪威后来以他的交换条件理论而闻名华盛顿，他给马歇尔的电报被转给了罗斯福：“蒋介石已经非常暴躁而难以控制，无论给了他什么都不断加码其要求，除非以更为严厉的口吻对他讲话，否则将永无休止。我们每给他做一件事，就应该要他一个确切的承诺。”（强调为原文所有）这种态度也显然获得了马歇尔的支持。[39]1943年7月初，胡宗南部进抵洛川，毛泽东马上让董必武向史迪威等美英人士求救，史迪威迅即表示：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随后史又让中共提供其所牵制日军的番号、数量及将领姓名等信息。[40]这让蒋非常恼火。他密令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直接表达不满，批评史迪威怂恿中共作乱而更加“鸱张无忌”。[41]10月底，史迪威又接董必武密告：“国民党正增兵西北，目前包围边区的兵力共十四个军（三十七、八个师），一个骑兵军（四个骑兵师）。”[42]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利用最后面见总统的机会向罗斯福告状：“蒋只是在积蓄力量，以便在战后对付共产党。”[43]史迪威其后在公私场合多次表示要平等分配美援，甚至当着蒋的面，明确表示要给八路军五六个师的装备。[44]谢伟思也向史迪威建议，要更为主动地与中共合作，即给他们以武器装备。[45]史迪威对此深信不疑，这其实构成日后蒋史矛盾无法调和的核心和关键。
而在国民党内部，粤桂系大员与蒋中正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蒋史冲突。先说武官，李济深曾于开罗会议期间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暗通款曲，谋求西南地区联合而被蒋所发觉。[46]这自然与国民党长期派系纷争有关，也与中共高级谍报人员陈翰笙密谋策划有关。[47]1944年8月，李济深准备武装夺权建立西南联防政府的计划经由美国使馆告知了史迪威。[48]再看文官。蒋的大舅子宋子文一度试图与史迪威建立政治联盟，甚至想通过白宫向蒋施压，任命他自己的人担任中国陆军司令和参谋长。[49]而孙文之子孙科在蒋中正宣布准备宪政之后一度异常活跃，不但仍旧坚持亲苏的立场，而且开始与美国驻渝军政官员往来频繁，同时主动向两国政府传递情报。像宋庆龄一样，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公开号召允许共产党合法化，并反复强调美国人的看法应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甚至承认美国在华的“优越”（preeminent）地位。[50]中共已将孙科作为积极争取的对象。[51]美国人也自然把孙当作国民党内自由派以及重要的政治力量，用心结交。[52]
中共不失时机地提出将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由史迪威掌管。早在1942年6月29日，刚刚做完疝气手术的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对前来探望的戴维斯“半笑半真地说（half-laughingly half seriously），假如委员长允许，他将率领手下的共产党部队投入缅甸战役，而且‘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戴维斯如此这般报告了史迪威。随后，史迪威就一直相信中共军队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并将这一点上报马歇尔，[53]还多次向蒋中正要求用八路军在华北同国民党军一起抵御日本人。[54]1943年9月2日，充任宋庆龄秘书的王炳南携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秘密拜访了史迪威。这个邓宝珊是中共的老朋友。此前，邓宝珊分别与毛和周都有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他在重庆的时候，也与延安保持着联系。[55]当时，戴维斯和谢伟思都在座，就与八路军合作的问题谈了许久，邓宝珊赞誉共产党民主廉政、士气高昂，指出他们与国民党军合作的顾虑在于“如果置于国民党将领的指挥下，经验丰富、战斗力强的共产党游击部队的完整性”将如何保持，并强烈建议美军干预促成军事合作。[56]史迪威总结道“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57]邓于年底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他接到自己在杨家岭的居所，并请邓的老部下、秘密共产党员续范亭作陪，并差人送去上等狐皮十件作衣料。[58]毛泽东后有书致邓宝珊，表示“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59]因此，史迪威对与中共的合作非常有信心，甚至向蒋宣称只要他去延安三日内就可解决中共问题。[60]他也几次计划去延安，但因故都没有成行。[61]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利用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建立的联系，直接以罗斯福为对象，把建议写在一页纸上，寄给霍普金斯，甚至附了一封代总统拟给蒋中正的电稿，明确要求向陕西和山西北部派出美军观察组搜集情报。随后这份简洁明了的备忘录被总统转给了他的参谋长李海和马歇尔，而戴维斯的电稿则稍加改动后经总统签署发给了蒋。[62]美军将要向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派驻观察组。这是周恩来外交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一。该建议自1941年周恩来首次对居里提出，[63]接着1942年5月、1943年2-9月，又经周、戴维斯、谢伟思、邓宝珊反复建议，[64]而且获得了史迪威的赞同。[65]为了向蒋施压，史迪威还亲自阻挠中国官员访美。[66]史迪威亦就此事致函何应钦，又询问外事局长商震，表达了关切之意。[67]现在，戴维斯的电稿以美国总统名义于2月9日发至重庆，直接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施压。[68]蒋不由慨叹道：罗斯福“为共匪宣传所迷惑，急欲往延安明了共匪情形，而其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69]美国总统命现役军人与国民政府的武装反对派建立官方直接联系，这是正式干涉中国政治的开始。
