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

第一章 中国流动人口的现状与特点

一 研究背景

中国拥有全世界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且这个群体的规模从2000年的1亿多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多人，几乎占总人口的1/6。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六普”更新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版图。人口比重在全国排位上升的地区除广东外都是低生育地区，这种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动力应当是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吸引。广东超过山东与河南跃居人口第一大省，显然与珠三角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劳动力有密切关系；人口比重排位上升的其次是上海、浙江和北京。这些地区正在抓住人口机会窗口的最后几年，充分利用着从全国各地流入的劳动力。而四川、湖北、安徽、河南这些人口流出大省，2010年人口比重排位与2000年相比则显著下降。

近年来，由于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进入了劳动年龄，更多农村青年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不少调查研究发现，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行为，如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发现，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部分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此外，不同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就业形势的变化以及作为主要流入地的大中型城市就业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变化，都有可能改变流动人口的迁移、就业和居留模式。本文将主要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汇总数据（以下简称“六普”）和其他相关信息，描述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状况和就业特征。

二 流动人口概况

（一）人口规模

“六普”统计的户口登记地不在常住乡镇街道的人口总数为26094万人，在这些人当中，户口登记地在省内的属于市区内人户分离者有3991万人，由于这类人可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迁移流动，下文中没有将他们计入流动人口（以下分析均减去市区内人户分离者）。从而不包括市区内人户分离者的流动人口为22103万人，与2000年的约1亿人相比，增长了一倍多。

不少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定居，所以这10年中其规模的扩大，有近期离开户籍地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主要是年轻人）的因素，也是以往历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积累的结果。根据“六普”结果，2010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至一年和一年至两年的流动人口分别占20.8%和21.0%；而离开户口登记地6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23.8%。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中有24.0%离开户口登记地6年以上，几个主要人口流入地如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的相应比例更分别高达32.2%和30.3%，天津和广东虽然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至两年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44.9%和44.1%），但6年以上的比例也分别达到20.9%和22.1%。这部分人其实已经成为较为稳定的当地居民而“定居”了，但在居民身份上仍然是“外地人”。

在“六普”统计的流动人口中，约63.0%来自农村；不过，省内流动者来自农村的比例略多于一半（54.0%），相对较低；而跨省流动者中有81.6%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女性占48.8%；跨省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占43.7%。

（二）年龄结构

流动人口高度集中在20～24岁（见图1-1）。初步分析发现，这种现象主要受总人口年龄结构和外出年龄变化等因素影响。首先， 2010年的总人口年龄结构显示出20～24岁人口规模显著大于前后相邻的年龄组，其占总人口比例比相邻年龄组约高出2个百分点，因而相应年龄的新增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其次，可能近年来有更多青年完成义务教育，甚至完成高中或职高学业后才外出打工，因而年轻组外出规模显著缩小；同时由于外出年龄推迟，在20～24岁形成堆积。下文显示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比例显著上升，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因在校时间延长而推迟外出离家工作的现象。

图1-1还显示，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更集中在20～24岁年龄组。如果进一步观察流动人口的男女性别构成，则可以发现2010年15～30岁男女两性构成相对平衡（见图1-2），女性流动人口在较低年龄段的迁移特征逐渐呈现出与男性相似的规律。这不同于2005年以前流动女性15～24岁年龄组的规模显著大于男性的情况，以往那种女性（主要是农村女性）早于男性外出打工的模式正在改变，流动人口在青年阶段的性别结构更趋于平衡。

