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距离：社会发展研究的创新视角
导论
一 社会发展：安全与利益
社会发展，具有改造世界的特定目标，即无不体现人们的利益与安全的判断与选择。对于不同的国家、集团、民族来说，安全与利益维度是始终的核心指向，每种社会发展的诉求都包含一种安全与利益特质，产生特定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
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功利，满足了人们求利的需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当前，社会发展利益向三个关系层面展开：一是涉及社会发展中的个体利益问题；二是着重于企业利益、行业利益、协会利益、区域利益；三是国家关系层面上的政策利益、制度利益、政府行为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发展关系利益。然而，社会发展与资本的联姻越来越紧密，对资本增值需求的无限扩张，不断刺激着新产品的问世，创造出巨大的商业利益，使资本迅速增值。在资本驱动下人们把自然看做剥夺的对象，大肆捕杀珍稀动物，虐杀野生物种，从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利益，对社会和自然生态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在人类社会生产中的应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然而在当今社会，高科技逐渐变得令人胆战心惊，在近现代的社会发展系统中，由于机器等新的社会发展工具的出现，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越来越低，社会发展的手段越来越独立于人的能力控制，社会发展具备了某种自律自为的力量。这将会给人类的自主带来挑战，科学技术不受限制地推进正成为最重要的生态风险源。
可以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信人类依靠科技发展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摆脱困境。如对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成为马克思所感叹的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然而，就社会发展来说，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创造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制造了无休止、不可逆的风险，当人类社会在利用科技和工业力量改变地球时，自然界也给予人类社会以强烈的报复，当今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发展的异化之中，或者说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无疑，人们加强对自然和人类的剥削，造成了社会发展的异化。同时，社会发展逐渐成了资本利益的实现者，在社会发展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潜藏着安全隐患，如经济安全隐患、文化安全隐患、生态安全和道德安全隐患等。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发展安全问题。
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异化和负面影响已日益受到极大的关注。比如，原子弹、汽车、DDT和化肥、电话、飞机、电脑、转基因食品和放射物等。
黑格尔把异化看做人类生活中永恒的和不可消除的范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人的本性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压制，人不再是自然的人，而变成了一架‘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作为生产机器的一个齿轮，成了物而不再为人，这种现象称之为‘异化综合征’。”马克思指出的所谓异化，是指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对象同劳动者相对立，他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
这就是说，当代社会发展的成果本来是人的创造物，是为人类自身利益服务的，但人类在利用社会发展实现利益的同时，社会发展以一种异于人的自为存在，以相应的力量反过来控制自然、社会和人类，给自然、社会和人类安全带来危害，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利益与安全的异化。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发展对自然的异化、社会发展对人的异化和社会发展对社会的异化。就社会发展对社会的异化来说，由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日渐突出，异化现象几乎占据了生活的所有领域并威胁到人类的自身安全，所以有人甚至否定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
今天，利益与安全在社会发展与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展现开来，脱离人的安全与利益背景，对社会发展就不能做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
现在，所有现代工业社会都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社会发展难题，诸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等。这些问题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人类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源自人对自己的认识能力与改造世界的能力过于自信。人对于自己是否完全成为主体（Subject）、自我支配性、所作所为反省得不够，从而在社会、自然与人的关系中认为自己是世界的统治者、征服者，同时，又被自己行动的所谓“胜利”而陶醉和麻痹得太久了。这种陶醉和麻痹是不顾“自然、人与社会”三元生态关系发生什么变化的！更重要的是，人的欲望是很难得到充分满足并加以限制的。
当今生态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载体与手段，要求建构新的生态利益观念及相应的安全行为方式，或者转向支持解放的应用的体现社会发展综合趋势的新道路，改变以人类自我为中心，以及在整个社会中表现为人类私利和私欲驱使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因而，要解决因社会发展异化而产生的问题，必然要从社会主体入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客体（Object）的构建要与人类这一社会主体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当社会发展真正与主体自身息息相关时，社会发展才不会在人的手中产生异化。
