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王小鲁 周伊晓

一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结构失衡现象。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消费率逐年下降并已显著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已过高。大规模投资使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消费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投入和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因此出现了持续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如果不改变这种结构失衡状况，除非中国能够保持净出口持续超常增长，否则经济增长就将因为需求不足而逐渐失去动力，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趋势将无法继续。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改革以前明显加速，达到年均9.3%。20世纪90年代，中国保持了平均10.4%的经济增长率。2001～2007年，经济增长率轻微上升到10.8%。但此后就一直减缓，2008～2011年平均降到9.6%, 2012年和2013年都只有7.7%（国家统计局，2013, 2014）。增长放缓的外部原因是国际市场需求疲软，而内部原因则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是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果。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平衡是其主要原因。而收入分配失衡又与一系列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紧密相关。目前，中国新的领导层正在筹划推进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制度性问题。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将逐渐被制止，而且很可能发生增长的再加速，使年增长率至少恢复到8%以上。在今后10～20年中，中国经济将仍然有足够的潜力继续保持在快车道上。当然，这种乐观情况能否出现，将取决于改革的进展。

本文第一节分析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及其原因，特别是收入分配对该趋势的影响；第二节讨论结构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三节讨论适度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以实现“黄金储蓄率”的可能性，以及怎样调整收入分配来实现这一结构优化。

二 收入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支出法GDP核算数据，1952～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储蓄率逐渐提高，消费率从78.9%下降到62.1%。改革开放初期，消费率有所回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65%～66%，但随后再次回落，2000年为62.3%。

特别突出的是此后的10年间（2000～2010年），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到48.2%，降低了14.1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6.4%下降到了34.9%。这两者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低点。储蓄率上升到GDP的51.8%，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情况（世界银行，2012）。只是在最近两三年，消费率才出现了轻微的回升。图1显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消费率、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的变化。

图1显示，资本形成率基本上随着储蓄率的上升而同步上升，并在大部分时间与储蓄率基本重合。但大致在储蓄率攀升到40%以上之后，两者开始发生分离，资本形成率赶不上储蓄率的上升。两者之间的差额，是由净出口来弥补的。而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恰恰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说明，中国过去一个时期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继续依赖刺激投资来扩大总需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导致了产能过剩。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高储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用于投资，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高储蓄和高投资无疑是这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更不是越低越好。2000年以后，消费率加速下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超常增长，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从过去的10%左右上升到接近20%（以永续盘存法根据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但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加速，相反在最近5～6年出现了经济增长连续减速。这说明在超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条件下，内需不足在加剧，经济效率明显下降了。

中国的消费率在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的下降主要是政府行为，是中央政府为推行工业化而强制进行资本积累造成的。而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20多年消费率的下降趋势，则与这一期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这一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下降，进而导致最终消费占GDP的份额下降。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状态（Lewis, 1954）。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城市经济面临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劳动无限供给”的局面。这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城市又使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长时期处于饱和状态，压制了城市工资水平的上升。

中国目前至少有1.6亿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每年还有几百万原籍农村的劳动者继续进入城镇。因此，长期以来劳动力市场供给非常充裕，而工资水平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人均GDP增长率。这就导致了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居民消费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1985～2010年的25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8.4倍，而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只增长了6.3倍和3.6倍，全国人均消费仅增长4.4倍（均按不变价格计算）。

近几年来，上述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有些学者几年前就已经注意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开始放慢，中国正在面临“刘易斯拐点”（蔡昉，2010）。除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和转移支付增加等因素，也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显著加快。2011～2013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3%和10.5%（不变价格），超过了同期7.7%的人均GDP增长率。有迹象表明居民消费增长略低于居民收入增长，但估计也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长。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刘易斯转型”在中国并未完成，而且还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还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虽然青壮年劳动者大量进城打工，但留在农村的中年以上劳动人口还有很大数量，而且很多到城市打工的青壮年劳动者由于面临户口、社会保障与福利、住房等方面的制度障碍，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因此不得不把子女和父母留在农村，常常在城市打工多年后返回家乡。目前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间转移放慢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些制度性障碍造成的。如果这些障碍能够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改革逐渐消除，农村还会有相当多的劳动力可以继续转移出来。

第二，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迅速下降，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收入快于GDP增长，其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在政府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2003～2012年，国家预算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以年均22%的速度（不变价格）增长，其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从9.6%上升到15.1%；而同期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有助于促进居民福利和消费的政府支出增长则相对较慢。这加剧了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不平衡，因此也加剧了居民消费占GDP和国民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趋势。

