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伏阙”，意指官民越过常规程序拜伏于宫门前，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的举动，史书中亦称“守阙”。个人“伏阙”，或为申冤，或为“乞休”，情由多样；群臣“伏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皇帝——官僚政治传统中带有礼仪色彩的程序性举动，如百官“伏阙”恳请皇太子继皇帝位之类；另外一种则是君臣政见发生严重冲突而尚未决裂时群臣公开对抗君主旨意的公共事态。后者为本文讨论的核心。

中国帝制时代的群臣“伏阙”抗争曾经屡有发生，其中在史籍中被反复引为典型事例的一次是，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围宋，太宰李邦彦主张割地求和，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在京官员、士子，以及数万民众“伏阙”请诛李邦彦，复用主战派官员李纲。结果宋钦宗迫于群臣压力，启用李纲任京城防御使。[1]在明代，官僚士大夫也曾多次“伏阙”抗争，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中国帝制政治史上甚为凸显。本文通过梳理明代的这些“伏阙”抗争现象，透视明代君臣关系的态势，进而对当时的中国传统政治做出一些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19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以皇权专制主义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基本特征，“专制”成为解说中国发展停滞的关键词。黑格尔（Georg Wihelm Friedrich Hegel）称：在中国，皇帝是唯一具有自由意识的实体，“除了天子的监督、审察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们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2]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以中国为例证，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与政治领域内的专制体制相对应。[3]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于20世纪中叶提出东方专制主义，认为中国始终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这种生产方式又可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以权力高度专制为其本质特点，专制皇帝的意志决定一切。[4]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提出“刺激—反应”模式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时，认为政治领域内的君主专制是导致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5]列文森（Joseph Richmnond Levenson）也认为中国古代是君主特权高度发展的时代，专制是阻碍中国迈向近代的重要因素。[6]余英时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专制化的特点在明代有充分表现，士大夫群体“扼于明代的政治生态，只能‘独善其身’，而绝望于‘兼善天下’”，“明代的政治文化不能容许‘得君行道’观念的存在”。[7]刘泽华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臣民在社会与历史上只能为子民、为辅、为奴、为犬马、为爪牙、为工具。”[8]上述关于中国帝制时代皇权专制的论断，有大量文献依据，但是论者在捕捉住皇权专制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常常忽略中国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这类理论从来也没有充分注意到，如此狭隘的极少数人的强权政治为什么能够在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根本对立的情况下绵延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那些激烈的君臣冲突究竟有无政治文化含义？纯粹以服从为职事乃至近于奴化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为什么会有极为丰富的个人著述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具体于明代，那些反复上演的群臣“伏阙”抗争，都是为了向皇帝表示效忠的闹剧而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