观察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人口（见图1-3），无疑有更多20多岁的年轻人加入省内流动的行列，这是否由于中央对中西部经济发展力度加大，或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工厂企业向中西部移动的影响，还需要结合这些年轻人的就业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结合图1-1至图1-3，还可观察到少年儿童的流动情况。图1-1明确显示出0～14岁低龄组的规模与25～44岁年龄组相差甚远，说明与流动人口共同在外的年幼子女仍然相对较少。从流动方式的“家庭化”而言，夫妻共同在外可能更为普遍，而子女并未大规模随迁。如25～29岁组和30～34岁组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女性人口规模分别为1535万人和1289万人，而5～9岁组和10～14岁组的男女儿童合计分别为959万人和952万人。2010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也发现，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中，59.4%为夫妻一起外出；而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中，62.9%将子女留在老家，意味着农村依然有大量留守儿童。图1-2显示流动儿童中男童多于女童，性别比在120上下波动，但不能由此判断有更多女童没有随父母外出，因为同年龄的总人口性别比在118～119之间波动。图1-3则显示，与跨省流动相比，有更多儿童跟随省内流动的父母，且随着入学后的年龄增长，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儿童规模差距加大，初中阶段差距最大，这可能是因为省内流动更容易解决初中阶段异地入学的问题。

（三）受教育程度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不过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也占了不小比例，省内流动女性有39.8%受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见表1-1）。虽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略低于男性，但差距并不大，男性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上的相对优势已逐渐消失。相对而言，跨省流动者有更高比例为初中程度，而高中以上的受教育程度者比例较低，这种趋势对男女来说都一样。结合下文的就业特征，可推断跨省迁移流动者多在制造业工作，而省内迁移流动者有相对较高比例从事技术工作，不同的劳动市场需求形成了这种差距。从就业机会而言，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可能在本地可以有更多选择、可相对容易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因而不必远距离跨省流动。

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发现，从农村到城市的30岁以下流动女性中有44.4%具有高中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这个比例远远高于30～39岁流动妇女的21.0%和40～49岁流动妇女的15.1%。这个现象既反映了近年来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有显著提高，也说明不少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加入流动行列；此外，有调查发现，不少青年农民工的父辈就是在外打工的农民，他们在城镇长大，在城镇接受教育，因此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受教育质量上都会高于在农村长大的农民工。年轻一代受过较好教育的农民工在就业上也许会有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表现。

（四）流动原因

从流动原因看，流动人口中因经济原因流动仍占大多数，尽管与2000年以来的趋势大致相当，但无论是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因经济原因流动比例在这十年间显著上升。分迁移类型看，跨省流动的流动原因以经济原因为主，省内流动的则几乎是两类各半，且存在明显的男女差别（见表1-2）。由于2010年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比例的城-城流动者，他们的流动原因和个体特征与乡-城流动者有较大区别。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发现农村妇女因经济原因流动占46.5%，因非经济原因流动的占53.5%，其中因婚姻嫁娶发生流动占农村流动女性人口总数的比例为26.3%。

如果按照年龄细分，有两组人特别值得关注，即15～19岁务工经商的流动者和因婚姻嫁娶而流动的妇女。图1-4显示了不同年龄不同原因流动的人占同龄流动人口的比例。女性在18岁以后因婚姻嫁娶而流动的比例逐渐上升，15～19岁因婚姻嫁娶流动的妇女约20万人；男女两性在20岁以下因务工经商流动的比例相差较小，在20岁以后差距明显拉大。

由于婚姻嫁娶的流动年龄别模式取决于初婚年龄的变化，其他非经济原因的流动亦无明确年龄别模式，因而本研究最为关注的是因务工经商发生流动的年龄别模式。图1-5为分性别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流动人口的迁移率，显示了与男女两性劳动参与率较为相同的模式和差距。在十几至二十几岁的迁移率上升时期，男女两性的上升速度一致，不过女性比男性提前两年达到峰值，即女性峰值在24岁，男性在26岁，随后都呈缓慢下降趋势。可见，无论男女，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相当一部分人退出了流动者的行列，不过相对而言，女性仍比男性早两年退出。