总之，社会发展的安全和利益都是真实的，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告诫人类：问题不在于是否已经改变世界，而在于怎样安全地改变世界。显然，社会发展在保障生命与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才有价值，如果由社会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转变成现实的话，即便社会发展曾造福人类，也是一场灾难，是得不偿失的。因此，积极树立以利益与安全为指向的社会发展观可以化解矛盾和平衡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担负起保障人类健康和福利的责任。这一点，在社会发展的正负效应同时显现的世界必须加以正视。
二 社会发展的距离逻辑
“距离”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首先是几何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指空间上两点之间的间隔；地理学意义上的“距离”是指“两地在空间上相距的长度”;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则指时间上两个时刻之间的间隔；用在人际交往中，则既可指两人在身体或心理上的间隔，又可指对待某人的一种态度，即“人与人关系上的距离”; 从科学、艺术和美学角度而言，“距离”作为一个认知范畴是指“为保持客观而在内心上对他人或物保持的间距”，是创造与欣赏美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心理的距离”;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距离”还可以指社会水平、文明程度以及重要性的差异。此外，“距离”的语义还延伸到了体育、天文学等领域。
从我们日常所用的词语中，如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人际交往距离、心理距离、文化距离与社会距离等，就可以看出，距离范畴在无形中调节着生态、生存与生活，人们的每一种相互作用都是基于“建立距离”与“消除距离”的辩证之上的，并形成一定的“距离势力范围”。
因此，距离是人的活动的限度，也是一种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关系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创造距离而得以实现的。对象化（距离的形成）是关系动力发生的基础，也是关系动力实现时的实际状态。也就是说，在人类活动中，社会主体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形成造成最初的距离感，而超越需求满足的距离规定则使人类成为主体，使人类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关系动力价值就是跨距离走向接触，消除不同等位面上的距离阻隔。
人发展自己、实现自己，就是通过关系动力来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身的交往关系，使自己成为有自由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交往关系动力体而存在，人的交往能力越来越多地通过获得处理距离能力而形成，距离以及距离的调节能力的高低是决定人能否实现交往关系动力的一个关键，也是交往实践能否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社会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因此，社会发展是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距离的，比如地域性、民族性与历史性。同一要素，之所以会对古代社会实践与现当代社会实践、东方社会实践与西方社会实践产生不同的关系动力效应，其原因正在于“时间、空间”距离的变化导致产生不同的关系动力效应。
对关系动力的理解、解释和应用具有不可或缺的社会情境依赖性，也即关系动力不仅仅是外在的、客观的，有待发现，而是需要发明、建构与制造，是历史的和人格性的，都在与人的力量相互冲突中使其自身和人的力量得以显现。
社会发展都是在一定适当距离关系下实现的，距离逻辑模型为社会发展动力提供了理论与具体实践操作条件，社会发展也必然有其距离逻辑及关系动力依赖。社会发展安全的距离，要求发展主体必须和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正确地解决这种“距离矛盾”，这是关系活动的关键。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体、社会客体以及社会中介（Intermediary）三元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的存在不仅是社会主体、社会客体及社会中介三元之间建立关系动力关系的前提，还是维持“三元关系”动力的必要条件。
社会中介是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的距离，在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两方面都存在距离的情况，表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中介环节，可以在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插入与弥合某种距离，实现主客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自我与对象融合为一。社会主客体之间关系动力强度如何，一定程度上由社会中介决定着。社会中介范畴更能揭示社会发展活动的特殊性，抓住社会发展中“三元一致”强关系动力的精髓。也就是说，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中介有重要意义，或者社会主体与客体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仅仅作为一种在“三元一致”的距离关系动力中抽象和纯化的结果。
因此，距离的关系动力维度，即“三元一致”逻辑模型意味着可以通过距离中介来创造对真实存在的意义，社会发展是与社会主客体以及社会中介“三元关系”之间的特殊性互相吻合的关系动力程度成正比例的。社会有序、和谐发展要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也即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以及社会中介“三元关系”动力一致的基础上，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关系生态链整体的作用，才能实现维护社会发展的安全与利益的目标。