第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富人的储蓄率远高于穷人。表1显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城镇最低收入居民的储蓄率不到7%，而最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则达到40.2%。

1985～2010年这25年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0.31上升到0.48，已经进入世界上少数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之列。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富人收入增长快于穷人，国民收入的分配向少数人倾斜。因此，收入差距扩大会自发地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统计显示，仅在2000～2010年，全国居民储蓄率（城乡居民加权平均）就从23%上升到29%。

需要指出，收入不平等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实际情况远比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更严重。这是因为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来源不明的灰色收入，并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一项基于全国范围城镇居民收入调查进行的研究表明，城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之间，201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0.9，而按官方统计则只有8.6。高收入居民的实际储蓄率也显著高于统计数据。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管理存在漏洞，制度不健全、透明度低、缺乏社会监督；税收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不善；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管理不善。这些导致公共资金流失、腐败和不公平的分配（王小鲁，2010, 2013; Wang and Woo，2011）。

第四，中国在改革中，工资水平从政府决定转向由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使就业的灵活性和效率提高。但保护劳工的立法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等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没有随之健全。而这些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早已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在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显著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

据统计数据，2011年城镇就业人数为3.59亿人，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人数只有2.16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只有2.52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43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77亿人。上述社会保险对城镇就业人员的实际覆盖率分别只达到了60%、70%、40%和49%。没有被城镇社保体系覆盖的，主要是进城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2012）。由于缺乏社会保障，这些劳动者为了应对未来的失业、养老、疾病、子女教育等风险，只能被迫压缩当前消费，尽量提高储蓄。

第五，处于垄断地位和占有资源优势的企业收入及储蓄迅速上升，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一个原因。这些行业在定价、税收、资源分配等方面受到政府保护，因此获得了数倍于竞争性行业的利润率。这包括银行和保险业、石油及天然气、电信、电力等行业。土地开发出让的巨额收益分配不合理，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不善导致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也是重要因素。

第六，各级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强烈冲动，常常为大型投资项目和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而拥有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经营环境较差，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也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加速了消费率下降。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1995～2008年，全部小型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56.4%下降到44.2%，占工业就业的比重从67.0%下降到59.4%。小企业的萎缩，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利的。

第七，政府的公共资金和资源管理体系存在漏洞，制度不健全，透明度低，缺乏监督，导致公共资金使用不当和贪污腐败。这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也间接对消费率产生影响。

最近几年，一般工资收入和农民收入增长相对加快，使情况有所改善。2011年和2012年最终消费率分别为49.1%和49.5%（2010年为48.2%），显示消费率十几年来首次出现回升。这一新现象与几个因素有关：其一，近年来劳动力供求形势发生了改变，工资增长加快；其二，农业增收、农产品价格上涨，加上政府的惠农政策，促进了农民收入提高；其三，近年来社会保障在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针对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付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根据目前情况，还很难认为消费率回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 消费需求不足与结构失衡

上一个十年，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使总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国外市场的需求拉动，导致了结构失衡。特别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出口增长显著放慢。这又促使政府采用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靠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使投资率越来越高。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的出口依赖

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国内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2000年以来大多数年份中，贡献率在40%上下。而在2000～2008年，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货物进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4%和2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8.8%的高点（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增长显著放慢，净出口占GDP的份额到2012年已经回落到2.8%）。

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在2000年以后迅速扩大，一个原因是竞争力上升和加入WTO以后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但另一个原因则是内需相对不足，而国内生产能力扩张过快，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找不到出路，迫使企业转向国际市场。后者实际上是国内结构失衡的反映。

（二）过度的投资依赖

2000～2011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份额提高了13个百分点，从35.3%升至48.3%。尤其在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的扩张性投资计划，同时地方政府纷纷建立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融资投资，涉及资金十几万亿元。2009年银行贷款大幅度放松，一年间增发贷款1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3。这导致了一个时期货币供应极度宽松和投资规模急速扩张，资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

投资高速增长，在短期内的确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问题在于，居民消费并没有与投资同步增长。增加投资引起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但在国内找不到相对应的市场，因此很快就造成很多行业产能过剩（见图2）。

为了避开产能扩张的难题，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房地产开发投入了越来越高的热情。在这些方面，尽管投资空间仍然巨大，但政府投资同样带动了对钢铁、水泥等投入品的需求，刺激了这些部门的产能扩张。在扩张政策结束后，产能过剩就凸显出来。