其时，美国将中国作为对日终战基地的设想尚未改变。罗斯福的战略一直是避免登陆日本本土，而通过大规模的轰炸迫使其投降。[70]1944年1月底，美国陆海军中、西南太平洋战区在珍珠港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反攻战略。尽管在攻击方向和部署上，海军和陆军之间钩心斗角，但他们仍然赞同去春以来形成的以中国为跳板、用新式B-29轰炸机给日本本土造成致命打击的战略。[71]这种单价高达60万美元的“超级空中堡垒”性能尚未稳定，也未作为主体机投入实战，但是它一连串不俗的数据使其具备了值得期待的价值。毫无疑问，这是当时空中最重、最大也是最快的飞机，让绝大多数的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望风莫及，适用于远程战略轰炸任务，这就是后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而被日本人称为“地狱火鸟”的杀人兵器。然而，即使代号为“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研发尚处于攻坚阶段，而且只限于少数人知道的机密，更没有人知道能否真正成功，B-29却在1944年春天被确定为最为合适的原子弹载机。因此，如果不考虑苏联远东地区，中国的沿海地区将是基地的最佳选址。2月10日，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答复海军军令部长金上将时，明确同意美军的目标是要在“中国东海岸”建立基地。[72]金海军上将对中国战场素怀热忱，在珍珠港事件后就预测三四年后将登陆中国，并派海军情报军官梅乐斯（Milton E.Miles）中校赴华及早与军统头目戴笠（字雨农）联络，建立登陆基地。[73]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持续恶化和太平洋战场的迅速推进，美军不可避免地萌生了抛弃中国的打算。在新德里，中缅印战区（CBI）和新成立的旨在挽救英国在亚洲殖民地的东南亚战区（SEAC）之间就充满了矛盾。后者的美军副总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少将因其德裔血统而大有天妒英才之感，积极主张经由苏门答腊—新加坡，与太平洋战区的美军会师，直捣日本；这就与前者史迪威中将的缅甸—中国战略产生了竞争。[74]
在启程赴开罗之前，罗斯福总统电请蒋中正在成都附近修筑5个长形的B-29机场及附属的房屋设备，定于1944年3月前完工。蒋电复照办。[75]国民政府共征集了36万劳工，在川西新津、彭山、邛崃、广汉等地抢修机场，命名为“特种工程”。[76]成都附近修筑的4个前进基地都是为该重型轰炸机量身定制的，在通胀的压力下，还是于1944年6月竣工。它们有着厚实的硬质停机坪，其中三个均可承载52架这种轰炸机，另一个稍小些，也可停驻43架。[77]英国同时也在印度西孟加拉的克勒格布尔修筑了数个主要基地，这里与加尔各答港之间交通便利。成都的机场之所以被称为前进基地，是因为它们只是B-29由印度起飞向日本前进途中的跳板，好让攻击范围延伸到日本九州岛和中国东北，但是日本本州还是太远，不是飞不到而是回不来。没有人知道未来一年美国的计划可能发生改变，四川的战略轰炸机场最后根本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反而恶化了中美关系，更加速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由于中国国力殆尽，罗斯福许诺的援助又迟迟不能兑现，中美之间尤其是国民政府与美国作战、财政两部的矛盾日益尖锐。2月15日，马歇尔接到两份内容相关但旨趣相反的报告：一份是由陆军后勤部队司令萨默维尔（Brehon B.Somervell）中将撰写，旨在通过减少美国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来迫使国民政府在汇率问题上顺从；另一份则是由陆军航空兵参谋长贾尔斯（Barney M.Giles）少将提交，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一切手段以改善国民政府的金融困境，从而保证成都附近B-29前进机场的及时完工。2月17日，马歇尔向顶头上司史汀生做了汇报，鉴于B-29在未来可能担负的重任，史汀生对中国的经济也颇感头痛。[78]华盛顿的对策就是史迪威的战略——施压。早先，萨默维尔就曾告知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史汀生和马歇尔“业已决定将对中国政府强硬。对于与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军队目前实际上数量有限的战斗，他们表示非常不满”，必要的时候将停止修筑在华机场，甚至花1亿美金收买蒋的某个竞争对手促其倒台。[79]2月18日，史迪威又在戴维斯的建议下，派他的参谋长柏特诺（Haydon L.Boatner）准将返美，以夸夸其谈的口才向总统游说要在缅甸问题上继续对蒋施压的重要性。[80]连反蒋的戴维斯也承认，“共产党通过他们的群众路线和组织天才自下而上地构成一股颠覆力量。美国人则是自上而下地去威胁他［蒋中正］摇摇欲坠的权力结构”。[81]
