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同类型的世界各国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尽管最早发生在欧洲的人口转变曾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Reher, 2004），但是随着生育率下降在全世界的扩散与蔓延，人口转变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反映人口变动规律的普遍现象。

但是，在现代人口转变产生以来的两百多年中，不同的国家、地区或不同的人口，由于所具有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背景不同，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更由于对人口生育及其调控的认知以及采取的行动不同，在狭义“人口转变”过程的快慢、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时滞的长短、出生水平与死亡水平差距幅度的大小，甚至策动转变的起点指标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变化态势及特点。国外学者曾利用联合国人口数据库，按照人口转变的发生时间，将140多个国家归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人口转变的“先行”国家，其生育率下降开始于1935年以前；第二类是“追随”国家，其生育率下降起始于1950～1964年；第三类是“寻踪”国家，生育率下降发生在1965～1979年；第四类是“后来”国家，生育率下降起始于1980年以后（见表1-2）。这一划分和归类，让我们有机会跨越时空，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中认识全球人口转变的历史进程。

表1-2 全球人口转变不同类型国家的主要指标

续表

注：CBR为人口出生率，CDR为人口死亡率，IMR为婴儿死亡率，NGR为人口自然增长率。

加下划线的估计值只是近似结果，“? ”表示无法得到估计值。

资料来源：David S. Reher,“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Revisited as a Global Proces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4, 10: 19－41.

由表1－2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无论在人口转变的起始时间、起点水平上，还是在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上，抑或两者的相互关系上，都存在差异。

概括地说，各类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表现出的共性是：①死亡率超前于出生率率先下降是各国的普遍规律；②死亡率和出生率降低都伴随着年龄模式的改变，其中婴幼儿死亡率降低和高龄生育、多子女生育的减少，对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整体下降有着突出的作用；③生育率（出生率）的降低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只是在“先行”和“后来”等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发挥人为选择作用的力量有所不同。

当然，人口转变的差别，不仅表现在起始时间不同的各类国家之间，即便在同类地区内部也存在明显差异。有学者（Podrazka, 1989）就曾按照人口转变的时间长度及人口增长水平等，将23个欧洲国家划分为四种不同的亚类型。

整体来看，全球的人口转变大致开始于1800年，人口死亡率率先下降，随后是出生率的降低。在1900年以前先行开始人口转变的国家，一般这一过程都比较缓慢和漫长，耗时90～140年，更多的是一种在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下的“自然”转变过程；随后开始人口转变的国家，这一过程被大大缩短，大体为数十年。目前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人口增长率的先加速后减速在时间上已被大大收缩，其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为”色彩更为浓厚。

中国人口转变是全球人口转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鲜明国别特点的典型案例。从可获得的数据看，就传统狭义的人口转变而言，我国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前后不到50年的时间，属于世界上人口转变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是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人口占全球1/5的特定人口国情下实现这一转变的，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

中国的人口转变，既遵循世界各国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人口转变超前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快，转变周期短，具有压缩性；三是人口转变是在计划生育外力推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驱动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四是政府积极干预、采取主动行动，使人口转变实现的时间大大提前；五是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城乡间、地区间始终存在巨大差异。

按照全球人口转变的国家（地区）分类，中国属于生育率降低起始于1965～1979年的第三类国家。但是与这类国家的一般情况相比，中国不仅死亡率和出生率（生育率）的降速更快，而且死亡率和出生率降低的时滞也更短，形成了压缩型人口转变的特点。在第三类国家中，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降低50%的时间为30年左右，而中国前者耗时不到10年，后者不到20年；死亡率与出生率降低的时滞，第三类国家普遍要用30年的时间，中国仅用了20余年。如果与人口转变先行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转变之迅速则更为显著。

第二次人口转变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本质不同，在于其特殊的内在动力机制与作用机理。这种内在动力和作用机理的外在表现集中于人口的婚姻、生育、家庭，甚至性关系的变化上。应该说，所有第二次人口转变表现出的人口行为特质，目前在我国的大城市，尤其是更具活力和更包容的特大城市都能见到，而且正在日益蔓延和扩散。因此，国外学者所描绘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场景，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

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在这种涉及价值观、生活方式及个体行为选择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方面，中国是否会完全步发达国家的后尘。日本作为具有东方文化色彩且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与欧洲国家的第二次人口转变表现出同中存异的特点。年轻人晚婚、晚育、人口低生育水平是两者的共性，但日本并没有出现在欧洲非常普遍的婚外生育比例越来越高的现象，婚内生育还是主流选择。与日本为邻的中国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走向如何，具有什么特征，尚需进一步的观察和认知。毫无疑问的是，伴随着中国的社会发展，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将真正进入“以人为中心”、从人口的主体需要出发来进行社会的民生建设、制度安排和行动设计的时期。

总之，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人口转变，这是在政府主动采取行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下的一项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目标是加快实现人口自身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也可以发展，但是代价和道路将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计划生育加上国家的快速发展，中国开启了生育革命的“快车”。今后，中国的生育革命还将继续。它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空前的，因而其意义将“不亚于工业革命，也不亚于信息革命”，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将“至广、至深、至远”（李建民，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