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3年11月21日晨7时半，蒋中正（字介石）的座机降落在埃及开罗机场。[1]这是自有民国以来，他首次以“四大国”领袖之一的身份，走向世界。37年前，年近弱冠的蒋志清首次踏出国门，去的是日本，读的是军校，从此振武强兵成为其终身信条；20年前，已届而立的蒋中正再次踏出国门，去的却是苏俄，考察的是党务，尽管深受革命的洗礼，他日后也慢慢认清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本质；10年前，不惑的蒋委员长与德国希特勒（Adolf Hitler）元首关系火热，他凭借日耳曼重新崛起的军事实力荡涤了赣闽的赤色政权，驱逐他日后的竞争对手们奔走偏远；5年前，蒋总裁的强国之梦终于被他昔年所崇尚的日本军队撕得支离破碎；3年前，他的副总裁、政敌汪兆铭（号精卫）在日军控制下的南京自立了门户；3个月前，蒋主席通过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强化了个人权力，而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作为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蒋深切地知道自己万里之外的祖国和脚下埃及的这方土地，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虽同属文明古国，然因实力羸弱，屡遭外人百般凌辱。今中国历6年抗战，山河破碎，但他竭力争取与“盟邦”地位相称的权利，“大国”的头衔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至上荣耀，毋宁说是巨大讽刺。而作为一个传统的军国主义者，他高举孙文（又名中山）的主义和遗教，以军人治国、武力优先，痛恨党徒的自私无能以及国民的愚昧无知。但“领袖即国家”、“本党即国家”，蒋欲以一己之意志为举国之准则，以自我之道德为全民之典范。他秉性多疑而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而患得患失。他敌视任何党外异己的存在，无视自由与人权，封闭了改革之多途。他怀抱19世纪之常识来治理20世纪充满外忧内患之中国，举国命运都要在他的耳顺之年上来一个了断。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多的无奈和彷徨。
安顿好之后，蒋中正分别拜会了陆续赶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S.Churchill）和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由于“日将落”帝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蒋中正对丘吉尔无甚好感，他送了八个字“狭隘浮滑自私顽固”。[2]蒋此行目的原本就在于另一位坐在轮椅上却已让民主党把持白宫长达11年的强人总统。然而，总统此时62岁，身体状况极差。[3]他信赖的战时内阁成员主要有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73岁）、作战部长史汀生（Henry L.Stimson，77岁）、海军部长诺克斯（William Frank Knox，70岁）等，甚至还可以包括参谋总长李海（William D.Leahy，69岁）、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64岁）、海军军令部长金（Ernest J.King，66岁）、陆军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Henry H.Arnold，58岁）。可以说这个年轻的国度也是被一群老人统治着。
中国自1942年以来，主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支撑至今。更早之前，大力援助国民政府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然而经新疆的陆上交通线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就中断了。随着1942年春天缅甸被日军占领，中国对外的海陆交通几乎断绝。唯一脆弱的补给线，是由美国东海岸将物资装船行驶1.2万海里（当时一艘货轮一年至多往返4次）到达印度半岛西岸的孟买和卡拉奇，通过轨距宽窄各异的铁路系统运至印度东北的阿萨姆，从那里飞跃地球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实施“驼峰”空运，到达云南昆明，再运至各基地。通过这条艰险而低效的补给线，每月仅有4000吨的物资可以成功运入中国；直到1943年底，在蒋中正的一再要求下，每月才增加到1万吨左右。[4]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只占全球开支中很小的比重。中国更一直是供应链条的最末端。[5]此时距离中国全面抗战已是2300余昼夜。国民政府毫无疑问起着主要的对日牵制作用。年军费开支在1000亿元法币（按黑市1∶200的美元/法币比价，约合5亿美元）以上，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胀严重。[6]河南大灾之后，饿殍遍野，驻守其间的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40万大军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7]甘肃、宁夏、四川和贵州等地复又爆发了抗税冲突。[8]洞庭湖要冲常德在日军猛攻下已是危在旦夕。蒋本人的估计是“无论军事与经济危局，决不能支持至半年之久”。[9]罗斯福虽然派来了马歇尔上将的亲信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中将作为美军中缅印战区（CBI）司令，但由于史同时兼任蒋中正的参谋长，两人因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租借物资的控制权问题渐生龃龉。而中国战场的形势始终与欧洲战场乃至太平洋战场相左：当其他地方盟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国很可能会在第二天即行崩溃。