由于男女返乡原因的不同，退出迁移的年龄也呈不同的模式。根据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流动妇女返乡的前三位首要原因是结婚、孩子上学需要照顾、生孩子和照料幼儿，分别占首要返乡原因的20.6%、18.2%和11.8%。由于结婚或生育之后还有可能再次外出，而孩子上学和照料幼儿这些需求主要都发生在妇女的25～40岁阶段，并会持续数年，因此造成这个年龄段妇女比较集中地退出流动状态。相对而言，男性返乡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没有赚到钱、不满意外面的工作、在家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分别占首要返乡原因的18.9%、14.1%和11.9%，这些情况有可能在任何年龄发生，而在年龄较大时更有可能出现。例如有调查显示，受2008年金融危机对沿海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冲击，那些年龄偏大、已有回乡打算的农民工平均提前3年返乡。不过，对于因务工经商流动的人而言，无论男女，绝大部分在60岁以前都已经退出流动人口的行列了。

（五）就业特征

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且流动人口绝大部分在劳动年龄，因此流动人口的就业率相当高。从分性别职业特征看，跨省流动女性更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显示生产制造业对省外劳动力的吸引力；省内流动女性则有更高比例为专业技术人员或商业服务业人员，后者可能是由于各地商业服务业对本地劳动力有更大的吸纳能力，前者则与省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较高相呼应，显示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省内流动的情况（见图1-6）。至于哪些人在从事哪些职业，从事这些职业时间的长短，则需要有更多个体层次的数据才能深入分析。

三 流动中的变化与比较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改革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更多变化，例如取消一系列农民工收费、针对农民进城务工提出“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废除流动人口就业证制度、规范流动人口融合政策、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这些政策和措施都程度不同地促进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良性发展、改善了流动人口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与此同时，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加入了流动人口的行列，这些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也是计划生育后出生的新一代（即独生子女占了一定比例）在逐渐改变着流动人口的构成和特征，也可能会改变人口流动的模式和未来趋势。回顾和分析2000～2010年的人口流动特征，不难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

从跨省流动的年龄模式方面观察到明显的变化。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是以务工经商为主的乡城迁移者，也是大多数有关流动人口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尽管相隔5年，2005年和2010年的跨省迁移模式有了明显的不同，从迁移率反映出的变化在15～24岁最为显著，男女两性在迁移率上升阶段的差距显著缩小，除了峰值不同之外，已经几乎没有差别（见图1-7）。差距缩小的直接原因是女性推迟了外出时间，而男性在外出时间上略有前移。如果说，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本提升应当是相互促进的话，我们在女青年流动模式变化中看到了这种促进的倾向，但是男青年的流动模式变化却暗含着相反的作用。

初步分析认为，引起这两种变化可能有几个因素。对女性而言，多种因素促进了她们在校时间的延长：（1）高中和职高毕业有可能找到收入较好、工作条件较好或更有发展空间的工作，因而促进了更多女青年上了高中或完成职高以后再外出工作；（2）生育率下降后出生的这代人普遍具有家里兄弟姐妹相对较少的特征，因而家庭资源更为充足，过去农村那种在家庭资源匮乏时挤压女孩受教育机会的现象不再普遍，这一代人的父母与老一辈相比，也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经济状况，因此家庭有条件为女儿的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使她们得以完成愿意完成的学业；（3）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及高中的发展和职业高中的发展，缩小了义务教育阶段以及职高教育的性别差距，尤其更多的农村女性得以完成更高学业; （4）虽然还有少数妇女在20岁以前因结婚而流动，但随着初婚年龄的推迟，多数因婚姻嫁娶发生流动的妇女也推迟了她们的流动时间。

但对男性而言，随着近年来非熟练劳动者工资的快速上涨，教育的相对回报率下降，他们看到不必等待大学毕业就可以有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加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有些地区出现“读书无用”的苗头，一些初中生中断了学业或不再升学，提前加入了流动的行列。2006年以前观察到的女初中生更有可能存在辍学问题，但随后在某些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一项2009～2010年在山西和陕西欠发达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男生更有可能因为学习成绩差和家庭条件差而辍学。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劳动市场变化时，教育也应当有相应的调整和措施，降低在校学习的机会成本，以保证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持续和普遍得到提升。

