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奉迎英宗还朝：为忠社稷而忠君

前文讨论了在土木之变中士大夫群体对君主，对社稷的一些认识，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君主与社稷一体，当处于危急情境中，亦即社稷有虞时，君主的个人安危问题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但需要明确的事实是，士大夫群体以社稷安危为重，拥护郕王即位，于主导促成朝廷最高权力掌握者变换之际，并没有放弃奉迎英宗还朝的努力，这体现在英宗被俘后的许多事例中，有必要对这部分内容做出进一步分析。

首先，新君即位，对文武官员例有赏赐，于谦等人坚辞不受。“郕王即位，例有赏赉，（叶）盛以君父蒙尘辞”。[26]“论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谦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27]景泰元年（1450年），“廷臣朝正毕，循故事，相贺于朝房。（杨）善独流涕曰：‘上皇在何所，而我曹自相贺乎？’众愧，为之止”。[28]

其次，郕王即位，英宗被尊为太上皇，仍然被扣押在也先帐中，群臣并没有放弃奉迎英宗还朝的努力。使臣李实虽有批评英宗之语，然他所作诗中，一再表达出志在迎驾还朝的志向，如云：“虏营迎复吾皇驾”“早奉銮舆复帝州。”[29]御史韩雍诗亦云：“怅望何时遂迎复。”[30]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副都御史张纯疏言：“乞命在廷文武群臣朝夕计议，何人可以为将帅？何人可以运谋略？何策可以迎还圣驾？何术可以报复仇心？务在精思远虑，一举万全，如此不惟可以报君父之恩，亦可以奠安宗社矣。”[31]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王直等人奏言：

臣等切惟陛下嗣登大宝，天与人归，四方万国同心欢戴，永永无贰。陛下隆敬兄之心已昭告天地、祖宗、社稷，尊为太上皇帝，名位已定，天下之人皆以为宜。今既留寓虏中，而归以太上之尊，不复事天临民，陛下但当尽崇奉之礼，永享太平悠久之福，陛下于天伦既厚，则天眷益隆矣。[32]

七月，王直等人复言：“体上皇之心，顺臣民之情，因虏人之意，遣使回答，迎上皇以归。不然则重违众志，恐失事机，虏人指此以为兵端，边事未有宁息，京师亦不得安然无忧。”[33]在奉迎英宗的问题上，于谦也积极表态赞成。“帝（景泰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34]

再次，在奉迎英宗还朝的礼仪问题上，群臣主张礼当从厚，这与景泰帝存在分歧。早在英宗被俘之初，知事袁敏就主张送衣物到也先营中，言：“臣闻之，主辱臣死。上皇辱至此，臣子何以为心，臣不惜碎首刳心，乞遣官一人，或就令臣赍书及服御物问安塞外，以尽臣子之义。臣虽万死，心实甘之。”[35]给事中刘福等人疏言：“今用轿一乘，马二匹，丹陛驾于安定门内迎接太上皇帝，礼仪似乎太薄。”[36]景泰帝得疏不悦，命礼部再议。礼部尚书胡濙等奏言：“福（刘福）所言无非欲皇上笃亲亲之义，乃臣子尽忠之道也。”[37]千户龚遂荣言：“上皇之出为宗社计，今都人闻驾还，皆踊跃，迎复之礼宜厚，主上当避位固辞，而后受之乃可，不然恐贻讥千载。”[38]

通过以上内容可见，士大夫在坚定拥护郕王即位、保位的前提下，极力促成奉迎英宗还朝之事，并主张所用礼遇不可过简。首先，在士大夫的观念中，英宗的身份虽然不再为皇帝，并不如在位期间直接“事天临民”，不直接对社稷安危负责。然毕竟以一国太上皇之尊，为朝廷统系的重要象征人物，能否以礼迎复还朝，终究与社稷的稳定问题相牵连，如王直等人所言，故君在外，或可生变，明廷将难于防控。其次，景泰帝即位以后，士大夫群体力主奉迎英宗还朝，有恋慕故主的情谊，但更深层次的考量在于要求景泰帝重视兄弟情谊，笃守亲亲之义，向天下臣民与外邦展示出朝廷将以此种思路治理国家的意向。尊亲重孝之义，是儒家倡导人君所必要遵行的基本思想。就此而言，士大夫群体积极奉迎英宗还朝，已然超越英宗个人安危一事，而兼有劝导景泰帝实行何种治国之道的意义。再次，当景泰帝因奉迎英宗之议而担忧皇位再次转移之时，士大夫一再建言，忠君之忠，集中体现于“谏”这一行为取向，与谏阻英宗亲征之举理路相通。综合以上内容而论，士大夫群体力主奉迎英宗还朝，立足点还是在于对社稷利益的考量，无论是忠于英宗，还是忠于景泰帝，皆是为忠社稷而忠君。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更根本的诉求还是将君主纳入到社稷，亦即国家管理体系与利益层面，从整体着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朝廷的稳定与百姓的福祉等政治诉求，作为判定何种行为取向更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这是士大夫的核心政治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