关于史迪威与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之间的矛盾，多有述及。陈纳德是个强悍的得克萨斯军人，他因耳聋于1937年由美国陆军航空队以上尉衔退役，经私人介绍来华被蒋氏夫妇聘为中国航空委员会（国民党空军前身）调查员，于1941年成立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创制出对日空军的有效打法，从而以数量有限的P-40战斗机立下赫赫战功，被正式纳入美军第十航空队战斗序列。由此可见，与史迪威以马歇尔为后台的陆军背景相比，陈纳德依靠的只能是看好空军发展前景的中国元首蒋中正。1943年春，陈纳德和史迪威在华盛顿进行了一场陆军和空军之间争夺战略优先权的辩论，罗斯福总统也显然对陈纳德提出的投资少而回报高的空军计划大感兴趣。同时为了安抚蒋，罗斯福破格提拔陈纳德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并陆续增加了“驼峰”空运的吨位以及其中供给“飞虎队”的份额。[10]
关于史迪威和蒋中正之间的过节，众说纷纭。史迪威和马歇尔都是《辛丑条约》之后驻过天津的美军旧人，貌似与中国颇有渊源。史蒋矛盾究其原因，美国人指责蒋独裁、自私、无能，中国人指责史乖戾、阴险、无能。[11]归根结底，两人的矛盾是两国政治和文化的矛盾所引起的。在政治制度上，民主党执政的白宫迫于四年一届的竞选压力，重视短期目标的达成，而国民党执政的重庆对民训政，尚无选举压力，更注重在抗日之外，彻底消灭国内的武装反对派。再加上美国由于坚持欧洲第一的原则，又往往牺牲掉远东的利益。因此双方一旦共事，冲突在所难免。不幸的是，这一冲突构成了此后国民党与华盛顿关系的主线。
有不少人也曾经谈论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乃至中国人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那么重视中国。罗斯福的对华认识基本还停留在19世纪。罗斯福从未到过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他所喜谈论的都是祖父辈的旧事，借以显示自己对中国事务的发言权，并掩饰其东方知识的严重不足。[12]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接触到即将赴华的美国人，就鼓励其向自己直接报告所见所闻。他告诉左派作家斯诺（Edger Snow）说“必须对东方人有信心，他们有自治的能力”；他多次提及不要把蒋中正当作“摩洛哥苏丹”（Sultan of Morocco）或者“蛮族头领”（barbarian chieftain）。然而，这也恰恰暗示他正在努力克服自己的这种倾向。罗斯福凭借对东方的想象力，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在战后可以同化日本。[13]对美国改造中国这一点，罗斯福有着不甚可靠的自信。这种自信是隐约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实力和白人的优越感之上的。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es，Jr.）曾如此评价罗斯福的这种天真乐观：“他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以中国的戈登、华尔来看待［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这码事”。[14]罗斯福与丘吉尔相比，好处在于他反对殖民主义，然而二人又都是强权政治的拥趸。罗斯福积极干涉中国，但派来的人却往往不敷之用，例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居里（Lauchlin Currie）、华莱士（Henry A.Wallace）、赫尔利（Patrick J.Hurley）、纳尔逊（Donald M.Nelson）等，不一而足。
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宫并不相信中国人。尽管战略上，它力图把中国装点成“四大国”之一，但是作为盟军核心决策机构的联合参谋部却拒绝中国人参加。它必须重视苏联，却可以怠慢中国。对蒋中正，它就美英于缅甸的战略部署进行了隐瞒，就苏联将对日作战进行了隐瞒，就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优越利益进行了隐瞒，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中国人会泄密。[15]更不消说原子弹研发和轰炸这样的机密。斯大林有其强大的谍报系统可以侦知内幕，罗斯福的后继者杜鲁门（Harry S.Truman）在德黑兰也及时通报了新式武器试验成功，唯独蒋对这些情报两眼一抹黑，以致日本突然投降时慌了手脚。这些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详加叙述。
