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士大夫群体的“伏阙”抗争

在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功臣、诸王占据朝廷要职，士大夫近于侍从之官，虽间有谏诤之举，然其群体声势不显。仁宗、宣宗诸帝较为亲近儒臣，士大夫位势渐重。总体来看，明前期皇帝与勋戚贵胄间的权力之争较为剧烈，与士大夫群体间的冲突不若后世显见，然亦不是全无迹象。如洪武二年，太祖因孟子有民贵君轻之论，欲罢黜孟子配享孔庙，刑部尚书钱唐犯颜力谏，云：“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9]太祖虽然大怒，还是因为钱唐的抗争而下诏恢复了孟子配享地位。仁宗继位之后耽于声色，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当廷指责仁宗所行非礼，仁宗命武士以金瓜击其肋，但李时勉仍然坚持他的指责。[10]抵至成化时期，士大夫群体“伏阙”与皇帝争是非的现象开始增多。从成化初年至明末，发生了十余次群臣“伏阙”抗争事件，兹依时间顺序分列于下：[11]

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二十六日，群臣“伏阙”请宪宗将已故英宗皇后钱氏祔葬帝陵。钱后死时，宪宗生母周氏尚在世，周氏欲死后单独与英宗合葬，宪宗为满足生母愿望，命大臣于帝陵外别选址以葬钱后。礼部尚书姚夔等朝臣则认为，钱氏为英宗元后，按制当与皇帝合葬，因而坚持将钱后祔葬帝陵。在皇帝迟疑未准的情况下，群臣退至文华门商议。刑科左给事中毛弘等认为：“面诤廷论此其时也……失此机会，恐后终无挽回之理。”于是科道官、礼部尚书夔等跪伏文华门外，要求皇帝立即做出决定。[12]《明史》记此次“伏阙”抗争“自巳至申”，即三个时辰。[13]迫于群臣现场压力，宪宗允准群臣所请，钱后终以礼祔葬帝陵。

正德初年，内臣马永等人导引武宗玩乐无度，武宗常不理政事。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十三日，当时的大学士刘健和户部尚书韩文等，率领九卿、科道“伏阙”，要求武宗诛杀刘瑾等人。武宗不听，下旨宽宥刘瑾等，百官遂皆罢散。[14]此次群臣“伏阙”抗争失败后，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乞休”明志，终生未再出仕。

正德中，武宗屡次出京巡游，数月不归。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欲再次出巡。“六科给事中徐之鸾等言：‘南巡旨下，臣等屡疏不可，未蒙批答’……疏上二日不报，于是科道官‘伏阙’俟命，自辰至申”。[15]武宗当日晓谕群臣退下，七日后，借故将“伏阙”诸臣罚跪于午门前，再五日后廷杖“伏阙”诸臣，“杖之甚重，号哭之声彻于禁掖，往往舁归私宅几绝，复苏”。[16]由于群臣“伏阙”抗争，武宗没能立即出行，直到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地方藩王叛乱，武宗方以亲征平乱的名义离开北京。

武宗死时无子，士大夫与皇太后商议决定，以藩王世子朱厚熜继承皇位，即后来的明世宗。世宗欲追封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帝，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士大夫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17]群臣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

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纯，凡八人下诏狱。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18]

翰林编修王相等十七人被廷杖致死，丰熙、杨慎、王元正等人俱被谪戍。此后数年间，参与左顺门“伏阙”活动的官员被斥削殆尽，世宗逐步实现将生父兴献王称宗祔庙的心愿。此为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的一次群臣“伏阙”抗争事件。

明神宗无嫡子，宠爱庶三子朱常洵，庶长子朱常洛年十六而不得行冠礼，士大夫要求神宗遵守传统礼制，早日册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迟迟不肯做出决定。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二十七日，“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19]此次“伏阙”后，士大夫持续劝谏，神宗迫于压力，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如礼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温纯率九卿、科道官“伏阙”，请神宗罢除矿税。万历中期以后，神宗以修建宫殿缺少经费为由，直接派遣宦官到地方开矿以及设置关卡征税。“当是时，中外争请罢矿税，帝悉置不省。纯等忧惧不知所出，乃倡诸大臣‘伏阙’泣请”。[20]神宗慰谕群臣，然不罢矿税。士大夫群体一再坚持，神宗迫于压力，不得不在矿监、税使的选任以及征银额度等方面有所调整，然终万历一朝不废矿税之征。

万历末年，神宗怠政，群臣屡次“伏阙”请神宗处理政务，以下事项皆属此类。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十七日，礼部左侍郎何宗彦率属员“伏阙”，请神宗点选浙江等省考试官，神宗不报。[21]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十二日，吏部尚书赵焕率属员“伏阙”，请神宗行政，神宗不报。[22]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二十一日，群臣“伏阙”，请神宗点选官员并处理紧急边事，神宗不报。[23]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八日，吏部尚书赵焕同九卿、科道官“伏阙”，请神宗临朝、点选官员等，神宗不报。[24]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九日，尚书赵焕率群臣“伏阙”，请神宗行政、发内帑济边等，神宗不报。[25]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二月十三日，九卿、科道官“伏阙”，请神宗临朝并点选官员，神宗不报。[26]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六月一日，九卿、科道官“伏阙”，请神宗点选官员等，神宗不报。[27]

由以上所见群臣“伏阙”抗争活动，可见明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曾经发生激烈而且绵延不断的君臣冲突。此类士大夫群体的“伏阙”抗争，以嘉靖三年（1524年）谏阻世宗考兴献王事件参加人数最多。据胡吉勋统计，参加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左顺门哭谏的朝臣中姓名明确见于记载者，计有二百二十九人。[28]一百三十四人被下狱拷讯，十七人被廷杖致死，多人谪戍。此外，参加正德十四年（1519年）“伏阙”抗争的有一百余人，[29]该次“伏阙”活动亲历者郑善夫记载，该次因“伏阙”而死者有十一人。[30]其余历次“伏阙”活动的具体参与人数无从详考，然官私史籍皆言九卿、科道官参与其事，可以想见规模之盛。明代士大夫群体“伏阙”抗争首发于文华门，此后左顺门、思善门、仁德门皆有之，地点不同缘于群臣历次“伏阙”务得靠近皇帝居处之地，哭谏之声直达内廷，使单位空间内的壮烈声势达于至极。历次士大夫群体“伏阙”抗争的发生过程对皇帝来说都意味着一场必须从速解决的政治危机，皇帝处身舆论弱势的情境中，感受到来自士大夫群体的巨大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