在距离逻辑下，社会发展是由关系动力推动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定社会的、自然的距离结构和组织相联系的“标记”。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安全与利益的距离分割，应该是基于不断增长达到某种离度临界值时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是系统在大势作用下的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从根本上说，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浑然一体的关系之中，社会关系动力实现了与社会发展中的距离弥合。社会发展的价值利益实效越高，表明价值实效是通过安全与利益的距离分割与弥合，跨距离走向接触，体现在提升距离关系的层次上，就是作用中包含巨大的距离关系，就是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作用，因而具有强大距离关系动力的作用。
从社会发展和演化的本质来看，每一种阶段都受一种力的支配，不同层次上距离关系的格式化，产生了不同层次上的阶段化、个性化。距离关系的不对称将产生不对易关系，而不对易关系将在深层次上导致“量子化”机制，增加了关系的不对易凸显，对社会发展过程安全与利益的距离分割的任何长远战略、细节、决策与执行都不可能是没有失效的。因此，社会发展进程的距离关系中介分割要基于社会发展，主体构架及未知探索融为一体，并使动力分割最大限度地无缝化。这样，距离关系中介分割基于整体距离，最远、最高的社会关系具有恒等元功能（如群集中的恒等元），它与关系群中的任一元素作用等于该元素，即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体都能得到最高社会关系动力的支持，包括距离关系最远的与最近的。在这样的距离关系空间中，随时随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地应对各种关系，与环境能够在变化和社会发展中保持相对稳定的具有活力的存在，从而产生快速、高效的距离关系弥合速度。
关系动力的实效性从宏观上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与效用最大化，是人可以从某种视角进行理解并可能进一步加以操控的力量。在这种关系动力过程中，社会主体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要处理好社会主客体，以及中介三元的距离关系，既不失之距离过近亦不失之距离过远。无论是在社会客体方面还是在社会主体方面，都各有两种失去距离的可能。社会客体方面的距离过远，社会发展易失去真实；距离过近，则失去了社会客体与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区别。社会主体方面的距离过远，失去了社会主体的感性；距离过近，则把生活当成社会发展的社会客体。这里保持“恰当的距离”要社会主体从自己切身的利害关系中跳出来，在自己和社会客体与社会中介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并在适当的距离上，把自己的关系动力客观化并实现于社会发展中。
可以说是社会主体性在支配着这种“距离”感的生成，是社会主体在调配着这种“距离”的远近，进而让社会客体本身对接受者产生社会主体上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在社会发展中表现社会主体性与社会客体性的统一。用“三元一致”的强关系动力逻辑模型去处理自然、社会与人的距离关系，作为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可以为抑制距离的弥合与跨越所带来的副作用，解决我们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三元一致”的距离逻辑以及关系动力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与科学性，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依存于人类社会这一特点而言，它的价值主体性显而易见。实际上，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内在的一致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并在时代的发展中越来越为人们所自觉地推动，成为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正如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预料的那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也正如乔治·萨顿所说：“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因此，社会发展一方面要从感性中出来，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感性的动力因素。若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依存客观对象的特征而言，将其归结为客观存在的属性的话，那么它就是第一性的，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了，不是拒绝或无视人与自然关系活动所应负的社会责任，而是更加重视，包括限制科技的价值功能的发挥。
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化要经历一个观念化阶段，这是主观化的理由，但最终是客观的。人性自身的扩张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不断推动和确立社会差异的发展，显示自己的社会差异身份，无度地炫耀性生产，需要无度地消耗物品，而无度的消耗又需要无度的社会发展。无度的社会发展根本就是一种浪费，给自然和人类自身施加巨大的负向影响。
社会发展状态一定意义上决定人的本质。我们要实现好的、有意义的社会发展。什么才能对社会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前景呢？距离逻辑模型要求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保持安全的距离，构建一种安全的社会发展的利益状态与格局。它是社会发展共同体在社会发展产出活动中与社会客体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共同体成员自身的观念和本质力量内化于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之中所形成的；是人们通过资本、资源、人力等多个复杂要素的组合，进行安全与利益的距离分割与弥合进而进行关系动力寻求，达到社会发展的总体利益最大化、社会发展正向价值的最大化、安全问题的最小化。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对社会发展安全与利益关系评估应坚持动机论与后果论的统一，使社会发展的成果真正成为人的福音。这体现着以什么样的关系动力机制实现和维护社会发展的安全，体现着人类控制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意志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功能。因此，对任何一项社会发展的距离的跨越都应给予人文主义的关注，密切注视是否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
