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延展讨论：土木之变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在土木之变过程中，群臣以皇帝举动牵涉社稷安危，不可轻出为由，极力劝阻英宗亲征，英宗不听，大军北出，十余日间皇帝被俘阵中，随征士大夫死难者不可数计。消息传至北京，在朝群臣必须从速做出决断，当也先以英宗安危向明廷要挟时，社稷重于君的观念被反复强调，这种政治价值观成为士大夫行为取向的指导原则。在奉迎英宗还朝这一问题上，士大夫群体明确支持，且认为礼当从厚，但他们的政治考量不限于英宗个人安危之事，而是认为太上皇在外，终究不利于社稷稳定，此中亦有着导引景泰帝以尊亲重孝等儒家思想治国的政治诉求。在士大夫的观念中，君主与社稷关系密切，然做进一步价值判定时，君主被纳入社稷的范畴中，后者为重。这种观念不仅主导了土木之变的政局走向，而且深刻影响了此后明代士大夫群体的行为取向，土木之变是明代士风趋向张扬的一个标志性时期。
首先，社稷重于君主的观念，先秦诸家已有许多讨论，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表述最清晰，对后世影响最大。明初，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强力推高皇帝位势，朱元璋下令删改《孟子》一书，在当时，社稷重于君的观念虽存而不显，至土木之变，这一观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当时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指导思想。土木之变到明亡，历一百九十余年，在此期间，于谦、姚夔等人之重社稷利益，轻英宗个人安危的政治抉择获得了广泛认可。成化时人王鏊评论云：“边人谢之曰：‘中国有主矣’。敌人抱空质，而负不义于天下，所以汲汲来归，盖合郑公、孙申之谋也。”[39]弘治时人魏校云：“时景皇帝中兴，故君虽蒙尘，而天下不倾也。”[40]万历时人王世贞云：“己巳之役……天位不再，社稷为重，君为轻。”[41]明末谷应泰云：“社稷为重，君臣之义亦轻……挟天子者，挟一匹夫耳。”[42]力主拒敌保社稷的于谦，则成为了通明一代忠臣的典范人物。英宗虽下旨杀于谦，然也说：“于谦实有功。”[43]成化时，朝廷下旨赐于谦祭文，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44]弘治时，谥于谦“肃愍”。万历时，改谥“忠肃”。[45]嘉靖时人严从简曰：“上皇回銮，固天命有在，亦人谋之善也。当时苟无于少保折冲御侮，力引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主战不主和，则送驾之日，已先坠虏毂中。”[46]上述这些言论皆说明，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念经土木之变过程中的一番强调，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主流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大夫政治角色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太祖、成祖以来形成的君权强势的势头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抑。
其次，在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由此出现皇权空位的非常时期，群臣拥立景泰帝即位。在这一过程中，士大夫群体成为左右政局走向的主导力量，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由此陡然而盛。《明史》云：“景泰时，士大夫激昂论事，朝多直臣。”[47]“天顺以后居其职者，振风裁而耻缄默。”[48]正德时，臣下张钦谏阻武宗出巡，引土木事例云：“车驾将出关，是我与君今日死生之会也。关不开，车驾不得出，违天子命，当死。关开，车驾得出，天下事不可知。万一有如土木，我与君亦死。宁坐不开关死，死且不朽。”[49]晚明时人袁袠形容明朝谏诤之风甚盛，亦提及土木群臣之事，云：“士希折槛之风，人慕引裾之节。窜逐甫去，而章疏继陈。如英皇之北狩，武庙之南巡，伏阙死谏者踵接于朝。”[50]
但是，也要注意到，明中期以后，士大夫群体内部相互攻讦之风渐盛，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倾向。追溯此种风气源流，大致在土木之变时期。“初经己巳之变，朝廷惩前政委靡之失，稍开言路，一时言事者毛举细故，攻讦阴私，以张直声”[51]。
再次，土木之变后，士大夫整体声势渐强，要求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英宗不听群臣劝阻，兵败被俘，鉴于这一教训，士大夫群体在景泰帝主政之初，就一再提出君臣共议国事的重要性。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副都御史朱鉴疏云：“伏望圣母陛下、郕王殿下速为张主，急议边兵，选智勇之将，托忠义之臣，开直谏之路，杜权势之门，凡有军国重事，委之文武大臣公同计议而行，如斯，事必有济。”[52]郕王即位后，翰林院侍讲吴节言：“人君负天下之大任，必合天下之众谋，而后能成莫大之功，建不世之业，从古以来未有不谋而成者也……伏惟陛下会合众谋，审而行之，运乾刚之断，鉴委靡之失，则建中兴赫赫之功，端在斯时矣。”[53]湖广按察司佥事韩阳言：“伏愿皇上于威福重权躬亲操揽，然后以天下之事责大臣，以天下之平委风宪，以天下之论付士夫，如此则权不下移，而治道昌矣。”[54]上述要求皇帝与文武大臣共商国是的议题，在土木之变发生后，成为士大夫群体普遍性的政治诉求。此后，一代又一代士大夫在劝谏皇帝时，常援引英宗独断，以至于土木之变事发为依据，要求皇帝听纳臣下意见。在明中期以后，土木之变渐渐被定性为皇权独断有失的典型事例，进而成为士大夫群体视君臣共治天下具有合理性的历史依据。
综上所述，在明代土木之变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劝阻英宗亲征，拥立郕王即位，复又力主以礼奉迎英宗还朝，这些行为含有效忠君主之意向，然皆是以社稷利益为更根本的政治考量基点。士大夫之忠，不限于对皇帝旨意的服从，而是以对朝廷存废，万民福祉等事项的深沉政治关怀为立足点，社稷是涵盖这些内容的更高层面的抽象政治概念。因此而论，所谓忠君，乃是以忠社稷为旨归，忠君的本质，并不指向士大夫对皇帝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实现自我政治信仰的手段。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从此而后，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陡然而盛，士大夫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土木之变是明代士风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作者简介：李佳，1982年生，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讲师，专业领域为明清史，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文化。