2011年底，中国的粗钢产能已超过9亿吨。而全年粗钢生产仅6.8亿吨，产能过剩接近市场需求量的1/3（《产能过剩三分之一，钢铁业越亏越投》，《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4月18日）。严重的时候，迫使政府出面，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淘汰过剩产能，关闭企业、炸毁旧设备。这造成财富的浪费，但并不是解决需求、制约难题的有效出路。

很明显，在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已经非常高的情况下，不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扩张政策来拉动需求，只能有非常短暂的效果，随后供过于求的状况将更加严重。这样的扩张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同时，与高投入相伴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以及资源和环境破坏，也正在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

（三）增长放缓和资本回报率下降

扩大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意味着一部分投资成为无效投资。表2对2000～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进行了计算和比较。从表中可见，在此期间，由于投资急剧扩张，全国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已经从将近10%上升到16%左右。而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提高，却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说明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

表2也计算了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GDP）和增量资本产出比（Δ资本存量/ΔGDP）的变化。这两个指标是平均资本生产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的倒数。它们的数值越大，显示资本生产率越低。在此期间，资本产出比从1.95上升到3.26，而增量资本产出比则从2.09上升到6.23。

资本产出比的急剧上升趋势，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相比差别很大。在图3中，我们计算了中国过去60年来（1952～2012年）的资本产出比，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2个发达国家在1960～2001年的平均资本产出比进行比较。这22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等。

数据对比显示，中国和OECD国家的资本产出比长期走势有如下不同。

其一，OECD国家的平均资本产出比在长达42年间保持在2.9～3.3的范围内，变化较小。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波动区间都不超过1.0。而中国在过去60年间在0.9～3.3的范围内波动，波动区间为2.4。

其二，OECD国家平均而言并未表现出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或者资本生产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中在三次石油危机之间（1973～1993年）资本产出比较高，平均值的峰值达到了3.3，自1993年以后却明显回落，到2001年平均值已回落到3.0，显示出近20年来资本生产率呈上升趋势。而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则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经历了接近20年的持续上升。

其三，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关。作为一个早期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随资本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下降。这在工业化阶段是合理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完工业化过程，而OECD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尽管如此，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到2012年已经接近3.3，显著高于OECD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对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说明资本生产率已经降得过低了。这一情况主要是在最近10年间发生的，说明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路径值得反思。

上述情况，除了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过度有关，更与各级政府过分热衷于追求GDP增长有关。各级政府过分积极地参与和主导投资活动，往往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而通过减免税、廉价转让土地等方式压低投资项目成本，或者不计成本大量借债进行政府投资，这些都会导致过度投资。如果这些情况不能改变，目前的结构失衡和内需不足都很难改变，甚至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有可能进入持续下行、长期乏力的状态，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目前城市化率刚超过50%，城市化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未来还可以有20年的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产业升级换代的进程方兴未艾，服务业发展仍然不足，两者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人力资源素质有待继续提高，技术进步还远未达到理想速度，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技术后发优势”。如果能进一步改善教育体制和技术创新体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有巨大潜力。

要使这些潜力转变为发展的推动力，需要跨越结构失衡的障碍，完成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其中关键在于使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降到合理的水平，促使居民消费提高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比例，使内需成为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强有力引擎。

四 有没有一个“黄金储蓄率”（Golden Rule Saving Rate）？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构成一国经济总需求的，是三个可以互相替代的部分：消费、投资、净出口。当出现总需求不足（总投资＜总储蓄）的情况，导致经济萎缩时，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或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都能够提升总需求。但由于居民的储蓄率不大可能由政府决定，因此凯恩斯所强调的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着眼点在于调节投资需求。

中国在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击，面临出口下降、需求减少的时候，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投资，当时也都起了明显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后一次的大幅度扩张之后出现的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率节节下滑，使我们不得不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中国的远期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反思。

（一）投资扩张政策的适用条件

尽管凯恩斯理论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所谓总投资小于总储蓄的情况，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宏观经济分析说明，投资和储蓄之间并非不存在关联。如果金融市场是充分有弹性的，那么当社会储蓄率高、资金供给充分时，利率会保持在低水平，从而使投资规模自动保持在高位。但如果此时投资仍然低于储蓄，那么这很可能是由于市场饱和，生产能力过剩，投资者没有赢利空间。对中国这样一个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体而言，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进行干预，通过财政政策直接扩大政府投资，或者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能否创造新的需求？答案是，短期内可以。新的投资项目必然产生对投入品的新需求，创造更多的购买力，带动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因为新的投资项目完成后，生产能力就会扩大。因此在经过了一轮短期的需求扩张之后，未来的供给会进一步扩张。如果此时消费需求仍然不变，或者消费增长滞后于产出的增长，那么就意味着总储蓄率不降反升，而新创造的储蓄又需要有更大规模的投资才能与之平衡。于是需要再次启动更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或货币政策。