科技是人与对象交往的一种方式。科技系统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科技提供了可能产生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成为主客体矛盾调解的中介环节的存在，使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成为有距离的、自主的和自觉的存在，成为社会主体。同时，人与认识和实践对象有一定的距离，如心与物之间、人与认识及实践对象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使人摆脱功利的束缚，从极端实用世界中摆脱出来。因此，科技发展要有恰到好处的“距离极限”，认识到科技的风险并积极应对，对于人类以及生态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之，安全与利益为关系动力所承载，恰当的距离是一切关系动力生成的逻辑，也是社会实践的原则。要正确理解和遵循关系动力中社会主体、社会客体和社会中介之间的距离逻辑模型，把社会发展的安全与利益目标与生态文明目标融为一体，在社会实践中重新建构新的观念及行为方式来与距离的跨越要求相适应。
三 社会发展：生态、信仰与文化
今天，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民族的风险，而是人类共同的风险，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积极应对。所以，要强调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一时的发展与利益。
这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本着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我们有更加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去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从生态的循环来看，人死后其生命还会以另外的方式延续下去，这种特殊情形下生态利益就是超常利益。一定意义上，超常利益是以人为中心的狭隘的利益的多级外延存在，它的空间更多的是信仰。实际上，社会发展的利益与安全问题的解决是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力，向人们提供新的知识与信仰，信仰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反过来，信仰问题的有效解决或构建合理的信仰文化形态有利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安全与利益问题。
信仰是心灵的产物，不是宗教或政党的产物，宗教或政党只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没有宗教和政党，人同样可以拥有信仰。信仰最根本的就是由自身意识所产生的一种爱，通过人的情绪，大脑所激发的无限的追求。
在关于信仰的传统理解中，信仰问题通常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其原因在于缺乏对现实生存、生活的关注，使信仰成为一种简单的与现实的人的生存、生活与生产等失之距离逻辑关系动力的遥远存在。这也导致相当一部分国人既无宗教信仰又无政治信仰，甚至没有好的人生信仰。
社会的和谐发展要求构建一种好的人生信仰，这一概念标志着它与现实的一种距离关系动力分割的性质，表明了一种对事理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的距离关系分割规定。真正的信仰，实质是人性中的自然、社会、文化、历史、价值等因素之间的一种有效平衡。这种平衡，划定了人类活动和获得信仰的界限。
当然，有一种是纯粹工具理性主义的“太近”的信仰，所谓信仰被工具化、实用化等，也会失去信仰与人的生存的关系动力价值，形成消费主义文化与价值观指导下的以“占有性生存”为基础的“物役”性生存信仰。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其直接结果是造成了没有信仰。
真正的社会发展必须是负载生态的利益与安全指向的。被物质文明“囚禁”的人类灵魂是可悲的，在“垃圾围城”中苟延残喘的“城市文明”是不道德的，以污染全球环境（乃至于太空环境）为代价、消耗地球资源为成本的“工业文明”是一种严重的生态犯罪。污染环境的同时就污染了自己的灵魂，破坏生态的同时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态，人类文明的困境在于“误入歧途”，迷失了方向，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其根本危机无法解决，那就是信仰危机。
生态以其自身的特点孕育和改变着信仰，生态文明是信仰生活和信仰感体验的“边界”和外在“限度”，就人类关于信仰思考的理论轨迹来看，基本上是忽视这一边界和限度的。这种信仰观更加关注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态整体”，是大自然之于人类的神性般的恩典，是人类所有福祉的真实的来源和永恒的依托所在。
精神信念对社会发展有很深的影响，理性要与感性相结合。法律不是万能的，需要信仰的补充，要充分利用法律与信仰两种机制，促进科技进步与信仰的同步发展。社会发展异化造成人的精神畸形甚至缺失，这既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时也是造成社会发展异化的真正原因，必须召回人的精神，召回失去的信仰，当然离不开发展，但是发展必须是符合人性的发展，这是一个凭生活常识可以推论出来的道理。然而，当我们的财富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掠夺基础上，从而导致许多日益严峻的生态与社会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将自己的享乐和对某种东西的私人性癖好建立在对动物的杀戮的基础上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了对于山川、大地的敬畏，自私自利，不顾环境破坏的时候，无处不在的环境污染与深入灵魂的“心境污染”相表里，资源匮乏与精神匮乏相表里，气候异常与社会动荡相伴随，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陷入恶性循环中，只能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