回到眼前。23日晚7时半，蒋中正应罗斯福的邀请，来到位于开罗西郊的美国大使官邸赴宴，从这里可以远眺著名的胡夫大金字塔。餐后，两人进行了第一次私下长谈。罗斯福的挚友、亲苏的霍普金斯（Harry L.Hopkins）在侧，当然，由麻省卫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宋美龄充当翻译。没有谈话记录，两位元首留下了各自不同版本的记载。
从蒋中正的叙述来看，他完全被罗斯福的魅力征服而赞不绝口。他很快就发现这位健康状况欠佳的美国总统颇具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彼此对战后安排达成了不少共识，包括日本未来之国体、日本对华赔偿、新疆投资、朝鲜独立、安南（越南）问题等。罗斯福甚至坚持战后盟国对日占领应“由中国为主体”。蒋盛赞美国的对苏政策，罗斯福则表示东北、台湾和澎湖应为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战后可以归还中国。两人“直谈至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16]
与之恰恰相反，罗斯福则对这位国民政府的统帅却印象欠佳。当他的儿子于次日晨询问观感时，罗斯福耸耸肩，随后说道“［蒋］知道他要什么，也知道他不可兼得”。接着，罗斯福说了一句后来为不少人引来证明其对蒋正面印象的话，所谓“一席之对谈，胜于联合参谋团四小时之会议”。可是在儿子的继续追问下，罗斯福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说：
蒋的军队现在根本没有打仗，即便白纸黑字的报告上写得煞有介事。他声辩自己的军队未经训练、没有装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而且也不能解释他为何将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西北——放在红色中国的边界上。
他对蒋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者。罗斯福又谈道：“我已经告诉他，［蒋的政府］并非如观念上理应的那样是一个现代民主政体。我还跟他说，只要仗还在打，他就不得不与延安的共产党结成联合政府。他同意了。有条件地同意了。”（强调为原文所有）这是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第一次被提出，而且是由美国总统本人。蒋中正的条件总结起来是两个，一是美国“保证苏联同意尊重中国在东北的边界”，二是美国“支持他主张英国和其他国家于香港、上海和广州不再享有帝国特权”。“当听到委员长答应在实行选举之前就邀请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我特别高兴”，罗斯福自信地说道：“事实上，就他来说，他唯一希望我们能够竭诚做到的就是当日本屈膝投降的时候，我们确保英国军舰不会驶进中国的港口。唯独美国的军舰。对此，我已作个人担保”。[17]
蒋中正在开罗与罗斯福进行了六七次会谈，讨论了缅甸两栖作战的必要性。这本是盟军在太平洋地区进入反攻之后的基本共识，也是蒋中正和史迪威难得的共识，即打通缅甸补给线并在中国东南海岸线上会师。1943年初的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以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为条件换取了丘吉尔增加对缅甸战场投入的表态。然而，由于英国的不断抵制和食言，第二次缅甸战役一拖再拖，实施规模也不断缩水，到了年末的开罗会议就只局限于缅甸北部。罗斯福一再保证促使英国尽早实行缅甸登陆作战。另外，蒋夫人宋美龄报告说罗斯福基本答应给中国10亿美元的贷款，以解决中国因战争而恶化的通货膨胀问题。蒋中正对罗斯福的态度不但满意而且感激。11月28日，蒋怀着愉悦的心情登机返国，他认为开罗会议是其“革命事业”的“重要成就”，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18]在归国途中，蒋还顺道印度东北蓝伽视察了史迪威训练的X部队——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新一军），并会见时任军长、黄埔一期郑洞国。然而，他的好心情很快就被严峻的国内形势、罗斯福的食言和史迪威的挑衅彻底冲散，变得荡然无存。
罗斯福也于11月27日飞抵近东的另一个文明古国——伊朗，去和本书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苏联总理斯大林（Иoсиф В.Стaлин）会面，主要讨论在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Overlord霸王行动）的实施。斯大林和丘吉尔就意大利战役的必要性问题有着很大分歧，因为地中海作战会牵制英军将原本有限的登陆艇及时调往北大西洋。11月30日，是英国首相的69岁生日，这一天他得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在午餐前，丘吉尔私下约谈斯大林，暗示他问题的关键就在倒霉的缅甸战场，如果不是美国人迁就中国人而实施缅甸战役的话，英国就能及时满足意大利和法国两个战场的需求。这时候，斯大林突然宣布苏联将在德国投降之后转向对日作战。[19]在稍后用餐的时候，丘吉尔不断向斯大林示好，斯大林继而暗示将在对日作战之后对中国有所要求。罗斯福随即表示可以把大连作为自由港，还代替蒋中正表了态。斯大林更暗示苏联还想要旅顺作为军港。罗斯福没有接话。丘吉尔和斯大林一唱一和地鼓动：世界的管理权必须集中在强国手中，也就是英、苏、美三个国家。[20]然而，斯大林对美国最近要求使用苏联空军基地和军港的提议没有回应。
