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调查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人口规模日益扩大,迁移流动性不断加强,迁移的流向和机制亦不断发生变化。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最频繁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26652人。中国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这一重要阶段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因此,人口迁移和流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调查研究也备受重视。概括起来,目前中国开展过的人口迁移流动调查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全国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开展的1%人口抽样调查;二是相关机构开展的人口迁移流动的专项调查或区域性调查;三是一些典型的全国性调查,其中收集了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信息。本文将对中国已开展过的人口迁移流动调查进行简要概述,为准确理解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趋势,以及为与人口迁移流动相关的城市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融合等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一 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
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是中国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开展过6次全国人口普查和3次1%人口抽样调查,在前三次人口普查中,问卷里未设计有关人口迁移的项目。自1987年第一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起,我国统计部门开始在全国性人口调查中收集有关人口迁移的信息。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扩大,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内容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中越来越丰富(见表2-1)。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设置了3个人口迁移项目:“在本地居住时间”(指迁入本地不满五年的居住时间)、“最后一次从何地迁来(本地)”和“迁移原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收集了5岁及以上被调查者的“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状况”和迁移人口“迁来本地的原因”(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0)。此次普查将1985年7月1日常住地划分为“本县/市”和“本省其他县/市”两种,可以分析我国1985年年中到1990年年中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情况,特别是省际人口迁移和省内跨县的人口迁移情况,但无法分析县内跨乡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信息。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也设置了3个人口迁移项目:“何时来本县、市、区居住”,“从何地来本县、市、区居住”,“1990年10月1日常住地”;但取消了1987年调查和1990年普查中使用的“迁移原因”项目。1996年后,中国城市化发展步入了中期阶段,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随之加速,因此,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资料收集做了较大改进,收集信息增加到9项。首先,在以户为单位的信息中,收集了“本户户籍人口中外出不满半年人数(H4)”、“本户户籍人口中外出半年以上人数(H5)”、“暂住本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不满半年人数(H6)”等。其次,首次使用长表与短表相结合的方式,在长表中收集了“出生地”、“何时来本乡镇街道居住”、“从何地来本乡镇街道居住”、“迁出地类型”、“迁移原因”和“5年前常住地”等信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对问题设计又有所改进,在户单位中收集了“本户户籍中2005年10月31日晚未居住在本户的人数”,在个人填报表中收集了“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1年前常住地”、“5年前常住地”等4项信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人口迁移和流动信息的收集与2005年抽样调查相比略有改动,保留了“本户户籍中2010年10月31日晚未居住在本户的人数”、“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5年前常住地”4项信息,增加了“出生地”信息,删除了“1年前常住地”信息。
表2-1 我国各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主要内容
利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所收集的信息,不仅可以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还可以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流向、原因、变动趋势等进行纵向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表明,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和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一直持续上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离开户籍地1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为2135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88%; 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推算结果显示,全国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为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5.86%;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达1022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9%;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比例为11.28%;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全国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已高达22142.7万人,与10年前相比,流动人口数量增加11913.7万人,增长116.5%(见表2-2)。
表2-2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流动人口数量和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计算得出。
二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专项调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就开展了人口迁移流动的专项调查。迄今为止,各类与人口迁移流动相关的调查达数百次。这些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调查对象的调查规模大小不一,既有全国性的调查,也有区域性的调查,还有特定人群的调查。下文将重点梳理学者使用较多的几次全国性的人口迁移流动调查项目。
(1)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联合16家人口研究单位于1986年7~12月组织实施,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人口迁移开展的全国性调查,是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并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部分资助。此次调查在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和宁夏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选定了特大城市15座、大城市6座、中等城市12座、小城市10座和31个镇展开,共计调查23895个家庭户,1643个集体户,调查人口100267人。抽样方法采取分层、概率比率、随机和等距原则,总抽样比为市镇总户数的2‰,同时,为使小城市和城镇样本量不至于过少而影响数据分析,采取了依城镇户数递减而使调查样本比例递增的原则,将城镇按户数多少分为六级确定抽样比例范围。问卷设计以户名为调查单位,调查内容分为五个方面:①城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数量;②城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方向;③城镇中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构成;④城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原因;⑤城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影响。这套数据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80年代中期我国城镇人口迁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于调查结果出版了《中国1986年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资料》和数篇学术期刊论文,并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侠、王维志,1988)。
