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劝阻英宗亲征：忠君与忠社稷一体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瓦剌部向明廷贡马，为求得更多赏赐，虚报使臣人数，明廷减少赏赐，并削减马价，此事引发瓦剌部首领也先不满。七月，也先出兵犯边，边关警讯传至京师，英宗震怒，意欲率军亲征。当是时，举朝反对，吏部尚书王直率领群臣合章谏阻，疏曰：

臣闻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而已。圣朝备边最为严谨，谋臣猛将，坚甲利兵，随处充满，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丑虏无知，忽肆猖獗，违天悖理，自取败亡，陛下慎固封守，益以良将，增以劲兵，加之以赏赐，申之以号令，俾审度事势，坚壁清野，按兵蓄锐以待之，彼前不得战，退无所掠，人困马乏，神怒众怨，陛下得天之助，将士用命，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况秋暑尚盛，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畜之用，实有未充，又车驾既出，四方若有急务奏报，岂能即达？其它利害，难保必无。且兵，凶器，战，危事，古之圣人敬慎，而不敢忽。今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险地，臣等至愚，以为不可。惟在端居穆清，坐运神算，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则人人尽力，成功不难。伏惟陛下实宗庙、社稷之主，万邦黎庶之所依归，诚不可不自重也，愿留意三思，俯察舆情。[2]

王直等人的奏疏要点有三：第一，皇帝当择良将御敌；第二，皇帝亲征有倾覆之危；第三，皇帝举动牵涉宗庙、社稷之事。群臣以此三点为由，劝谏英宗出行。然而，群臣虽然合章谏止，英宗不听，数日后即率大军仓促出京。在行军途中，群臣依然力请英宗回銮。《明英宗实录》记载当时情形：

成国公朱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振（王振）令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管老营，佐、野先行，振怒，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释。钦天监正彭德清劝振曰：“虏势如此，不可复前，倘有疏虞，陷天子于草莽。”振怒詈之曰：“设若有此，亦天命也。”翰林学士曹鼐劝振曰：“臣下命不足惜，惟主上系宗社安危，岂可轻进？”[3]

上亲征，野（邝野）从行坠马，或劝留怀安城少就医药，野不从。车驾回至宣府，虏踵至，野再上章请疾驱入关，严兵为殿。皆不报。又诣行殿申前请，王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野曰：“我为社稷生灵而言，何得以死惧哉！”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野与王佐相对泣帐中，明日师覆，野死。[4]

兵部主事俞鉴，从英宗北征，同僚曰：“家远子幼，奈何？”鉴曰：“为国，臣子敢计身家？”并对尚书邝野表示当在此征途中“力劝班师”[5]。行人罗如墉从军北征，“濒行，诀妻子，誓以死报国，属翰林刘俨铭其墓。俨惊拒之，如墉笑曰：‘行当验耳’。”[6]

上述关于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翰林学士曹鼐、兵部主事俞鉴等人的材料中，牵涉王振之事，情由复杂，罗如墉预料败军之语亦未必确实，然此二者与本文主旨无关，此不详述。唯从引文可见，群臣极力劝谏之情形。这些劝谏言论及其死事情状，反映出士大夫对君主与社稷，以及自身与二者关系的一些认识。

第一，忠君——服从皇帝的权威。在士大夫劝谏英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此一群体反对皇帝亲征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此事而言，与皇帝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当英宗执意亲征时，群臣是要从命随征的。这种从命，被士大夫自身视为合理的行为取向。邝野、王佐等人在激谏不成后，宁可“对泣”于帐中，然不背弃英宗而去。主事俞鉴、行人罗如墉皆表达出不惜以死从君的气魄。《明史》卷167集中收录了死于土木之变的人物小传，类如俞鉴、罗如墉者尚多，此不一一开列。这些士大夫竭诚尽责止于谏诤、身死。这说明，在士大夫的观念中，皇帝的权威是当服从的，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在这种情境中的“忠”，既包含敢于纠正君非的要素，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皇帝旨意的遵从，这是士大夫忠君观的应有之义。

第二，忠社稷——强调皇帝举动与社稷祸福关系密切。群臣劝谏英宗的言论以社稷、宗社、生灵、黎庶、国等为关键词。其中宗，指宗庙，社，为社稷简称，生灵与黎庶则为民的文言表述。可以看到，在士大夫的观念中，皇帝举动牵涉朝廷宗庙与天下万民的祸福。社稷一语内涵复杂，兼有宗庙统系与民的意向，常被用为国家的代称。在士大夫看来，皇帝是朝廷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若皇帝陷于敌阵，则可能造成整个国家统治机构的无序化，进而宗庙、民等皆受到威胁，亦即社稷危矣。由此而论，士大夫对皇帝的忠，与对社稷的忠其实是纠结一处的，二者各自的重要性在相互参照中被反复论说。士大夫忠的对象，亦即竭诚尽责的对象不限于皇帝，还包括宗社、生灵、黎民百姓等。在一般意义上说，社稷为更具有涵盖性，甚至将皇帝包含于内的抽象化政治信仰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