挽救人类的信仰危机是挽救生态危机的根本办法，只有树立合理的信仰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纠正错误思想和虚伪观念。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如果社会发展缺少“生态”的维度，必定是残缺不全的。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实践出发，生态信仰关涉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永续存在和发展本身，生态信仰是“生态学革命”的精神洗礼和思想修养，生态信仰是生态文明的升华。生态信仰以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以现代及未来人类继续发展为着眼点，它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人类发展的前途，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动力保证和思想前提。
人类的精神世界是有层次和境界的。与其他形态的信仰相比，生态信仰当属一种高层次的、高境界的合理形态，是“绿色信仰”与“红色信仰”相统一的“整体信仰”，既纠正了“红色信仰”的偏差，又赋予“红色信仰”以无穷的生命力。有了生态信仰，才能够自觉遵守生态道德，有利于造就伟大人格，实现伟大理想。同时，克服生态文明建设的盲目性，避免重蹈工业文明的覆辙，践行生态信仰，回归人的本性天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当人们植根于这种信仰而生活时，就能自由和负责地接受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任务，就能改善“凭借自然”而生活其中的困难环境。增强责任，改善社会安全状况，大大地促进与精神健康相和谐的物质繁荣，消除自然和人的异化，使人与自然、社会融为一体，从虚幻的自然主宰回归真正的自然之子。没有生态信仰，任何生态文明建设都可能是“隔靴搔痒”，徒有其表，无济于事。
非生态的信仰，从信仰文化价值实效性来看，是非长久的、非完型意义的、浅表层面的信仰，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必须以合理的信仰文化为导向。信仰文化是一个距离分层、文化群落，是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动力形态，是信仰的价值导向自觉的有效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仰发展的方向。信仰文化的建构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关系动力，即要通过对存在的距离分割来合理调控信仰文化距离关系形成的动力，实现对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差异关系的弥合。因此，信仰文化的价值实效性具有一种距离关系的强作用，就是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作用，以主体自觉的距离逻辑、关系动力为基础。
人总是隶属他所处的历史情境和文化传统。作为社会文化的子系统，生态信仰文化是一个生态、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动力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其关系动力的实现就是建立在多元信仰文化距离之间的内在联系基础上，使各种信仰文化甚至彼此矛盾的信仰文化相互融合、促进，“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失效与实效辩证统一，体现了多元关系动力的整体性，自然科学的逻辑理性和人文社科的情感关注构成密切的合理梯度分割关系。
在多元文化价值存在的现实下，社会信仰文化的主流价值与多元化的不对称导致信仰文化信息不均匀，进行宏大目标与统一信仰的实现的教育活动风险与困难越来越大。重建道德，自觉自律，这是生态信仰文化的使命。如果没有生态教育和生态文化的普及，不能树立生态信仰，没有生态道德、自觉自律，所谓的生态危机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文明也很难名副其实。在现实的生态信仰形态中，以生态、信仰与文化“三元关系”动力审视生态信仰文化，意味着它对每一现实个体都具有潜在制约性。
因此，生态信仰文化的社会价值实效是主流信仰文化价值失范与失效控制和实效研究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转换，非常有必要在发挥社会信仰文化尤其是社会信仰文化价值实效过程中确立这种新的信仰文化范式。必须努力使一种保障安全、无害和可持续生活的生态信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大力支持，并将其原则转化为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使之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塑造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生态信仰文化形态。
总之，社会发展之所以造成诸多的问题，甚至人类文明有很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心病。俗话说，心病是万病之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信仰危机，现代人以占有和享乐为目的的生活方式根源于非生态、反生态所导致的“生态维度”的缺失——生态信仰的疏离化，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信仰文化来整合社会发展。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信仰文化价值实效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应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态信仰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范畴正实现了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通。生态信仰文化的构建应自觉找到社会信仰文化与科学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的内在距离关系，建立起生态信仰文化价值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动力机制。只有不断地将这种生态信仰文化转化为动力，收拾人心，克服痴心妄想，打破“名缰利锁”，回归自然，正所谓返璞归真、返本归元，才能纠正文明的偏差，更好地投入生态文明的创造序列中去，以实现信仰文化价值的自觉性，实现人与生态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