(2)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中国农业银行信息部联合进行,利用中国农业银行的农户抽样调查系统,于1993年12月至1994年1月对全国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黑龙江、上海、广东、西藏、台湾)的442个县进行了调查,有效农户共12673户。此次调查的对象是在各个省抽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县级单位,然后在各县选取30个左右收入水平不一的农户。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基本人口学信息、收入水平、家庭中外出打工者的文化程度、流动范围、流动频度(滞留时间)以及打工人员的行业分布、收支状况和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等。这套数据可以清晰呈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区域差异特征和流动模式、流动范围等信息(李潘、韩晓耘,1994)。
(3)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情况调查。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组织,调查首次实施于1994年5月。该项调查在河南、河北、安徽、四川、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江苏、广西、贵州等11个省区的75个固定观察点村庄开展(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1994;农业部课题组,1995)。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家庭的人口与劳动力情况、本户劳动力到本乡镇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或打工的情况、劳动力外出的原因、外出的途径和渠道、外出收入、外出期间的心理体验与意外遭遇、外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村家庭的雇工情况等15个大类。这项调查数据对于分析我国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状况、趋势、原因、渠道和社会影响等具有重要价值,此后每年调查一次,调查范围已扩展到全国31个省市区(段成荣等,2002)。
(4)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由国家统计局2008年年底建立的调查制度,每年对全国31个省市区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进行监测,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数量、流向、结构、就业、收支、居住、社会保障等情况。基于调查数据撰写的研究报告发表于历年的《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综述部分,这套多年的数据资料能清晰反映出中国农民工各项指标变化的历史轨迹,是国家制定相应政策文件的重要参考资料。
(5)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实施,于2009年7月首次启动。2009年调查采用重点抽样和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业流动人口和非农流动人口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对象为16~59岁、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调查区域涵盖了东、中、西三大地理区域以及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西部、中部五大经济带,涉及北京、上海、深圳、太原和成都五个城市中的2330万流动人口,实际调查了56个县市区、173个乡镇街道、423个村居委会、21771个流动人口家庭、47461名流动人口。调查内容包括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学信息、家庭结构、在流入地的就业和收支情况、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和定居意愿、计划生育服务和生殖健康相关信息以及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居住条件等状况(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此项调查于2010、2011和2012年继续开展,基于原有的抽样方法逐步扩大调查区域和样本量,2012年已扩展到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兵团,调查对象达159027人;调查采用个人问卷和社区问卷两种方式来收集相关信息。该调查数据能及时、持续、动态地了解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社会融合情况、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流动行为、流动特征等的变动趋势,已连续3年出版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6)中国流动儿童状况抽样调查。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国家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大队执行的专项调查。调查于2002年启动,2003年完成。调查采取分层抽样方法,根据地理位置(东、中、西部)和大中小城市规模分组,同时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等因素,最后确定北京、武汉、成都、深圳、吉林、咸阳、绍兴、株洲和伊宁9个调查城市;在所调查的城市内,采取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抽取调查户。调查对象是户口登记地为县城以下的农村或乡镇,在调查市区居住半年以上,并随带有18周岁以下儿童的流动人口家庭。调查共涉及9个城市的36个市区、125个街道的6343个家庭户,12116名流动儿童监护人和7817名6~18岁的流动儿童。调查内容包括流动儿童的教育、健康、权利保护和社会融入等内容(邹泓等,2004;陈晓蓓,2003)。基于调查数据,最终形成了“流动儿童健康及卫生保健状况”、“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权利受保护状况”和“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等四个专题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流动儿童生活的全景图,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流动儿童的研究浪潮。
除全国性的调查外,一些机构还开展了区域性的人口迁移流动调查。比如,上海市公安局和统计局分别于1984年、1985年、1986年、1988年、1993年和1997年联合组织实施了六次上海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2003年两部门又联合人口计生委开展了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尽管历次流动人口调查的口径与方法不尽相同,但这些调查数据基本上反映了上海流动人口的整体情况。学者们利用调查数据,先后出版了《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和《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与展望: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等著作,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王桂新、戴贤晖,2005;任远,2006)。北京市也分别于1985年、1994年、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2002年和2006年开展了五次流动人口调查,其中1997年的外来人口普查和2006年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两套数据的开发较为深入,公开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和著作(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2000;翟振武等,2007;姜向群等,2008;宋健等,2008)。