德黑兰会议持续6天后结束，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回开罗。此时，丘吉尔已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罗斯福放弃对蒋的承诺：既然斯大林自告奋勇地要对日作战，整个战略形势将随之改变，无须再在中国建空军基地，美国可以经由阿拉斯加使用苏联滨海现成的基地，进而轰炸日本本土的工业中心。[21]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罗斯福致电蒋中正，建议缅甸战役延期至1944年11月。
12月6日午后，总统就在几天前对蒋委员长做出许诺来年春天即开始缅甸两栖作战的同一房间里，再次召见了他的将军史迪威，目的却是让他去收回这个许诺。谈话主要在总统、史迪威及戴维斯间展开，霍普金斯因为生病只在谈话中略坐了一会儿。根据史迪威的私人笔记，罗斯福先是东拉西扯了其祖父在中国经商的历史，被他拉回现实，继而表示美国不大可能向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总统说：“我告诉过他们［蒋夫妇］要获得国会的同意还有难度。现在，我可不是一个金融专家（！！）”并提议以5000万或1亿美金收购中国黑市流通的法币来抑制通货膨胀。接着，当戴维斯从旁提及中国人无法打开交通线的后果时，罗斯福转向史迪威：“你认为蒋还能撑多久？”
史迪威：形势严峻，5月份的攻击再来一次就可能摧毁他。
罗斯福：好吧，那么我们应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来继续下去。
史迪威：他们很可能会来找我们。
罗斯福：对。他们会送上门来。他们真的喜欢我们，还有，别说出去，他们不喜欢英国人。现在，我们与英国人在那儿的目标并不一致。举例而言，香港。现在，我打算让香港成为自由港：对所有的国家——全世界——商贸自由！但首先要在那儿插上中国旗，接着蒋在第二天就可以做出重要姿态，让它成为自由港。就这么办！大连也一样！我确信蒋会乐于让那儿也成为自由港的，而货物可以经由西伯利亚进入内陆——没有关税检查。
戴维斯：您认为是什么促使那些俄国人做出高尚姿态，同意中国拥有满洲？
罗斯福：这个，我想他们认为得到的已经足够了，事实如此。你可以往西伯利亚再迁入1亿人口。斯大林不想要更多的土地了。他占有已足。他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我。我们应该会组成委员会代管这些国家25年左右，直到我们让他们自力更生。就像菲律宾。我直白地问过蒋，他会否想要印度支那，他说“绝不！”就像这样——“绝不”。
史迪威：蒋在向他的人民解释盟军无法打通缅甸时会有困难。
罗斯福：是啊。是啊。但如果我们不执行这一行动，我们可以增加飞越驼峰的吨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将更多物资输入中国。[22]
随后，罗斯福又谈了一些中国需要“大量”美国援助的话，隐约地表达出他对国民政府索要无度的不满。而国民政府的美籍经济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却也不无同情地批评华盛顿目光短浅：“［蒋］疲惫不堪而忧心忡忡，他难以理解为何中国率先抵抗侵略并做出了重大牺牲，却如此不被重视。部分来说，这个［10亿美元贷款］计划是着眼于中国战后需要而提出的”。[23]
戴维斯的日记同样留下了这次会谈的记录，内容与上述基本一致，只不过罗斯福要让香港插上的旗帜换成了米字旗，然后轮到丘吉尔来做姿态，接着是自由港；换成是戴维斯直接询问总统：“如果蒋政权倒台了，我们应做什么”。总统先生毫不犹豫地说：“立第二个人（build up the next man）。”[24]
这里之所以要花许多笔墨来引述此次对话，是因为里面包含了罗斯福本人对蒋中正、中国政治以及战后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基本态度。在他的未来构想中，美国与苏联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主宰世界，没落的大英帝国会听美国的，而落后的中国更要依赖美国的支援，蒋不过是战略棋局上的一枚棋子罢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更换。毫无疑问，在主权和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无礼而粗暴。事实上，罗斯福乃至杜鲁门执政前期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积极鼓动着那些可以替代蒋中正的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在内。且不说像史迪威、马歇尔这样的职业军人做何感想，这次对话对戴维斯、谢伟思（John S.Service）、范宣德（John C.Vincent）、艾奇逊（Dean Acheson）等外交官所产生的影响则往往被简单忽略。艾奇逊在六年后成为辅佐杜鲁门的强势国务卿，并于国共内战的白热阶段，发表白皮书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辩解，仍旧赞成戴维斯等提出的“须减少与国民党往来而开始与共产党合作”的建议，伺机承认中共政权。[25]要说起来，这始作俑者竟是罗斯福总统。因此本书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个美国政府找人替换蒋中正的故事。
然而当我们在21世纪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其后发生的事统统走向了这个版本的反面，蒋中正换成了毛泽东，中国倒向了苏联，美苏联合主宰世界变成了美苏对峙。
