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和写作，开始于2002年前后，当时我正经历第二次负笈留学的生活——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自那时以来陆续写下的一系列论文，逐渐形成了本书的主干。在日本以及前此在英国访学期间，我开始了解和学习当代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志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青年学人，我很快就意识到演化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或创造性转化的意义，并开始了对这两种理论的比较研究。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曾收入200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稍后，作为丛书主编，我还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马学亮同志一起策划翻译了一套介绍演化经济学的丛书（共七册），于2007年出版。读者会看到，对演化经济学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借鉴，在本书多章（如第1、第6、第7章）都有体现，我乐意将此视为本书在理论风格上的特色之一。
本书在内容上涉及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本书，我想在此以总括的方式对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或问题群）略做些介绍。这些问题大致可分述为三个方面。其一，由劳动价值论入手，结合资本积累论，本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非均衡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直有两种分析传统：一种是将劳动价值论理解为马歇尔式的解释均衡价格的静态理论，另一种则将其理解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的理论工具。这两种分析传统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围绕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的争论中。本书坚持并发展了后一种传统，即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非均衡理论的组成部分。为此我们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从非均衡的立场协调了这两种理论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将非均衡视角引入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价值转形通常是以某种方式与均衡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价值转形的结果，即经过利润率平均化而形成的生产价格，是一种长期均衡价格，除非生产的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率发生改变，否则生产价格将不会变化。本书基于文本分析批评了这种观念，指出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的生产价格，并不一定是和再生产均衡相对应的均衡价格，而是可以和非均衡相对应的。
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本书还从非均衡的立场出发考察了利润率下降规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虽然意识到利润率下降是和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相关联的，但在以资本有机构成解释利润率下降时，他还是撇开了资本积累的矛盾来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直被争论的“置盐定理”，虽然表面看来与马克思的结论不同，但其赖以成立的前提和马克思其实是一样的：两者都假设，对利润率变化的研究应该在假定再生产均衡的前提下进行。本书批评了这一假设，并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再生产失衡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的理论和“置盐定理”进行了再考察，提出了更具有一般性的解释利润率动态的理论模型。
其二，本书有多章探讨了技术进步和价值创造的关系。对这两者关系的探讨属于剩余价值论的范畴。在分析这些问题时，本书运用并发展了成正比理论。成正比，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单位时间创造的净产出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和发展的。这个理论为丰富和发展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运用这一理论，本书进一步解释了超额利润的来源；说明了劳动和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赖以存在的条件；同时探讨了发展一种内生增长理论的可能性。
同属这一问题群的，还有部门内企业代谢竞争的理论。在马克思的部门内竞争理论中，始终假设不同企业生产的是“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在此假设的基础上，部门内竞争被还原为同质产品之间的价格竞争。然而，一旦引入演化经济学注重的企业组织知识专有性的问题，马克思的模型就必须加以修改。在同一部门内，产品是可以差异化的，因为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是以各自掌握的不同知识为前提进行生产的，并在此前提下围绕产品的性价比开展竞争。由此就会带来书中指出的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不同于马克思模型里的动态平面结构和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里的静态平面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可持久存在的利润率等级。本书利用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分析了部门内企业代谢竞争的特点以及市场价值规律在这一竞争模型里的运作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在概念上得以明确的这种部门内的代谢竞争，还可用于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或赶超。关于后进国家经济赶超的理论，应以一种适当的部门内竞争理论为基础，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有提供这样的理论。遗憾的是，这一点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书全面分析了传统剩余价值论赖以建立的诸多假设条件，探讨了重新界定劳动力价值等核心概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期重构剩余价值论，进一步扩大其解释的范围。在我看来，剩余价值率的决定取决于两大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各阶级内部的竞争，而不必依赖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一定时代始终不变，以及劳动力价值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前预先给定的已知量等为马克思所倚重的假设。除了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以外，本书还探讨了投资对于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尽管阶级斗争对于利润和工资的划分是至关重要的，但投资及其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也会给作为国民收入余额的工资份额的变化带来实质性影响。我们把前一种注重阶级斗争的作用的观点称作决定剩余价值率的阶级斗争理论，把后一种强调投资作用的观点称为决定剩余价值率的投资理论。像《工资、价格和利润》或莱博维奇的《超越〈资本论〉》那样，仅仅关注工人阶级提高工资的斗争是远远不够的。纯粹以提高工资为目的的斗争，其成功与否要以更为广阔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为条件。
其三，本书对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些悬而未决的传统疑难问题，如复杂劳动还原、价值转形、利润率下降等做了新的解释。本书批判地考察了过往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尤其是希法亭的理论，在汲取这些理论的合理要素的同时，重新诠释了教育培训劳动（以及研究开发活动）与产品价值形成过程的关系，分析了复杂劳动还原的条件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应同时立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将希法亭和鲁宾所代表的两种理论传统经过适当的修正综合在一个框架里。在本书提出的模型里，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是由价值生产方程和价值实现方程共同构成的。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研究为成正比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竞争理论，以及发展内生增长理论开辟了前景。
在价值转形研究中，本书一反由鲍特基维茨开创的将投入加以转形的做法，提出价值转形应以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产出价值为起点，投入的价值并不能直接决定产出的价值。这一主张回归到了马克思转形研究的传统。在当代转形理论中，“新解释”最先提出类似观点。“新解释”认为，投入生产的活劳动总量若乘以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应等于以货币度量的净产品价值。“新解释”所倚重的这一总量相等条件，虽然局限于净产品，但其优点在于，它与投入是否转形全然无关。本书批判地重估了“新解释”的思想史意义，并在下述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新解释”所倡导的进路：利用冯金华提出的实现价值方程，将这一进路由净产品推广到总产品；结合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对转形所需服从的总量一致命题做了新的阐释——转形不仅是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在考虑非均衡和市场价值概念的前提下，也是从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向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形。
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上述所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时，本书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相结合的立场，以此为前提构建了诸如复杂劳动还原、部门内企业的代谢竞争、价值转形、利润率变动等数理模型。在此，我要特别提及冯金华教授近年来从事的一项出色的研究，由于他的努力，我们得以利用数理手段表达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这极大地便利了本书的研究。
收入本书的各章均曾作为论文独立发表过，但在汇编成书时，我又对多篇旧文做了实质性的修改和补充，其中以第1章的改动为最大，其他如第4章、第8章（尤其是第3节）也有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如蒙读者引用，请以本书的内容为准。此外，书中各章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数理分析，但变量符号未能在各章间完全统一，敬请读者谅解。
2014年以来，我和冯金华教授有过多次亲密无间、富有成效的合作，本书的第2章、第7章和第10章都是这一合作的产物，在此谨向冯金华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林岗教授、程恩富教授、陈平教授、马艳教授、张忠任教授、荣兆梓教授、白暴力教授、李翀教授、张衔教授、李帮喜副教授，笔者在与他们多年交往中获益良多。同时要感谢我的学生骆桢、张雪琴、魏峰、孙小雨、马梦挺、秦蒙在研究和成书过程中给予的各种帮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支持，谨致谢忱。
2018年早春
于沪上新江湾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