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本文在知识上的建议是，虽然社会经济差别普遍存在，但它不是社会情绪政治化的直接原因。测度人们的政治态度变化——他们的社会经济差异是否可能转化为针对公共组织的不满，需要注意一种中介变量：社会成员是否在组织化的公共体系中具有位置，具体而言，就是否存在个体和公共体制的制度化关联并发挥作用。这一变量的意义在于，它影响着个体的生存利益。这些利益包括：他们依靠公共制度解决问题、避免相互损害的能力，他们通过代表增强自身力量的能力。如果相反，受挫的个体经验不断加强，就可以通过社会传播，超越各种社会差别的界限，将不同的、具有类似感受的个体通过各类事件结合到一起，促使不满情绪向政治性转化。

本文在社会政策上的建议是，应模仿过去的单位制重建基层管治网格，只认识到单位具有的管束职能，并未触及问题的关键。根据上述原理，如果基层“网格组织”没有在个体与公共之间承担应责、代表、协调和勾连的角色，那么它们的作用仅仅是看管和盯住，而不是社会成员的再组织化，因为它们的职能无涉个体和公共的有效连接，所以无法起到社会平衡器的作用。

参考文献

怀默霆，2009,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第1期。

J．米格代尔，1996, 《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J．米格代尔，2009,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李培林、陈光金、谢寿光，2011, 《解读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社会蓝皮书：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文艳、孙国徽，2009,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北方经济》第22期。

理查德·拉克曼，2013, 《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茅于轼，2013,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群言出版社。

孙立平，2011, 《结构固化背景下的散射型愤怒》, 《信睿》11月刊。

吴晓林，2012, 《中国存在社会阶层固化：应像调经济结构重视调社会结构》，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217/17114262.html。

周黎安，2013, 《行政分包制》，北京大学组织社会学工作坊演讲稿。

Andrew G. Walder.2006.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JS. Vol.112, No.3:710-50.

Roger V. Gould.1996. “Patron Client Ties, State Centralization, and the Whiskey Rebell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400-429.

Andrew G. Walder.1984.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Vol. 10 No.1: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