0因此，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民选总统的义务当然是要讨好选民，他会把政府摆在国家的前面；然而，到了斯大林那里，在地球的另一面，基本价值恰恰相反。绝对的权力也会造成安全感的缺失。美国总统觉得过大的领土象征着过多的义务，而苏联总理则认为领土越大越安全。斯大林永远不会满足于苏联现有的广袤土地，他要波罗的海，要波兰，要伊朗，要新疆，要蒙古，要满洲，要朝鲜……他已经开始在新疆秘密组织“民族复兴小组”，准备推翻背叛自己的督办盛世才；外蒙古则宣告独立，军事外交无不仰承克里姆林宫的鼻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政府是斯大林一直所不愿见到的。对蒋中正明拉暗打的两手原来就是自己区别于托洛茨基（Лев Д.Троцкий）和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Бухарин）而夺得高位的根本。
蒋中正为抵制莫斯科而向华盛顿频送秋波。对于新疆，重庆政府破天荒主动邀请美国建立领馆，无疑继承了晚清所谓“以夷制夷”的方略。而对东北，重庆则已经显露出对莫斯科继承沙俄政策、可能利用对日作战予以抢占的担忧，开始向美国预警。按照蒋主席的训令，国民政府甚至经由莫斯科渠道向华盛顿传递了信息。新任亦是末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托即将离任的美国公使级参赞杜曼（Eugene H. Dooman）捎话说，西伯利亚苏军将可能以快于华南中国军队的速度挺进东北，而一旦占据，想送客就不会那么简单。[26]
美国国务院以政治顾问项贝克（Stanley K.Hornbeck）为首的远东派也预见到苏联对东亚的野心，并向国务卿赫尔及时报告。项贝克认为苏联政府对于异己政权具有“深刻猜忌的本能”，其在德国、波兰、南斯拉夫的表现业已证明下一步将在远东邻国建立类似于外蒙古的政权，即便不直接占领，也要攫取温水良港。报告明确指出：“假使苏联在战争末期日本投降以前对其宣战的话，它很可能会尽力进军满洲、南萨哈林和朝鲜，并在那里提出条件，要求某种领土及/或行政特权……当日本战败并产生政治真空时，苏俄自然会想进入华北，还可能包括朝鲜。”[27]不幸的是，赫尔年迈不视事，加之总统本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外交政策上忽略国务院系统以及在全球战略上忽视中国，报告最终被束之高阁。
开罗-德黑兰会议标志着美国在苏英压力下降低国民政府地位的开始。由于成本高昂的“驼峰”运输不可能给重庆以持续有力的援助，美国逐渐放弃了以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战略设想，这当然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影响。历史表明，美国为绥靖苏联而不惜牺牲中国权益亦从此时开始，而非一年后在雅尔塔。戴维斯是上述开罗谈话的唯一受益者。作为美国驻外使馆的一个二等秘书，他平添了经由霍普金斯上达天听的渠道，直接促成了美国向陕北派出军事观察组一事，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此先按住不表。
距离开罗以东7000多公里外，在中国陕北，黄土陇上，清凉山下，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之争此时已到了收官阶段，随处可见反对国民党和加强整风运动的标语。七年前中共实行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近两年来，“整风”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
王明在一个月前趁毛泽东批准苏联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机会，请求他们秘密向自己女儿的养父、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发出求救电。[28]就在蒋中正与罗斯福详谈的当日，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由延安返回述职的苏联军事情报人员，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国共关系正常化都没有了希望”。[29]12月底，季米特洛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以私人身份通过苏联军情部致电毛泽东，除了通报对其子毛岸英的安排之外，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其针对王明、周恩来的斗争，以及“在党的干部中产生了不良的反苏情绪”，并警告说康生（本名张宗可）的“清洗”正在为重庆国民党的离间策略服务。[30]
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刻意将兄弟党领袖的子女留在苏联作人质。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蒋经国是伴随着斯大林建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于1937年3月才获准回国。毛岸英回国则是两年后1945年12月的事。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获得解放。[31]但是当时包括他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共党员认为，苏联毫无疑问是中共的依靠力量，尽管莫斯科战时予以延安的援助较给重庆的为少。