日军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困于太平洋和印缅两地的苦战之中，回过头来突然发现中国战场运入了美军轰炸机，同时大本营也接到报告称华中、华南沿海发现可疑的潜艇基地。1月24日，东京决心实施“一号作战”（中方史称豫湘桂战役），这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有20个师团（占“支那派遣军”总数的80%）的50万人参加。[82]目的在于“击破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南部京［平］汉铁路沿线要地，覆灭敌空军主要基地，以封杀其空袭”。[83]这时候，东京陆海军内部同样因为争夺飞机而闹得不可开交，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只得亲兼陆军参谋总长一职，并任用他的密友、海相岛田繁太郎大将兼任军令部总长，以图专心巩固日本“绝对国防圈”。2月22日，蒋中正从戴笠那里获报，日军正从东北和华北抽调15万部队南下，并重建了一座黄河大桥。
伴随着中美借贷、缅战延期的纠葛冲突，矛盾的焦点集于蒋中正身上。也就在同一天，即2月22日，他终于回电罗斯福。以其患得患失的性格，蒋中正首先对派遣美军观察组表示赞同，然后以极其委婉的语气暗示观察组不能去中共控制区域，而只能去“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84]罗斯福简单忽略了这一点，于3月1日续电表示前述观察组“即将”派出。[85]几乎同时，中共在重庆的情报网就获得了这一消息，毛泽东第一时间得知美国政府决定向西北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消息来源是蒋的一位美国顾问。[86]
蒋中正经过几番思虑之后，还是暂时抵制了这一要求。这时候，重庆以斯坦因为首的10位外国记者在延安的鼓舞下，联名函蒋，要求赴延考察。[87]作为对美军观察组搁浅的补偿，2月23日官方被迫首次批准记者访问延安。蒋指示“须有周到之准备”。[88]他特地答应给外国记者3个月的采访期限，倒不是怕他们看，反而担心不足以暴露“匪之内情与宣传及其欺诈手段”。[89]国民党中宣部专门制定了《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最后核定了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同行。外国记者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斯坦因、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美国《时代》《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ain，秘密共产党员[90]）、《先驱论坛报》的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天主教报纸《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Comac Shanahan）、中宣部的美国顾问武道（Maurice E.Votaw），共产党或者同情中共人士占2/3。而随团的《扫荡报》记者谢爽秋，亦是中共地下党员。[91]记者团由国民政府外事局副局长谢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分别担任正副领队，由魏景蒙和陶启湘负责稿件的审查工作。[92]
而中共的准备工作做得更为细致。周恩来本着“一切工作要预想到底”的原则，事必躬亲。他尤其特别指示，要陪同干部沿途“指点他们注意国民党封锁边区的工事”。[93]延安南门交际处的接待室里也悬挂起了孙文联俄联共的卷轴和蒋的新画像，并经周亲自审核了领袖像的悬挂次序，从左至右为斯大林、罗斯福、蒋中正和丘吉尔。[94]所有反蒋标语都被撤换成了国共联合抗日。一些村子也事先进行了排练。为证明八路军的抗日成绩，毛泽东命叶剑英急令各中央局、军区“火速”搜集日伪的反共言辞。[95]这些材料后来在美国人中发挥了作用。[96]延安还抽调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柯柏年和浦化人负责中外记者稿件的审查工作。[97]
事后证明，中共在这场宣传战中完胜。毛泽东一向重视宣传，他对武道热情地表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他更聪明地指出华盛顿对国民党的批评比中共的要尖锐激烈得多。[98]武道后来告诉中宣部时任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曾朴之子），延安的“招待非常隆重”。[99]可以想见，延安远离战场，就连山野里简陋的窑洞在外国记者和神职人员住起来都别有一番风味；每周六的舞会，在共产党人不过是一个娱乐节目，但在驻渝记者看来却充满了久违的节日气氛，无不备受鼓舞，甚至从中看出了延安的平等和活力。
外国记者的到来对中共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热身。6月中旬，毛泽东从斯诺10日发表在美国《星期六晚报》杂志上一篇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宣传文章中获悉，“2月间，尼米兹［Chester W.Nimitz］上将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上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和日本”。[100]随后他又从来延的美英记者那里获证“盟国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等”。[101]中共中央指示延安外语学院在俄语和法语之外，增设了一个英语学校，由浦化人充任校长，紧急培训翻译人员。[102]一切都为美国更大的举措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