不需要更深奥的经济学分析就可以直接看出，在消费需求增长慢于投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这种以投资拉动投资的自我循环方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因为政府创造的投资需求只有以几何级数不断膨胀，才能维持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而这种爆炸式扩张很快就会面临政府巨额赤字的限制，或者是货币政策面临流动性陷阱的限制，以及通货膨胀的限制，使总投资无法继续与总储蓄同步增长。于是，新的总需求不足又产生了，而且规模更大，情况更加严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常常在短期内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而在中长期效果却往往不断递减，导致滞胀并存的困难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答案是有的。如果政府只推动基础设施投资，而不影响生产性投资，情况会好得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直接创造新生产能力，不会直接扩张产能。在这个意义上，应对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从长期效果考虑，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可以选择投资方向，主要针对基础设施领域。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会不分对象地刺激全社会投资，导致总供给进一步增加。

即使是单纯的财政扩张，并只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一个合理的限度。首先，超过实际需要的投资会导致资源长期闲置和浪费，实际上也是一种产能过剩。这样的投资带动的是虚假的GDP增长，并不能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其次，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必然扩大对投入品的需求，并沿着产业链将需求扩展向上游传递。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会引发相关行业的进一步投资和产能增加。一旦扩张期结束，这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变为过剩产能。

在中国，过去20年间由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近些年来，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产能过剩，其中钢铁、水泥等投入品的产能过剩尤为严重。这显然是前一个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大规模扩张的结果。在建设扩张期，钢铁等投入品需求旺盛，价格上升，给这些产业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促使它们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同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给这类投资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一旦扩张性政策告一段落，这些新增生产能力就会立即出现过剩。

（二）有没有一个储蓄和投资的“黄金律”？

上述这种情况，说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并不总是存在完全替代的关系。储蓄率越高，要维持供求平衡，所需要的投资率也就越高，生产能力扩张的速度也越快。同时，若消费规模太小或增长太慢，不足以吸收产能扩张所增加的最终产品，就会不断产生新的供求失衡。此时投资需求不能替代消费需求。

因此，一个社会要维持结构平衡和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储蓄率。一方面，如果储蓄率过低、消费率过高，就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经济就难以增长。另一方面，如果储蓄率过高，生产能力增长就会快于居民消费增长，继续提高投资率就会创造新的供过于求，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

储蓄率和投资率过低，是低收入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投资资金，经济不能发展。但今天中国遇到的是另一类问题，即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带来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总水平受损。

研究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证明，在稳态增长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储蓄率，能够保证长期居民消费水平的最大化。他称之为“黄金律储蓄率”（Golden Role Saving Rate）。但该储蓄率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它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等外界条件。

这里没有必要复述经济学家的数学推导过程。让我们采用一个更直观的方法，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来考察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假设一国经济由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组成。A部门为全社会生产消费品，B部门为A部门和自己提供所需要的资本品。每年整个社会将社会总产出的70%用于消费，并储蓄30%的产出用于投资。因此，社会总产品由70%的消费品和30%的资本品构成。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同并等同于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它们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也相同；在初始点上整个经济处于供求均衡状态。因此，A部门应当拥有全社会70%的资本和劳动力，而B部门拥有其余的30%。

现在假定由于某种外部原因，全社会的储蓄率从30%上升到50%。消费需求相应下降（降幅为50%/70% -1= -28.6%），社会减少了消费，但有了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这时消费需求的下降首先造成A部门产能过剩，资本和劳动力会根据市场信号，从A部门向B部门转移，使A部门产能收缩，B部门产能扩大。同时，储蓄率上升带来了多余的资金，人们可能会向B部门（而不是A部门）进行投资。

不过，如果实际的结构调整过程如此发生，那么B部门将会出现比A部门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是因为随着A部门的产出下降，A部门对资本品的需求在经过延迟后也会按同比例下降，使全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下降20%（= -28.6% ×70%）。这会迫使B部门缩减生产，并且进一步减少B部门自身对资本品的需求，使全社会对资本品需求的下降幅度达到26%。因此，实际上A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向B部门的转移，以及对B部门的新增投资，都很难完成。两个部门都会出现产能过剩和生产下降，导致失业和收入下降。在第一轮下降中，总需求萎缩了27.8%（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降幅的加权平均），而由此带来的失业和收入下降，又将导致对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萎缩。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预，这种恶性循环将使整个经济陷入螺旋形下降，进入危机状态。