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中国农村劳动力发展研究所、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就业培训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领导小组西南扶贫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南京、四川、贵州等地的多家学术研究机构,汇集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医学、教育学、民族学、女性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人员,从社会管理、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民培训、就业市场、婚姻生育、劳务输出、社会融入、社会网络、公共卫生、流动儿童教育、社会性别等多维视角在全国多个省市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流动人口调查,基于调查数据,学者们撰写了大量研究报告、学术文章和专著(赵树凯,1998;宋洪远,2000;潘绥铭,2000;“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2000;周海旺,2001;张寒梅,2001;郭虹,2002;郑真真、解振明,2004),这些研究为2000年后中国对流动人口政策的逐步完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分别于2003年在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东莞5个城市的25个社区和2005年在昆明市的10个乡镇街道的大部分社区进行了“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该项研究从社区的视角出发,通过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比较分析来透视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入等问题(张展新、侯亚非,2009)。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5年在西部的乌鲁木齐、拉萨、兰州、银川、西宁和格尔木6个重要城市组织了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情况(马戎、马雪峰,2007)。为了完整地再现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更好地实现对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人群及其家庭之间的对比,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采用流入地与流出地配对跟踪调查的设计思路,选取北京朝阳区-河南滑县、广东东莞-湖南嘉禾、浙江诸暨-贵州遵义同时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为中国流动人口的梯次流动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杜鹏、张航空, 2011)。此外,武汉、重庆、西安、深圳、沈阳、广州等大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先后举行过流动人口调查和农村劳动力外出调查。这些调查对开展区域性的人口迁移流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 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调查
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数据来源广泛,除了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和专项调查外,国内开展的一些以其他主题为主的较大规模人口调查中,也包含了部分人口迁移流动信息,成为人口迁移流动研究宝贵的补充材料。
(1)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由国家计生委于1988年组织进行的,该调查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区(含海南省,不含台湾省),调查总样本规模为215.2万人(王谦,1993)。该调查收集了“出生地”、“迁移到样本点的原因”、“最后一次来样本点的时间”和跨省迁移人口的“最后一次省际移动原因、时间和移出地”等丰富的人口迁移信息。1992年,国家计生委又进行了类似的调查,样本的规模是38万人,周皓(2001)利用这一数据从迁出地、家庭户的角度考察了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出的影响作用。
(2)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负责实施,分别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开展了3次。该项调查采用了科学的抽样方法,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区(除宁夏、青海、西藏外)抽取样本。2006年在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00户,有效样本7061个;2008年在134个县(市、区)、251个乡(镇、街道)和523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001户,有效样本7139个;2011年在100个县(市、区)和5大城市、480个村(居委会)进行调查,有效样本6468个。三次调查中为保证流动人口样本量符合统计推论的科学要求,都对样本进行了追加调查。该项调查的主要内容涉及家庭状况、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态度等诸多方面,调查对象为18~69岁的城乡居民。一些学者应用这套数据深入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和消费、社会态度等问题(李培林、李炜,2007;田丰,2010)。
(3)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共同组织实施。调查采用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在全国31个省市区内选择了460个县区、2300个村/居委会,共计调查了18岁及以上个人有效问卷105573份, 10~17岁儿童群体有效问卷20405份(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 2011)。同时,为深入分析人口迁移流动对妇女群体社会地位的影响,本次调查中专门设计了“受流动影响人口”附卷,主要调查迁移流动史、流动原因、流动经历、流动对个人/家庭的影响以及流动人口对未来的期望等内容。需要说明的是,为弥补抽样调查中流动人口容易被遗漏的问题,在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北京、天津、内蒙古、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新疆等18个省区市,对18~69岁受流动影响的人口又进行了补充抽样,入户调查和补充调查共回收受流动影响群体有效问卷9422份。此外,这套数据中首次将受流动影响人口分为三个群体(即正在外出流动群体、曾经外出已返乡的流动群体和留守群体)进行调查,为人口迁移流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提供了基础。
四 结论与讨论
综观上述国内开展过的人口迁移和流动调查,主要具有如下共性特征:(1)调查对象多数是发生乡城流动的人口,而并不涵盖迁移发生在乡村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2)搜集的信息可分为迁移者迁移前在原居住地的信息和迁移后在目的地的信息,调查内容主要围绕迁移流动的规模、流向、外出经历(如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经济状况、社会融合等)、外出原因及迁移流动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影响等展开。
二十多年来,我国在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调查方面逐步走向成熟,抽样方法和调查指标不断改进,调查内容日益丰富。已积累的数据资料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普查数据,也有抽样调查数据;既有一次性调查数据,也有连续多年的跟踪调查数据,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在看到可喜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这方面的不足之处。第一,我国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大多数研究以一次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为主,对长期数据的动态分析和因果分析较少;更注重研究人口迁移流动对流入地的影响,而对流出地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调查内容主要关注迁移经历、社会融合等信息,而缺少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调查。第二,调查指标体系多样化。比如对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就有多种方式,对迁移史的调查项目差异也较大,极易出现信息收集不全的情况,同时造成多套数据之间缺乏可比性,限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三,缺失多学科的合作研究。目前,我国对人口的迁移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事实上,流动人口的迁移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状况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需要多学科的介入与合作。第四,数据未能充分共享。很多由特定部门组织的调查针对性强,是研究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始资料,但这些数据往往只在调查组织者手中,没有公开使用,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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