[32]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态度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当远方（莫斯科）势弱的时候，他会积极主动；而当远方强势时，他就会暂时顺从。毛泽东最主要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在晚年回忆这两年往事时特别强调，毛泽东怀着“紧张、沉重的心情”，“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解放日报》经常发表社论，每天都有苏德战场情况的报道”。苏联欧洲战场的分量远远超越美国的亚太战场。胡进一步总结说：“毛主席在苏德战争期间，能够根据战局的变化，指导国内斗争，开展对英美的工作”。[33]在中共的天平上，苏联和美国的重量向来就不是对等的。莫斯科决定着中共的对美政策。这一点更在随后的十年间被多次证实。经过延安整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不是像以往想象的那样疏远了，反而变得更加炽烈。当重庆还在思索中外如何如何的时候，延安已经开始考虑苏美怎样怎样。两党思想维度的不同决定了政策体现的差异，也影响了外交关系和国际形势。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吴国桢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有着这样的体认：“每当国民党要求苏联政府给予一项重要援助时，不久就会接到中共方面提出的某种新要求，如果国民党试图拖延答复，那么就会遇到苏联各种莫名其妙的拖延；一旦马上对中共让步，那么苏联政府也会立刻给予满意的解决。”[34]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允许八路军在重庆、西安、桂林等地设立合法的办事机构，这些办事处渐渐变成中共对外情报交流的枢纽。
共产党与国民党本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对双生子。然而，在对国家政权的长期争斗中，却势同水火。虽然蒋中正以黄埔嫡系胡宗南部26万国民党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施以持续封锁，但陕甘宁、太行、太岳、晋察冀、冀南、冀鲁豫、山东、苏中等中共边区都自成格局，发行各自的货币，法币禁止流通，而边币的发行数量更是绝对机密。[35]货币本身不是必需品却是奢侈品。[36]1941年陕甘宁边区干部人数激增（达到1938年的4.6倍），财政入不敷出，通货膨胀同样严重，[37]供应和税收以小米结算，农民年负担也随之膨胀至20万石小米（1938年的13倍），造成了当地农民不满，以致1942年6月出现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言论。[38]毛泽东予以重视，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精兵简政，推行军队屯田，鼓励移民垦荒。自此，陕甘宁干部军队年需约26万石小米，自己承担10万石，农民负担16万石。[39]所谓精兵简政，就是“机构合并，减少层次，干部下放降级使用，减少非战斗人员，处理老弱病残，清洗不稳分子”。[40]该政策在所有根据地都得到了贯彻。通过精兵简政，共产党在根据地内的执政地位有所巩固，全部军队数目已经号称47万。[41]但弹药奇缺，未来一两年能否获得国际援助将成为中共存亡的关键。
这本书旨在重新阐释从中国内战到国际冷战的过程中，国共关系及美苏影响。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共和苏联较早进入了挑战方的角色。美国则对国民党始乱终弃，国民党亦对美国貌合神离。中国内战虽以中共占领大陆、国民党逃亡台湾而告一段落，然而尚未确立所谓国际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和中共次第参战，才使得两极格局真正被塑造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美苏其时的对华政策有如下论述：
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42]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书着重强调中国“内战”。这是为了引起当代人再次关注近一百年前中国与朝鲜相似但不同的命运。所谓“内”者，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理论与全球化实践在当时乃至现今的矛盾冲突。所谓“战”者，则旨在说明国共党争的实质以及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的暴力特征。就苏美而言，权力渗透国界，并非纯粹内战；就中国来说，始终都是热战，并无冷战可言。
本书也强调美国与国共两党的关系，这是由于主流历史并没有把故事叙述清楚。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中国内战中发挥的明白作用和潜在影响，将是本书探讨的重点。而硬币的另一面，苏联对中共或隐或显的支持及挖国民党的墙脚，在作者看来，已是得到充分证明的基本事实；所要做的仅是在历史的细节处放慢脚步。
[1] 关于蒋中正到达时间，参见蒋中正日记（手稿），1943年11月2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藏所同，下略。
[2] 蒋中正日记，1943年11月25日。
[3] See 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New York：Duell，Sloan，and Pearce，1946），pp.146-147.