现在假定政府在第一轮下降后立即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需求。为了补偿此前28.6%的总需求下降，使总需求恢复到下降前的水平，需要把对资本品的需求提高至92.7%（下降前的资本品需求为100%）。假设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则总产出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这只是短期效应。大规模投资会带来两个部门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在经济刺激引发的投资周期完成后，总需求不再扩大，而新增生产能力使总供给大幅度上升。这将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经济会再次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危机。除非全社会的储蓄率能够降低到原来的水平，或者社会能够把一部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而且能够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中长期是无效的。

现在我们考虑另一种场景，在上述模型中增加一个公共部门，并假设政府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而仅仅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公共部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会因投资扩大而增加，但投资不会引起产能的进一步扩大；经济能够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情况会好于前一种情况。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后，消费需求仍然只占总产出的50%，另外50%的总产出仍然要靠投资需求来实现。而扩大内需的公共投资已经完成，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不可能维持在扩张期的水平上，总需求会再次回落到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因此如果社会不能对储蓄率和消费率进行调整，一旦扩张性的公共投资停下脚步，经济还是会再次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困境。这将迫使政府继续依赖赤字财政不断进行投资扩张，最终走向滞胀。

上述分析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消费率和最优储蓄率。当消费率高于最优水平时，储蓄和投资不足，而且资本化的（Capital-embodied）技术进步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当消费率低于最优水平时，总需求会出现不足，同样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作用，使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导致效率损失。就中长期而言，过低的消费不可能持续地由投资扩张来替代。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当存在消费需求不足时，无论是放松货币供应的刺激措施还是扩大政府投资，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关键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来改变过低的消费率。在中国，改革不尽合理的财政和税收体制，使政府支出合理化，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以改善政府行为并促进要素合理分配，改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体系，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都是调整消费率的必要和有效的手段。

“二战”前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基本完成了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变革，并改善了政府管理。它们在保持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系，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状况，保障了每个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就业的权利、获得公平收入的权利以及享受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权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收入差距过大、大众消费不足的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过去传统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机制。

今天在某些西方国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过高的社会福利、以高负债维持的超前消费，酿成了近期希腊等几个南欧国家的严重债务危机，拖累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进度。这说明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都是有害的。美国也是一个超前消费的国家，其政府、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合计已经达到其GDP的3倍以上。这也是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特殊权力，其货币扩张政策的后果将由全世界分担，使其能够避免类似希腊等国的尴尬局面。

时至今日，公平和效率哪个更重要、公共福利和市场自由哪个更重要，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但纵览历史，多数人都会同意，正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20世纪在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的变革，才使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避免了30年代大萧条的不断重演。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公平和效率之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替代关系。当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大众消费不足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时候，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不仅不会损失效率，反而会改善资源配置，促进效率提高。

（三）储蓄率和消费率多高更合理？

尽管从理论上能够证明存在一个“黄金储蓄率”，但各国的现实条件不同，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最优储蓄率。王小鲁等基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数据，做过一些初步的计量模型分析（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他们使用一个Lucas（1988）类型的增长模型并包括了R&D投入、基础设施条件、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变化、贸易依存度、外资在资本存量中的比例以及最终消费率等若干结构变量，发现最终消费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函数关系。消费率过高和过低都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存在一个消费率的最优区间。

不过上述这项研究也发现，消费率对模型的specification较敏感，其最优点的准确位置难以确定。在使用了更新的数据后，我们基于同样的模型得到了如图4所示的函数曲线。图中横坐标fc表示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纵坐标f（fc）表示消费率对不变价格GDP（对数值）的影响。在图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顶点，在该点上消费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的影响最大，因此可以定义该点对应的最终消费率为最优消费率。

在图4中可以看到，这个最优消费率为60%～70%。敏感性分析发现，该最优点对模型的specification仍然比较敏感，会随这些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其具体数值还难以确认。但根据国内外经验数据的分析，60%～70%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设想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把最终消费率从目前的接近50%提高到60%左右并保持稳定，资本形成率从目前的48%降至38%，贸易顺差降至2%以内，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能够高于目前的水平，并能够在较长时期持续。假设这个调整期需要5年（增长率7%～7.5%），在此之后的10年内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应该是不难做到的。

但这样一个8%以上的增长率，将在更少的投资、更少的资源和能源投入、更高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前提下实现。与目前的情况相比，物质消耗将大幅度下降，而全民福利总水平可以比目前情况的自然延续提高25%以上。显然，这是一个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给全民带来更高福利的增长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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