[1] 诸子相关论说多见，其中影响较大，常被后世士大夫提及者，如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语见《孟子·尽心下》；子产云：“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语见《左传·昭公四年》。
[2] 《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 《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壬寅。
[4] 《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七月壬戌。另《明史》载，在英宗意欲亲征时，邝野上疏言：“也先入犯，一边将足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此段文辞与前述“吏部尚书王直率廷臣合章奏”用语一致，断邝野也曾经参与了那场劝谏，载张廷玉等《明史》卷167《邝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4503～4504页。
[5] 张廷玉等：《明史》卷167《俞鉴传》，第4507页。
[6] 张廷玉等：《明史》卷167《罗如墉传》，第4507～4508页。
[7] 张廷玉等：《明史》卷10《英宗前纪》，第139页。
[8] 张廷玉等：《明史》卷168《陈循传》，第4513页。
[9] 《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子。
[10] 张廷玉等：《明史》卷177《姚夔传》，第4714页。
[11] 《明英宗实录》卷191，景泰元年四月丙申。
[12] 张廷玉等：《明史》卷170《于谦传》，第4545页。
[13] 项笃寿：《今献备遗》卷16《于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599页。
[14] 张廷玉等：《明史》卷172《罗亨信传》，第4580页。
[15] 《明英宗实录》卷186，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甲寅。
[16] 张廷玉等：《明史》卷173《杨洪传》，第4609页。
[17] 张廷玉等：《明史》卷173《郭登传》，第4620页。
[18] 李实：《北使录》，《丛书集成新编》，第12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第72页。
[19] 张廷玉等：《明史》卷171《杨善传》，第4566、4567页。
[2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480页。
[21] 张廷玉等：《明史》卷169《胡濙传》，第4536页。
[22] 张廷玉等：《明史》卷170《于谦传》，第4545页。
[23] 《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
[24]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第475页。
[25] 《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戊辰。另《明史》记：“登与安及侍郎沈固、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等出谒，伏地恸哭，以金二万余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家资进帝，以赐也先等。”见张廷玉等《明史》卷173《郭登传》，第4618页。由此可知，英宗赐予也先银两，除源于大同银库外，尚包括宋瑛等人家资。
[26] 张廷玉等：《明史》卷177《叶盛传》，第4721页。
[27] 张廷玉等：《明史》卷170《于谦传》，第4547页。
[28] 张廷玉等：《明史》卷171《杨善传》，第4565页。
[29] 李实：《北使录》，《丛书集成新编》，第120册，第71页。
[30] 韩雍：《襄毅文集》卷4《正统己巳秋客中闻大驾北狩未还惊号赋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第648页。
[31] 《明英宗实录》卷183，正统十四年九月甲辰。
[32] 《明英宗实录》卷193，景泰元年六月癸酉。
[33] 《明英宗实录》卷194，景泰元年七月丁卯。
[34] 张廷玉等：《明史》卷170《于谦传》，第4548页。
[35] 张廷玉等：《明史》卷167《袁敏传》，第4511页。
[36] 《明英宗实录》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庚辰。
[37] 《明英宗实录》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庚辰。
[38] 项笃寿：《今献备遗》卷20《叶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册，第624页。
[39] 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国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199页。
[40] 魏校：《庄渠遗书》卷8《谱牒·世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830页。
[41]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40《说部·札记外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第297页。
[4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第499页。
[43] 张廷玉等：《明史》卷170《于谦传》，第4550页。
[44] 于谦：《忠肃集》附录，《谕祭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396页。
[45] 张廷玉等：《明史》卷170《于谦传》，第4551页。
[46] 谈迁：《国榷》卷27，景泰元年八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1874页。
[47] 张廷玉等：《明史》卷177《林聪传》，第4721页。
[48] 张廷玉等：《明史》卷180《赞》，第4803页。
[49] 张廷玉等：《明史》卷188《张钦传》，第4999页。
[50] 袁袠：《世纬》卷上《诱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第8页。
[51] 丘濬：《重编琼台稿》卷23《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8册，第473页。
[52] 《明英宗实录》卷182，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午。
[53] 《明英宗实录》卷185，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庚辰。
[54] 《明英宗实录》卷193，景泰元年六月戊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