[4] See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t.of the Army，1956），p.110.
[5]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1958），pp.177，278.
[6] 蒋中正：《一年来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之报告》（1944年9月1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第510页。
[7] 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330-1331页。
[8] Telegram，Vincent to Hull，8 May 1943，in ed.U.S.State Departmen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Diplomatic Papers（hereafter cited as FRUS），1943，China（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p.232-233.
[9] 蒋中正：《为请加速援华复罗斯福总统电》（1943年12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270页。
[10] 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279.
[11] E.g.，Barbara W.Tuchman，Sand against the Wind：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New York：Macmillan，1970）；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本书所引为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11版。
[12] John P.Davies，Jr.，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1972），p.281.
[13] See letter，Roosevelt to Marshall，March 8，1943，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280.Edgar Snow，Journey to the Beginning（New York：Random House，1958），p. 255.
[14]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和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分别是19世纪中叶清政府聘用的英美雇佣兵司令。John P.Davies，Jr.，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95.
[15] 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第289页；Robert E.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An Intimate History（New York：Harper，1950），p.802；Davies，China Hand，p.146.
[16] 蒋中正日记，1943年11月23日。
[17] 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pp.142，154，163-165.关于罗斯福对蒋中正正面观感的评述，见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第437页；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 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47.
[18] 蒋中正日记，1943年11月26-27日、12月4日。
[19] 《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谈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50页。这是斯大林首次明确对英美首脑做出对日出兵的声明，他曾于一个月前的10月30日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告知过美国国务卿赫尔这一打算。See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p.283.
[20] 《斯大林、丘吉尔与罗斯福餐会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第456-457页。为明白起见，本书部分引文标题系作者依实际内容拟定，下同。不注。
[21] 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p.800.
[22] Stilwell note，“Conference on Policy in China，” 6 December 1943，Joseph Warren Stilwell Papers，Box 34，Folder 40，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
[23] 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297.
[24] Davies，China Hand，pp.152-153.
[25] See US State Department，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USGPO，1949），pp.64-65.
[26] Memo of conversation by Dooman and Foo，25 March 1943，FRUS，1943，China， p.220.
[27] Memo，by Hornbeck，Ballantine，Bishop and Vincent，19 August 1943，FRUS，1943，China， pp.318，320.
[28] Vladimirov's papers，28 November 1943，in Peter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1943-1945 （Bombay：Allied Publishers，1974），p.143.
[29] Dimitrov's diaries entry，23 November 1943，in ed.Ivo Banac，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49，trans.Timothy D.Sergay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288.
[30]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22 and 28 December 1943，pp.290，293.
[31] 师哲对毛泽东闻讯共产国际解散后“兴奋”谈“解放”的叙述，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第185页。
[32] 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第22-24页。
[33]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42页。
[34] 吴国桢：《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吴修垣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第141页。
[35] 王渔等编《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第267、345页；《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1941年1月30日），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518页。
[36] Hsiao Li Lindsay，Bold Plum：With the Guerrillas in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Morrisville，NC：Lulu Press，2007），p.294.
[37] 1941年延安边币的购买力一年内贬值79%，物价指数涨477.3%，同时期西安法币贬值63.5%，物价指数涨273.3%，当时边币法币比值尚维持在1∶1，但到了1943年12月，边币兑法币跌为10∶1，个别地方甚至为18∶1。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第448-449、452页。
[38] 王渔等编《林伯渠传》，第354页；参见师哲《峰与谷》，第195页。
[39]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1945年1月10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第254页。
[40]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296-297页。
[41]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1944年6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24页。
[4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856、8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