比较2005年和2010年的迁移率年龄别模式差距，还可以看到2010年在较高年龄组的男女两性都有更高比例维持在流动状态，显示了相当一部分迁移者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趋势。这一特征已在本文有关流动人口规模中讨论过，且这种现象与其他相关研究和调查结果一致，如有研究发现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间超过4年，成为“不流动的流动人口”；而这种现象不仅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存在，也是近年来人口流动中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女性流动人口仍相对于男性较早结束流动返乡，因而形成了图1-4至图1-7中男女两性在20岁之后的迁移率上显示出的差距。这与前文所提到的男女返乡原因不同有关，女性返乡主要为了结婚生育和照顾学龄儿童，因而形成了20～40岁阶段男女迁移率差距较大的状况。

从图1-7中还可看到年龄别迁移率在低龄和高龄的变化。与2005年相比，有更多儿童随父母跨省流动，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家庭迁移流动的风险降低、条件有所改善，也反映了各地近年来在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方面的努力。而在50岁以上的年龄段，大部分流动人口仍然没有留在流入地，反映了在城市工作、回农村养老的模式依旧。

对女性来说，在不同流动原因中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两个主要原因，即务工经商和婚姻嫁娶，前者代表了流动女性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后者仍为传统的嫁夫随夫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以婚姻嫁娶为主的女性流动逐渐让位于务工经商的流动，近年来的变化幅度尤其显著。表1-3列出了这两种主要迁移原因的女性流动人口比例，其中因务工经商流动的妇女比例在10年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因婚姻嫁娶流动的比例则大幅度下降。

此外，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退出和年轻一代的加入，与2005年相比，流动人口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显著增加。而在就业构成上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如省内流动女性中有更高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过，更为深入和准确的比较需要有更多微观层次的数据支持，例如由于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城-城流动者，需要将他们的情况与乡城流动者区别分析和讨论；而仅从汇总的平均指标推断某些特殊群体会有发生层次谬误的风险，因此影响了对这些变化的深入分析以及更有意义的讨论。

四 小结与讨论

通过分析“六普”汇总资料并与此前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到人口流动的模式既有所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以往的特点。

（1）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加入人口流动的青年和在流入地“定居”的中年都导致了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

（2）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20～24岁。流动人口中15～24岁年龄组的女性规模显著大于男性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流动人口在青年阶段的性别结构更趋于平衡。

（3）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缩小，更多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加入了流动的行列；省内流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跨省流动女性。

（4）因务工经商流动的妇女比例在10年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说明更多妇女因经济原因发生流动。而男性流动原因比例则没有显著变化。

（5）从务工经商原因流动的年龄模式看，女性与男性几乎同时加入流动者的行列，所不同的是女性比男性早两年退出这个行列。造成男女两性退出年龄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在25～45岁年龄段主要为了结婚、生育、照顾孩子等家庭原因返乡，而男性返乡则主要是由于收入和就业等经济原因。

（6）与此前的年龄别流动模式相比，在十几岁的年轻人中，男女两性都有所改变，女青年显然推迟了外出时间，而男青年的外出时间则提前了，以往农村女性早于男性外出打工的模式正在改变。

（7）虽然与2005年相比，流动儿童有所增加，但多数流动父母仍未带子女同行，“留守儿童”现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以及流动人口一些特征的变化，与21世纪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例如个别年龄段人口规模的波动、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扩招、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中西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持续多年的用工需求以及对劳动力技能要求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镇流入地的长期定居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六普”数据所反映出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具体原因及后果，还需要更长时间来观察和更深入分析。而子女随同父母流动仍然存在诸多障碍，这不仅关系儿童的健康成长，也关乎亿万流动家庭福利和流动母亲的发展问题。

本文仅是根据“六普”汇总数据的初步分析。由于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和中国不同区域间的巨大差距，需要利用微观数据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特征进行多变量深入分析，而仅根据全国汇总数据难以探究更深层次的问题、开展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对很多现象也难以做出结论性的判断。